第四，各种类型的学术会议纷纷举行，促进了学术研究的交流与发展。据不完全统计，自1983年以来至2008年，已在国内外不同地区举行过近20次的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学术会议，促进了敦煌学的发展。
第五，敦煌学研究人员队伍不断壮大，老中青三结合的队伍已经形成。以中国大陆地区的人员为例，据不完全统计：1910年—1948年时期出生的人员，健在者约有100人左右；1949年—1965年出生的人员约在50人上下；1965年后出生的人员约200—300人左右。可见，这一支金字塔形的队伍，是以老年学者为指导、中年学者为骨干、青年学者为基础的队伍，后备力量充足。他们分布在各地区、各系统、担负着各种重要工作，他们是21世纪从事“敦煌学”研究的主要力量。
当今，全世界已进入经济一体化、知识信息化、交流网络化的新时期，地球村里再也没有可以单独存在、独立发展的角落了。如以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的接轨、交流而言，可以说现已进入了中西文化交流的第二个时期。
综观中国历史，如前所述，第一次中西文化的交流时期，是在两汉至唐朝（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9世纪）的1000年左右。当时以丝绸之路为纽带；以印度佛教的传入中国，以中国古代文明传到西方为主要内容；通过交流与吸收，各自都受到了重大的影响，促进了世界文化与文明的发展。
关于第二次中西文化交流的起始时间，笔者认为应以公元13世纪后期（1271年）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到中国以及回国后所著《马可·波罗游记》所产生的巨大影响这一事件作为开端，至今已经历了近750年的岁月。关于以此为开端的看法，可以199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西文化交流先驱——马可·波罗》一书的论述得到充分的证明。其后于公元16－17世纪时，以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为代表的一大批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和影响，使中西文化的交流内容，从物质文化的层面，提高、深入到精神文化的层面。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大批中华儿女出国留学，学习西方的科学与民主，吸收新学，吸取革命的经验，又以“五四运动”为标志，表明了在第二次中西文化交流中一个新时期，即发展阶段的到来。其后，随着新中国的成立，政治地位的提高，尤其是改革开放30年来所获得的巨大成就，令世人刮目相看。因为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影响力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所以季羡林教授才总结性地作出了“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的预言，一些学者也不断提出“二十一世纪是东方的世纪”、“二十一世纪是中国的世纪”等说法。现在看来，这些预言和说法是有道理的，它正在逐渐地变为现实。但对“三十年河东”的认识理解，笔者认为，不能简单地解释成：西方近300年来随着文艺的复兴、资本主义的发展，西方走在了世界的前头，成为今天的发达国家，东方（尤其是中国等）落后了，因而被喻为这是“三十年河西”的天下；今天，要“三十年河东”了，即是说以中国为首的东方国家要发展了，要在经济上赶超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要走在前头了……；而是应包括更深一层的含义，即所谓的“三十年河东”、“中国的世纪”是指：要在中国和东方的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并不断地充分地借鉴吸收西方文化的优点、长处，再创新的更高一层的东方文明或者说中国文明。这一种新的文化和文明，也是当今和今后世界上最高水平的文化与文明。这才是“三十年河东”的真正含义。
这种创新的世界领先的东方文化，随着第二次中西文化交流的开展和其交流高潮的到来，必将变成新的现实。目前出现的很多迹象，如留学热的普遍升温、世界各地学习汉语的热潮，世界各国要求创办更多的“孔子学院”学习吸收中国和东方文化等，都是第二次中西文化大交流的高潮即将到来的先兆。2008年北京“两奥会”的成功举办，几百个国家争相出席，上万名运动员参与比赛，几万几十万的世界观众出席观看，参与其中，尽情享受中国北京绿色奥运、科技奥运、人文奥运的丰硕成果，被两奥会主席分别誉为“史无前例”、“无与伦比”，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国内外的电视收视率都一致地达到了空前的高度，反映了全世界亿万人民对东方文化极大的热情；比赛的结果，除了赶超、打破各项世界记录的大面积丰收外，其中有些项目，如田径中的100米、200米跑一个人独得3枚金牌，成绩都打破原有世界纪录，可以说已达人类竞赛项目的极限；同样，在游泳比赛中一人独得8枚金牌，成绩也纷纷赶超和打破原有世界纪录。这种在北京奥运会上取得的成绩，恐怕将长留于世，成为21世纪的绝品。因此，笔者认为，2008年北京两奥会的成功，不仅是中国的胜利，也是东方文化的胜利，是第二次中西文化交流中高潮即将到来的演练，“三十年河东”的美好预言已初放光芒！
为此，作为第一次中西文化交流成果的中国敦煌学，在新的第二次中西文化大交流中做出更大的贡献应是责无旁贷的，在已有成果的基础上，通过努力也是有可能达到的。那么就具体任务来说，有哪些工作可做呢？笔者有如下的考虑：
一、继续整理，出全尚未刊布的敦煌资料。其中尤以大量的佛教典籍资料和藏文等少数民族文字资料以及古西域文字的资料，更是阙如较多，应不懈地努力，尽可能地多加刊布。
二、深入研究已刊布的大量敦煌资料，在充分诠释、研究的基础上，编著出各方面的专题论著，如
1．以敦煌佛教史料为基础，研究敦煌佛教活动的特点，尤其是系统地、细致地研究“正统佛教”和“世俗佛教”（也有说为“民间佛教”者）的特点，编出全面的《敦煌地区佛教史》和有中土特色的“中国佛教史”。
2．在系统、全面诠释各种佛教典籍的宗教内涵、文化科学知识、哲学思想等内容的基础上，编辑新版（即第二版）的《敦煌大藏经》（即“写本大藏经”），其内容可先编汉文作为正编，少数民族文字者为续编。
3．在充分搜集整理佛教艺术材料的基础上，分别编出敦煌绘画、雕塑、舞蹈、音乐、体育为主题的专题论著或者综合的艺术大全。
4．在诠释各种语言、文字材料的基础上分别编出语言学、文字学、文学和变文的有关专题论著。
5．在各类材料研究分析的基础上，再进一步编写敦煌学概论、敦煌学发现与研究史，以及从敦煌的各种资料中反映出的中国中世纪和古代的政治史、经济史、科技史、地方史、民族史、宗教史、哲学史、人物传记等类别的专题著作。
6．其他著述。
三、在各种课题深入研究的过程中，适时地举办与召开各种类型的学术讨论会，以交流经验，刊布初步的研究成果，研讨存在的问题，提高科学水平和促进“敦煌学”的发展。
随着上述研究、整理工作的开展和有关成果的刊布，我国的敦煌学必将在新的第二次中西文化交流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再创辉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