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皇俄国借助于邻近的地理之便，是最早和最多进入中国西域探险的国家。从后来的眼光看，俄国人无论是在新疆、敦煌还是黑水城，每次重大收获以后，他们都是大张旗鼓地宣传自己的伟大发现，甚至召开国际东方学大会、建立国际机构、鼓动各国之间的掠夺竞赛，来策划更大规模的探险活动。但是，这一切，在动乱的中国几乎没有人知道。当1908年伯希和在北京展示他敦煌收获的时候，中国没有“亡羊补牢”，而相继由俄国柯兹洛夫探险队在1908年到1909年间掠取了黑水城的大量珍宝，由奥登堡探险队在1909年到1910年掠取了新疆文物，在1914年掠取了敦煌的大量文献写卷和艺术品。
苏联收藏的敦煌、黑水城和新疆文献、文物，对于国际东方学界并不是严格保密。为了炫耀他们的伟大发现，欧洲人远比中国人较早地了解详细情况；而对于中国人来说，1958年文化部副部长郑振铎先生的访问，可以说是首次全面了解，但是由于郑先生不久后因飞机失事而遇难，不仅使得此事失去了最好的回归机会，也从此湮没无闻。
郑先生访问期间，连续三天，飞快地翻阅了苏联的三大中国宝藏。最终仅仅是黑水城出土的《刘知远诸宫调》由苏联政府归还给了北京图书馆，而国内对于这三大宝藏似乎是很少有人了解。郑先生在前往布达佩斯之前，分别给徐森玉和何其芳写信，报告了这些令人兴奋的发现。1987年，这两封信件收入郑先生好友刘哲民先生整理影印线装出版的《郑振铎先生书信集》。
到80年代，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敦煌学得到了迅猛的发展，而原始资料的匮乏成为主要的矛盾，于是敦煌吐鲁番文献的大规模、集成性出版项目就应运而生。这是在暂时不能做到实物回归之前，以出版形式化身百千的另一种让人兴奋中带有苦涩的回归。198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首先开始和苏联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和苏联科学出版社东方文学部合作，编纂出版《俄藏敦煌文献》。并以此为起点，编纂了以俄藏、法藏等资料为骨干的《敦煌吐鲁番文献集成》。
世界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历史居然是如此的相似。将近100年前外国探险队从中国掠夺了无数珍贵的历史资料；而从90年代起，我们开始到这些国家拍摄、著录、出版这些资料。一方面，面对中国流失海外几近百年的文献文物，是百感交集的民族屈辱和历史反省；另一方面，外国探险队和历年来的许多专家所做的精准到位的工作和研究成果，中国原生资料的精湛内容和期待已久的“回归”，也毕竟留给我们一种相逢相知的惊喜。从1990年开始的，几乎两年一次的现场工作小组，经历了种种艰难曲折和人身危险，奉献了青春年华。在异国博物馆、图书馆的工作，似乎是经历着一种轮回，也就是90年代中国出版界为追寻流失海外的中国珍宝，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海外“探险”。
1．敦煌西域文献文物编纂出版的目的
出版《敦煌吐鲁番文献集成》的目的，正如当时上海古籍出版社社长魏同贤先生在丛书《策划弁言》之略云：“敦煌学尽管目前已成为一门国际性的显学，可它的诞生和发展却是曲折和缓慢的。我国学者董康、刘复、胡适、王重民、向达、姜亮夫等先后远涉重洋，奔走伦敦、巴黎，拍照片，抄遗书，编目录，写序跋，为敦煌学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最理想的办法是创造条件使有志于此的学者都能阅读原始文献。不过这在目前的客观物质和主观认识条件下，大概都无法实现。于是，退而求其次，商得各收藏家（单位或个人）的赞同、协助，采取现代影印办法，辑集汇刊，使孤本文献化身千百，让敦煌学家身处书室，即能纵览敦煌吐鲁番文献全貌，即省却奔波旅行之苦，又免却四方求阅之烦，以其宝贵而有限的学术时间，悉心于阅读、分析、推论、判断，从而得出科学的结论，这结果就是从根本上推进了敦煌学的发展。这就是我们辑集出版《敦煌吐鲁番文献集成》的目的。”
应当说，在上海古籍出版社之前，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四川人民出版社和英国国家图书馆的成功合作；在我们之后，又有江苏古籍出版社和国家图书馆的合作，有敦煌研究院等单位和甘肃人民出版社的合作，以及浙江省图书馆和浙江教育出版社的合作，形成了《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分）》、《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甘肃藏敦煌文献》、《浙藏敦煌文献》争相出版的良好局面，共同推涌起敦煌文献的出版浪潮，很大程度上缓解了专业资料匮乏的局面，结束了由于不能看到高质量照片而产生的误解和争辩，使得研究者能够在更加广泛更加重要的领域中获得更大的突破。这样的局面，正是王重民等敦煌学先驱们筚路蓝缕开拓奋进的必然趋势。
2．“出版回归”的策划经过和进行情况
以当时的“苏联藏敦煌文献”为核心的《敦煌吐鲁番文献集成》项目启动，其序幕就充满了戏剧性。上海古籍出版社社长魏同贤和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李福清为了彼得格勒藏《石头记》开始了接洽商谈；《石头记》项目发生了变化，却意外地收获了敦煌项目。面对如此规模、投资和学术、技术的多重困难，全社组织了编辑、财务、出版技术、销售等专题论证，总共达到200多人次；经过多次反复，尤其着眼于其重大的学术价值，最终确定了以苏联藏品为主体，积极开拓联络国内外其他藏家藏品，编纂一套完整的《集成》。
魏同贤社长无疑表现了高瞻远瞩的学术眼光和魄力。他委托我调查拍摄所需的器材和费用预算。当时苏联处在解体前夕，技术和经济上都有很大的困难。按照拍摄上万件文献的规模，首先考虑的方案是用缩微拍摄机制作。我走访了在上海的柯达公司、富士公司、尼康公司等外商，得到的报价是16万美元才能购置便携折叠式缩微机；为了现场必须的检查拍摄效果，需要当场冲洗，就应加上冲洗机和温水设备。我汇报的总价是52万美元。魏社长记在笔记本上，我问：“行吗？”他说：“想办法吧。”这样高的代价，尤其在1990年时简直是一个天文数字，也并没有动摇他的决心。第二天，我又去找他，我说：“3万人民币就可以了。”他喜出望外。我的依据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曾经和街坊小朋友跟着电影厂的大哥玩过一段照片。我们买的是0．20元一卷的散装8定拷贝片，感光很慢（较常规胶卷需增加16倍感光），反差超强，要冲洗出中间层次的灰度来，就采用已经氧化的药水，加长冲洗时间。在封窗封门的临时暗房，用手拖的办法做过无数次以后，甚至不用在红灯下看冲洗程度，只要手摸着胶卷的粘滑度，就知道是否到火候了。有一次，我们的老佳能相机帘幕坏了，也由我拆开修好了。我仔细考虑了拍摄冲洗的全部过程，凭借最原始的手段也能达到目的，如果购买了相机和冲洗罐等专业设备，肯定没有问题，因此提出了3万元的方案。我非常钦佩魏社长面对52万美元投资的镇定和坚定，后来在周绍良先生指点下，买了2台玛米亚中片幅相机、1台尼康135相机，再加上翻拍架、冲洗罐等，还不到3万就解决了问题。
项目启动的标志性活动，是1989年8月以魏同贤社长、钱伯城总编辑为首，有李国章副总编、李伟国主任参加的上海古籍出版社代表团首次访问彼得格勒，形成了合作编纂、出版的共同意向。1990年10月派遣了李伟国、府宪展和朱天锡厂长的三人实验小组，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现场工作。良好的兄弟情谊、毫无商业气息的学术氛围，使得合作充满了蜜月的情调。实验性的工作，在学术和运转方面取得了成功，但是在技术上却仅仅换取了一些经验教训。由于感光不足、不匀，并且当时设想以原大比例出版，以致拍摄完成后无法按照重新确定的比例裁切，所以，将近5000张底片在后期制作中几乎全军覆没。主要收获则是拍摄了反映全部收藏概貌的彩色照片，以及考验了工艺设想，哪怕在执行的时候发生了偏差。1991年2月，以苏联科学出版社东方文学部主任德列尔、彼得格勒东方分所所长彼得罗相、苏联敦煌学专家孟列夫组成的苏方代表团在上海正式签订了出版协议；而1992年的正式工作小组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拍摄了第一到第五册全部“Дх”编号的照片，完整著录了卡片，进而在当年出版了具有决定意义的《俄藏敦煌文献》第一册。
我们赴俄工作小组的计划，是到达的第二天上午就树立起拍摄支架和灯具，下午就开始拍摄，晚上就冲洗和检查。我们不能对俄罗斯贫乏和不确定的市场抱有幻想，不可能再花费时间去寻找购买胶卷和冲洗药粉。因此，在“北京—乌兰巴托—莫斯科”的列车上，和所有的“倒爷”一样，我们的车厢里堆满了几乎半吨的材料；在长达六天的旅途中，一路上特别在西伯利亚以前，倒爷们每到一站就卖出许多鞋子、衣服和化妆品，只有我们车厢的东西不见减少。终于有倒爷忍不住问：“快到莫斯科了，你们怎么还不出货？到莫斯科卖价钱就不行了。”我们都哈哈大笑。
在苏联解体的动荡年月里，俄罗斯留给我们的印象是危险和不确定。工作小组就像暗夜里的空降兵，从飞机上一跃而下的时候，不知道下面黑暗中等候你的是什么。我们在全社招募工作小组人员，但是响应者寥寥。1996年小组前往的时候，正在“东方铁路大劫案”以后不久，经历了危险和生死的考验。出发前，我对大家说：“如果遇到抢劫，首先是保存生命，不要反抗，社里和你们家里都等候着你们平安归来；如果是回来时出事，主要要保护好底片，底片的价值超过所有相机和财物。”而到圣彼得堡以后，小组驻地受到了俄国假警察的抢劫，因为有预案准备，平时就将钱财藏在地毯下面，人员和财物都没有很大损失。惊险也成为了我们成长的有兴味的回忆。俄国朋友一脸严肃地说：“一般来讲，苏联三个人当中就会有一个人是为克格勃工作的，你们所做的一切都会有人报告。”记得丘古耶夫斯基有一次去日本，被俄国海关没收了全部底片和照片；我们每次完成工作返回时，也都要请东方所开具携带底片的证明，并准备好俄文本合同，随时准备应对。
远东列车窗外绮丽壮阔的风光和前程的处处危机，使我们感受到，每次工作小组的出征和凯旋，都不是去完成一项工作，而是一种探险。紧张和舒缓、高效率的回报快感，发现和收获的惊喜，老朋友的聚会和某些人的侧目，等等，和近百年前坐着马车同样行进在这条路上的俄国探险队也有着某种相似。只是，我们更多的是正义感、使命感和光荣感。我们不是为了皇帝到别国去掠夺，我们为中国原生资料的回归、为中国文化和国际学术在奉献着自己的青春和智慧。
从1989年开始，上海古籍出版社启动抢救出版流失海外的敦煌西域文献文物项目，在经历了20年之久，从1992年开始出书，到2008年为止，已经出版了俄国、法国、英国从敦煌、新疆、黑水城等地掠取的文献、文物资料图录83巨册，总共发表图版达58000多幅。如果包括国内各馆藏品的出版物，则总数达到102册，图版约70700幅。可以说，这是建国以来通过摄影方式发表图版最多的古代写本文献出版项目。
3．整理出版工作的经验教训
如果说，敦煌文献能够在上世纪90年代大量出版，需要有风云际会的综合因素；那么，从事敦煌文献的编辑出版，特别是原创性的工作，也需要有综合的条件和准备。“敦煌学”命题正如许多学者认定的那样，只是以一个地域符号为标志的多样的材料群，并不是一种单一的或者纯粹的研究对象。所以要从事此项编辑出版，对其从业者就有多方面的要求。除了可以在出版社范围内选调有专长的编辑参加以外，更重要的是加强对从业人员的培训和锻炼。
1992年，我社根据敦煌学的特点，以原来的影印编辑室为主体，抽调了熟悉佛学、历史学、文献学、文字学，和兼具摄影和影印出版知识的编辑，组建了专业的“敦煌西域编辑室”。由于经常频繁的使用需求，编辑室配备了《大正藏》、《续藏经》、《敦煌宝藏》、《大正藏索引》、《敦煌道经》、《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佛光大辞典》等大型资料和工具书。这样完整的配置在当时国内的科研机构也是很少的。在同国内外的交往中，获得越来越多的资料，比如《法国国家图书馆敦煌文献解题目录》，克恰诺夫和西田龙雄的《俄藏黑水城西夏文文献解题目录》，安德鲁编纂的《斯坦因在亚洲高地新疆甘肃所获文物的解题目录》，英国斯坦因探险照片目录，等等。从筹备开始，就要求大家首先熟悉各种工具书的使用，阅读敦煌学的专著。组织到上海图书馆，邀请顾廷龙馆长指导阅读观摩敦煌经卷，熟悉敦煌文献的书体、墨色、纸质等等相关的要素，很快就取得了初步的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