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书鸿和段文杰先生由于长期担任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敦煌文物研究所和敦煌研究院的领导工作，因此，他们的回忆也就主要以总体上的记述为主。孙儒僩和施萍婷先生的回忆虽然是个体的，也有很强的可读性及说服力，但也只是片段的，还缺乏整体感。因此，我们应该从抢救的角度出发，希望现在还健在的“敦煌人”都能留下个人的回忆，为敦煌学术史的研究，尤其是敦煌研究院院史的研究和撰写留下宝贵的材料。
与“敦煌人”回忆录的缺少一样，虽然已经出版了《敦煌图史》、《敦煌研究院年鉴（2005—2006）》等有关敦煌研究院历史的资料，但我们对敦煌研究院历史的研究还远远不够。如在南京的第二历史档案馆就保存有一些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时期的档案——《呈送教育部追加三十一年度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开办费及经常费预算案》、《敦煌艺术研究所员工米代金名册及来往文书》、《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职员资格审查、履历表及人事动态表》、《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关于采掘古物起讫日期等问题代电》、《中央研究院敦煌艺术研究所1945年至1946年政绩比较表》等，这些档案文书似乎还没有进入敦煌研究院院史研究者的视野。
第二，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成立背景及筹备情况，虽然已有一些记述，但对原始资料的挖掘还不够。如敦煌艺术研究所的成立，到底是谁先提议的？张大千还是于右任？于右任肯定是起了非常重要、乃至决定性的作用。在《新华日报》1941年10月26日有一简讯：“于院长在甘倡设敦煌学院：由画家张大千主持”，其中引用于右任的话：“谈及敦煌千佛洞时，于院长说：此乃东方各民族艺术之源海，为我国之‘国宝’，惟以保管无方，湮没堪虞。谓决创设敦煌学院”。在1941年11月21日的《新华日报》上又有一简讯：“于院长右任近曾在西北探访敦煌古迹，发现唐宋六朝文物五六种，现将发起组织敦煌艺术学院，聘请考古专家加以整理。”于右任作为国民党元老、检察院长，当赴西北考察时，其一言一行都会成为新闻报道的话题，关于成立“敦煌学院”的建议，也自然会引起新闻界和学术界的关注。
但其中向达以“方回”的笔名在《大公报》1942年12月27、28、30日连载的长文《论敦煌千佛洞的管理研究以及其他连带的几个问题》及贺昌群在《大公报》1943年1月7日发表的《敦煌千佛洞应归国有赞议》到底起了什么作用？向达、贺昌群的文章在敦煌学史上，尤其是敦煌艺术研究所的成立中占有怎样的地位？亦不容忽视。傅斯年在将向达的文章送《大公报》发表时写有“按语”。在“斯年谨案”中，傅斯年提出：敦煌千佛洞的管理，“似应由教育部（或会同内政部）组织一保管机关，慎选主持之人为之”。1944年成立的“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就是由教育部主管的。以当年傅斯年的地位，其意见显然也是值得重视的。另外，1941年王子云率领的考察团到敦煌考察，也是由教育部派遣的，其名称就是“教育部艺术文物考察团”。据王子云《从长安到雅典——中外美术考古游记》记载，“当于右任来敦煌时，即倡议应设个保护机构”。我们的考察团“到敦煌不久，即致函重庆教育部，建议设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并列出具体计划。建议书寄到重庆，恰在此时，重庆国民党教育部为了安置一些因抗战流亡的艺术界人士，特设立一个闲散机构艺术教育委员会，油画家常书鸿在这个委员会当秘书。我们的建议当然先送艺术教育委员会，于是不仅批准，而且常自告奋勇，愿意远去边塞，筹备研究所的成立”。现在虽然找不到王子云“建议”的文字，但他从事此项工作之初，就招收的是艺术专科学校的毕业生，其工作方式，与于右任“建议”中所说“招容大学艺术学生，就地研习，寓保管于研究之中”本趋一致。可见王子云关于设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建议，也非常值得重视。
第三，已有的敦煌研究院院史研究，大多侧重于学术层面，而对石窟保护史却不够重视。实际上，敦煌研究院的主要任务就是保护和研究，甚至可以说，保护重于研究，保护是第一位的，研究是第二位的。60多年来，敦煌研究院在石窟保护方面功不可没，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同时，还积累了许多的经验，也有一些教训。如何评价石窟保护的成绩，总结经验，吸取教训，是目前所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20世纪40年代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后，首先就是修建围墙。据《新华日报》1944年4月6日报道：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后，其“工作对象，保管和研究并重。关于保管方面，初步工作是修建千佛洞围墙。现已动员工匠百余人，开始兴筑围墙，计长九百八十公尺，高三公尺，约期一月完成”。在该报6月12日的报道中说：“据闻自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以后，曾于去冬呈准教育部拨款二十万元，连同甘肃省政府补助的五万元，作为兴建围墙和修补洞窟之用。今已完全竣事，围墙长一千一百二十公尺，高二公尺，厚一公尺。”关于40年代千佛洞围墙的修建，常书鸿先生、段文杰先生的回忆录中都有记载，孙儒僩先生在《我经历的敦煌石窟保护工作》说：“在当时的条件下，修筑这么长的围墙是一项十分艰难的工程，围墙修建工程的完成加强了对石窟的管理，防止牲畜进入窟区毁损林木。但修筑围墙的另一个重要的象征意义是，它明确地向人们宣告莫高窟进入有人管理的状态，有了保护机构，再不能任人破坏了。”如果将当年的新闻报道、档案与当事人的回忆结合起来，就能够复原当时围墙修建的具体情况。
与此相似，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后的治沙工作、1945年抗战胜利后敦煌艺术研究所的撤销及重设、石窟间通道的开通、50年代初由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到敦煌文物研究所的转化、60年代的莫高窟崖面加固工程、1983年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的召开以及多年来对研究人员的专业培训等等，都在敦煌研究院的院史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应该根据有关档案、新闻报道和对当事人的访谈给予全面系统地研究。当然，也特别希望敦煌研究院的专家能够将宝贵的记忆留存下来。
总之，对于敦煌研究院院史的研究，除了专门史、学术史常用的研究手段和方法外，还应特别注意以下三点：一、全面了解利用各个时期的档案资料；二、全面了解利用各个时期的报刊报道资料；三、抢救保存并利用有关人员特别是敦煌研究院老一辈工作人员的回忆录、录音和录像等资料。
敦煌吐鲁番学与内陆欧亚学
李锦绣
李锦绣，女，1965年生，河北秦皇岛人。1983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1990年毕业，获硕士学位。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著有《唐代财政史稿》、《唐代制度史略论稿》、《敦煌吐鲁番文书与唐史研究》、《隋唐审计史略》等。
陈寅恪先生在《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中指出：
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
1900年敦煌藏经洞的偶然发现，使埋藏近千年的文物典籍重见天日，震惊了全世界。东起中国、日本，西迄法国、英国、美国，各地学者均投入对敦煌遗书的研治之中，从而形成了世界性显学——敦煌学。
敦煌遗书发现的消息，引起了一些正在我国西北活动的外国探险家的注意。1907年，斯坦因首先来到敦煌莫高窟，通过在莫高窟居住的道士王圆箓，劫走13000余卷写经及其他文物。写经现藏于英国伦敦大英图书馆。1908年，法国人伯希和以同样的方式劫走7000余卷写本和刻本，现藏于巴黎法国国立图书馆。次年，我国学者得知敦煌遗书外流的状况，敦促清政府立即采取保护措施。1910年，清政府下令将藏经洞文献运往北京，但由于王道士的私藏和参与官员的盗窃，敦煌文献仍有外流。1912年和1914年来到中国的日本大谷探险队成员橘瑞超和吉川小一郎，1914年来到敦煌的俄国人鄂登堡、英国人斯坦因，均分别劫走了一批宝贵文书。日人劫走及以后购买的文书现藏龙谷大学图书馆和京都有邻馆等地，俄人劫取敦煌遗书虽稍后，但数量较多，现藏俄罗斯圣彼得堡东方学研究所分所。外国人劫余尚存遗书近万卷，现藏北京中国国家图书馆。此外，德国、丹麦、瑞典、芬兰、美国等国及敦煌研究院、敦煌市博物馆、甘肃省博物馆、上海博物馆、天津艺术博物馆、大连博物馆、北京大学及港台等地，也有数量不多的收藏。
吐鲁番文书的发现较敦煌遗书更早，1898年，俄国人克列门兹从吐鲁番地区的哈喇和卓墓地盗走了一批古代文卷写本和铭刻。1902年后，德国人克伦威德尔等先后三次在吐鲁番劫走文书、经卷和文物，其中文书一万多件，现藏柏林德国国家图书馆。日本大谷探险队也于1902、1912、1913年对阿斯塔那古墓群进行发掘，盗劫了约七千余件文书，现藏龙谷大学图书馆。鄂登堡与斯坦因也在吐鲁番地区进行了盗劫活动。1927年，中国学术团体协会与瑞典斯文·赫定联合组建“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次年开始中国学者对吐鲁番地区的第一次考察，发掘了一批宝贵的吐鲁番文书，这是我国最早的吐鲁番文书收藏。从1959年开始，在国家资助下，对吐鲁番古墓葬群进行了有计划的考古发掘，至1975年，对阿斯塔那—哈喇和卓古墓群共发掘13次，其中从203座墓中出土文书2千余件，现藏新疆博物馆。吐鲁番文书的大量发掘，成为中外学术史上的大事，也改变了敦煌文书独受重视的现状，使吐鲁番文书具有与敦煌文书相提并论的地位，因而形成了新的学科——敦煌吐鲁番学。
敦煌遗书约五万余卷，内容涵盖古籍、宗教、文学、史学、哲学、艺术、民族、地理、风俗、经济、财政、政治、军事、语言、声韵、中西交通、医学、建筑、自然科学及技术科学等诸多领域，包罗万象，极为丰富，被称为“学术的海洋”、“百科全书式的宝藏”。吐鲁番文书也有万余件，但较为零碎，很长的、完整的经卷较为罕见。由于保存大量的官府档案，从展示唐代历史的角度而言，吐鲁番文书更加珍贵。
20世纪初，四大考古发现推动了中国史学的研究，它们是：殷墟甲骨文、居延汉简、明清档案和敦煌吐鲁番文书。对隋唐五代历史研究而言，敦煌吐鲁番文书的发现有着划时代的意义，敦煌吐鲁番文书不但为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和宋初历史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丰富了这一阶段的历史，使唐史研究向更广阔更纵深的方向发展，而且，由于深藏于地下千余年的官府档案及民间文献的发现，为中国中古史学提供了全新的内容，更新了史学界对隋唐五代历史面貌的认识，开创了中国中古史学研究的新局面。敦煌吐鲁番文书与史籍文献相结合，成为20世纪唐史研究的重要时代特点。
目前，以出土敦煌吐鲁番文书为基础形成的敦煌吐鲁番学正处在不断发展壮大的过程之中。敦煌吐鲁番学对于中国史研究的重要意义已经被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毋庸赘述。这里，笔者只想就敦煌吐鲁番学和内陆欧亚学的关系简述如下。
本文所谓“内陆欧亚”（Eurasia），大致东起黑龙江、松花江流域，西抵伏尔加河、多瑙河流域，具体而言除中欧和东欧外，主要包括我国东三省、内蒙古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以及蒙古高原、西伯利亚、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斯坦、巴基斯坦和西北印度。其核心地带即所谓欧亚草原（Eurasian Steppes）。
内陆欧亚幅员辽阔、资源丰富，自古以来繁衍生息着无数的民族，创造了千姿百态的文化。这是一个种族、语言、文字、宗教、生产、生活方式千差万别的地区。
主要由于游牧民族、特别是所谓骑马游牧民族迁徙、征服、贸易等活动，古代内陆欧亚形形色色的民族及其文化、经济、政治之间存在着非常密切的联系。
同样主要由于游牧民族的活动，欧亚草原文化与周邻诸文化（汉文化、希腊－罗马文化、印度文化、伊斯兰文化）形成了积极的互动关系，并深深地影响了世界文明的进程。
内陆欧亚历史文化研究是世界历史文化研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东亚、西亚、南亚以及欧洲、美洲历史文化上有许多疑难问题都必须通过加强内陆欧亚历史文化的研究，特别是将内陆欧亚历史文化视作一个整体加以研究才能获得确解。随着国内外中亚史研究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中亚史的研究必须与整个内陆欧亚历史的研究结合起来，一个专门的学科——内陆欧亚学于是应运而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