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难道这就是“敦煌学”史上王道士的全部内容吗？恐怕不是。如果我们将此事当作一个刑事案件，那么，不要说我们这些研究历史的人，就是法官，也必须研究、考虑当事人的犯罪动机、实施过程和客观效果。就动机来说，王道士的此项活动，以及他在敦煌周边地区的化缘，是力图将莫高窟寺庙变成一个他信奉的道教的道场。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证据证明他把换来的“马蹄银”装进了私囊，说明他做这件事时，很少考虑个人从中得到多少好处。就非法“出卖”文物的过程而言，王道士虽未留下只言片语，但斯坦因却透露了自己的心机。为了将这批文物骗购到手，斯坦因编造了一个足以打动人心的故事：他在梦中见到了去西天取经的唐僧，唐僧嘱咐他到中国来取回佛经，因而这是一件十分神圣的事情。按理说，王道士并不信佛，他完全可以不理睬斯坦因的谎言，更何况当时敦煌县令汪宗翰已下令“妥加保管，不许外流”，他就更没有权利将这批文物“卖”给斯坦因了。但是，鬼使神差，他却于此时做了一件永远对不起中华民族的事情！也许这么大一笔钱，足以撼动他人性中那分弱点吧：这毕竟比化缘来得快来得多。就后果来看，造成了国家文物流失，无须赘言。虽然说，这些东西在国外也得到了妥善保护，但何时能回归祖国，目前尚看不出眉目，不免令人扼腕。
王道士是犯了罪，但他犯得有些糊里糊涂。那个时代，犯糊涂的恐怕不止王圆箓一个人。最糊涂的便是四亿国人用以托命的清王朝。当我从图册上看到清政府给斯坦因的签证时，便觉得首先犯罪的是清王朝，其次才是王道士。可是话说回来，鸦片战争之后，列强入侵中土，国家衰败不堪，国将不国，朝廷眼里，人家来“探险”便成小事一宗，不必去争的。举国上下颟颟顸顸，不成体统，出卖土地者有之，出卖尊严、人格国格者有之，出卖文物者亦有之，犯罪的岂止王道士一个！我无意于为王道士的犯罪行为开脱，只是希望将他个人的行为放在一个特定的大背景下看待。若此，方能符合史学研究所要求的“历史主义”的思考。
不仅如此，作为一个早期“敦煌学”的关键人物，王道士也有其功不可没的一面。
我们知道，20世纪以来，促成中国学术发生巨变的共有四项发现：甲骨文、秦汉简牍、敦煌吐鲁番文献和明清档案。这四项重大发现，将中国有文字以来的历史（包括各个方面）研究都向前并向纵深推进了一大步。其中中古时代，自四世纪至十一世纪，将近800多年的时间，与敦煌吐鲁番文献有关。吐鲁番文献有其独特的价值与研究魅力，但多为断碎之物，其数量及完整程度与敦煌文献有着差距。这都是人所共知的事情。而敦煌文献的发现者，却是那个小“军卒”王圆箓！如果没有他在敦煌石窟的活动，就没有第17窟（藏经洞）的发现与重新面世，也就不可能凭空产生出一门“敦煌学”来，中外敦煌学家们的生命史就应该是另一番情形。事实上，“敦煌学”以及相关的学者与王道士都已经结下了不解之缘。我们常常将1900年6月22日藏经洞的发现誉为“石破天惊”。没有王圆箓的发现，这又从何说起！法国博物学家亨利·穆奥发现了柬埔寨吴哥古迹，瑞典人斯文赫定发现了楼兰古城，在考古学和人类文明史上都被浓墨重彩地记上了一笔，难道我们不应该以同样的态度评价王道士的发现吗？实事求是，功过分明，我们实在应该给王道士一个客观、公正、全面的评价。
二、我们对敦煌文献的认识到位了吗
自1979年涉足“敦煌学”以来，30年间，我一直在整理研究敦煌文献。2007年冬，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为那份著名的《常何墓碑》（伯2640）作“校诠”。按理说，这份东西，前面已有六七家进行过整理，我就没必要再去浪费时间了。可是，我自觉才疏学浅，这份墓碑以及其他一些同类文字并不那么好理解。我不能否认，前人为这份墓碑的整理已经投入了巨大的精力，且收获颇丰，但并非没有继续深入工作的余地。试举一例。原文第115至116行有如下文字：“十二年（638年），入为右屯卫将军。端肃有闻，缴巡无怠；文棍载穆，武帐斯清。”其中“文棍”的“棍”字诸家均从原卷。但“文棍”不辞却显而易见。显然，这里文字应该有误。可是错在哪里呢？我注意到下句是“武帐斯清”。“文”与“武”对，则此“棍”字应与“帐”对。思索再三，觉得这个字或当作“幌”，指有文采的帏幔。再去寻找书证，晋代袁宏《拟古诗》有句“文幌曜琼扇，碧疏映绮襦”。由此可知，“文幌”可以成立。弄来弄去，原是传抄中将“幌”字误作了“棍”字，造成意难索解。举此一例，可见校勘敦煌文献之难。附带多说一句，这件墓碑的校注工作，我要特别感谢师兄赵和平教授。交稿时，大概还有30多个人名、典故未查到出处，我均以“待详”作解，有点偷懒。赵师兄在审稿时却一一指出，要求我逐一解释。这样，在师兄的督促下，这些原本“俟详”的问题不仅多数获解，而且产生了那篇通读《伯远帖》的文字（《〈伯远帖〉与伯远考》，《书法丛刊》2008年第3期），这是完全出乎预料的。
如果说上面所举是文字内在的问题，那么敦煌文献也还有一些外在的问题。大约在1993—1994年间我与荣新江教授共同整理了敦博本禅宗南宗文献，其中的《六祖坛经》主要由我负责。后来，台湾潘石禅教授与我各自分别指出英藏《六祖坛经》（斯5475号）的“方音通假字”现象。我曾将自己的看法向敦煌学家、佛学家周绍良先生谈起过。周老未能同意我的认识。他说：你如果认为这里面有方音问题，那就要说明，这些方音字是如何产生的。我当时说，工作可以分两步走，第一步先承认存在方音替代字的事实，第二步再解决产生方音字的原因。按理说，周老的要求足以促成我更深入的思考。可是，我后来忙别的内容去了，未能深入去做。直到周老去世（2005年），我都未能回答他的提问，未免抱憾。恐怕我自己终其生也不能回答周老的提问了，只好有待于来者。
从上面所说可见，虽然近30多年国人在“敦煌学”领域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我们尚不能认为自己对敦煌文献的理解就已经很到位了。存在的问题还很多，“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孙中山语）。
三、寄语未来的“敦煌学”学者
按理说，中外“敦煌学”界“大佬”不少，像我这样的小萝卜头尚无资格讲什么“寄语”之类的话。但我毕竟在这个圈子里混了30年，也将此生的主要精力献给了这份事业，感想或多或少还有一些，把自己的认识和想法写出来供年轻人参考，也许并不是坏事。
当今的中国社会正处在一个转型期，经历着亘古未有之变局。在这一背景下，人们的生存问题显得非常实际和紧迫。2009年，那么多的大学生、博士、硕士遇到了就业困难。作为过来人，我们总不能不体察年轻人的苦闷与求生的紧迫性吧？不久前，我参加一项学术活动，针对一些大学毕业生急于谋生的现状，一位颇有头脸的人物在发言中大讲奉献，批评年轻人急于“变现”。我自己觉得，讲奉献没有错，而且应该提倡，但年轻人急于“变现”也有他们不得已的苦衷。试想，如今高校在“教育产业化”的驱动下，收费很高，一部分学生毕业时已是债台高筑，家中如有老人和病人，就更是急于用钱，否则，连生存都困难，还谈什么从事研究工作呢？再说，研究学问尤其像“敦煌学”这样的学问，用以了此浮生或许可以，若用以作为谋生手段便颇不容易。无怪乎中国古人有“穷不学文，富不习武”的说法，显然也是出于求生存的考虑。也许有人要说，你邓某人出身贫寒，不也从事了“敦煌学”这样的学问吗？实在说，我们那代人有其特殊性：上学不必交学费（指大学），且管饭吃；毕业后必须服从分配去就业，个人没有选择的权力，与今天的大学毕业生大异其趣，无法进行简单类比。因此，我们要体谅今日年轻人的难处，否则就会有站着说话不腰痛之嫌。另一方面，必须说清楚，从事“敦煌学”这样的学问，可能一生，至少是前半生要过清苦的日子。年轻朋友，你想好了吗？你受得了吗？我的意思是说，想好了再进入这个领域，不然会浪费你的青春，“事后悔”没有意义。
不过，我也毫不怀疑，未来中国又会出现一些类似于清儒钱大昕那样有钱又有闲的学人。“有钱”就不必为生计着急上火，“有闲”指有时间，即不想当官，以求学问寄存浮生的生活方式。其实，这样的人做学问最合适。若果我的推测不误，不要太久，就会出现这样的学人和“敦煌学”家。果如此，则国家幸甚，民族幸甚，学术幸甚，“敦煌学”幸甚。
上面是对年轻朋友在择业方向上的提醒，下面想对已步入“敦煌学”界的年轻朋友说几句。
我和我的师兄赵和平教授以及同时代的一批人，是1977年恢复高考后才读研究生的。1979年，我入北大读硕士研究生时，已过了30岁，和平兄已过31岁。与我同室的马世长和晁华山二学兄是学考古的，已年过40（1963年大学毕业）。这说明，我们步入“敦煌学”领域时，已经很晚，年龄偏大了。今天恐怕很少有这种情况吧。无怪乎宿白教授说我们是“从第六层楼开始盖起”。意思是底子不牢固。我愿意承认这个事实。可是，我们这代人是一个特殊时代的产物，个人能负这份责任吗？我相信、也愿意未来的“敦煌学”学者不再有这种情况。我把这点陈年旧事写出来，就是希望年轻人能打好底子。“根深才能叶茂”，是师尊张广达教授经常引用的邓恭三先师的话，足供与来人共勉。
敦煌文献多为写本，而且出自我国西北边陲。这就必然带有书写特征和地域特征。就书写特征来说，有两点需特别注意：一是有大量俗体字存在，甚至一个字有几种写法。在这里，陈寅恪先生说的“读书先需识字”尤其重要。宋以后，各种文献多以刻版或活字印刷问世，字形多被整齐划一。但写本时代，字型却五花八门，要求认字的功夫便升高了。其二，古人在写作或转抄时，用了一些约定俗成的符号，都有其特定含义，不能轻忽。只有弄清其本始含义，才能对原文产生“同情的理解”，进而认识其原来的真实用意。就地域特征来说，由于出自中国西北，那些本地产生的原始文本就很可能有“唐五代河西方音替代字”，我在邈真赞一类文字中找到五十几对。即便是由外地传入的文献，如《六祖坛经》，原本产生于今广东地区，西北人在传抄中也羼入了方音替代字，我从英藏本中找出了24对，100余处，几乎占全文的1％（敦煌本《坛经》全文1．24万字）。这些由手写和地域发生的书志学的问题，与每位学者的研究专题关系不大，但它们却是带共性的问题，谁都会遇到，且不能回避。因为“敦煌学”本来就包含文献学与专门学科两部分内容。文献学是基础，在此基础上，才有可能将自己研究的专门问题搞深入，搞好。
拉拉杂杂写了如上的内容，望同仁们指教。
敦煌学当前工作漫议
王素
王素，男，1953年生，湖北武汉人。1981年武汉大学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同年到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工作。现为北京故宫博物院研究员、故宫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常务理事，《敦煌吐鲁番研究》、《吐鲁番学研究》编委。主要论著有《唐写本论语郑氏注及其研究》、《吐鲁番出土高昌文献编年》、《魏晋南北朝敦煌文献编年》（合著）、《高昌史稿·统治编》、《高昌史稿·交通编》等。
20世纪是敦煌藏经洞开启后敦煌学由滥觞到蓬勃发展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虽然伦敦、巴黎、圣彼得堡和北京四大收藏中心收藏的敦煌文献尚未完全公布，但凭借几代学者的不懈努力，在敦煌文献的分类整理和敦煌学的各个研究领域，仍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此为人所共知，无须赘述。
21世纪伊始，伦敦、巴黎、圣彼得堡三大收藏中心收藏的敦煌文献已经完全公布，北京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敦煌文献的完全公布按计划也将于近期完成，中国和世界的博物馆、图书馆及大专院校散藏的敦煌文献的公布据说也已完成大半。在此情况下，敦煌学当前还有哪些工作需要进行，关系到敦煌学如何继续发展，自然成为学者关心的问题。对此，我有三点想法。
一、敦煌文献的调查仍须继续推进
自敦煌藏经洞开启，敦煌文献逐渐流散，学者就开始了敦煌文献的调查。经过了一个世纪的艰苦搜寻，敦煌文献的公私收藏，可以说已经大致清楚了。但敦煌文献的调查，是否就可以告一段落，不需继续推进呢？我以为不仅仍须继续推进，而且还须加大力度。这是因为，中国的博物馆、图书馆固然为数不少，世界的博物馆、图书馆更加为数众多，到目前为止，我们的调查和搜寻可以说还远远没有穷尽，实际上还有很多工作可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