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克尔曼尼又指出，至高无上的真主从来为他的信徒留下各种的行为方式让他们自己来选择，把个人的福祉留给他们自己来争取。克尔曼尼说：“人的本质永远向进步和无限完美（Progression and Perfection）敞开大门，以获得真主的尊重和赦免，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人的本质是进步还是退步则完全取决于个人和自身的努力。”他反对人们一味地服从尘世的掌权者：“我们波斯人总是宿命地把自己的荣辱归因于沙赫（国王）的个人意志，看不到自己在生活变化过程中能发挥作用。”进而他又指出：波斯民族在各个领域都没有进步的原因正在于这种错误的态度，而这种态度源于自身的软弱无力和怠惰，其结果是波斯人认为自己与这个民族的各种权利没有什么关系。
在对伊朗相对于西方所表现出全面落后的社会现实进行哲学反思的同时，为了唤醒伊朗人民的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克服民族自卑心理，克尔曼尼逐渐超越了对波斯民族性格的批判，走向了以前伊斯兰的波斯古代文明为核心的新的民族认同感构建道路。他提出，波斯人在历史上，从来没有自愿地接受以血腥、残暴和高压来维持其统治地位的阿拉伯人及其宗教伊斯兰教。阿拉伯人和伊斯兰教的全面入侵打断了高度发达的波斯文明发展进程，使波斯文明丧失活力。阿拉伯人全面的高压统治和压迫性的文化不仅能够腐蚀他们自身，而且还能腐蚀被阿拉伯文化征服的其他文明，当然也包括波斯文明在内。他说，一个生活在他族高压和恐怖统治之下的民族必定会失去勇敢、坚贞的美德，而养成“恐惧”、“怯弱”、“欺骗”、“虚伪”和“阿谀奉承”的性格。波斯人之所以变成“今天的德性”，完全是因为阿拉伯这个“光着脚丫的”、“原始的”、“骑着骆驼的民族”对波斯文化的恶劣影响造成的。阿拉伯民族是一群“落后的”、“愚昧的”、“野蛮的”、“嗜血成性的”“食蚁兽”，他们对波斯民族长达千余年的野蛮统治使高度优越、气度恢弘和血统高贵的波斯民族的进取精神消灭殆尽，波斯民族从被“落后的”阿拉伯人征服的那天起，就注定要陷入悲惨的历史命运。为了证明自己言论的正确性，他甚至用当时很流行的骨相术来说明属于闪米特种族的阿拉伯人与属于雅利安种族的波斯人在生理和智力上存在着先天差别。
在贬低前伊斯兰阿拉伯民族和现存伊斯兰教中的落后和愚昧的同时，克尔曼尼有意识地抬高古代波斯民族的古老宗教琐罗亚斯德教，以及在这种宗教培育下所创造的辉煌历史和灿烂文化。他说，琐罗亚斯德教在公元前6世纪被大流士一世定为国教，它同时成为古代波斯国王和普通百姓的精神支柱。他们在遭遇外来入侵时，全部聚集在国王周围，共同捍卫本民族的文化和精神支柱；假若没有这样的宗教来维系，波斯民族或许已经早在动荡的岁月中湮灭无存了。值得注意的是，克尔曼尼在美化琐罗亚斯德教的同时，也特别突出了其中的异端派别——马兹达克派对波斯民族精神形成的意义。他说，波斯民族敢于反抗任何内外强权压迫，追求人人平等的精神源泉主要来自这个异端。除此之外，他对8世纪产生的伊斯兰教异端派别“穆尔太齐赖派”十分赞赏。“穆尔太齐赖派”主张理性是知识的主要来源，并以理性作为阐释基本教义的准则和根据。“穆尔太齐赖派”没有彻底否定“启示”的作用，并认为“启示”是《古兰经》的基础，但理性与“启示”相比则居于更重要的地位，它摆脱了把“启示”作为知识唯一来源的正统思想。克尔曼尼说，“穆尔太齐赖派”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们敢对任何信仰和教义持怀疑态度，敢于对信仰和教义提出自己的理性解释、看法和主张，而敢于怀疑一般人不敢怀疑的信仰和教义，正是人类得以进步的最根本原因。人类靠理性进步，理性始于怀疑。如果说人类有能力根据自己的独立意识来掌握自己的生活，能够发明数千种的科学、技术和产业，那么，他们一定能够独立地制定人类自身的法则和实践伦理来规范和管理社会本身。所有人民有权共同分享本民族的各种权利，涉及每个国民切身权利的法律理应由全体人民共同参与和制定，而不是由当权者个人来制定。在《论七十二个民族》一书中，他强烈地谴责了那些只强调自己的特殊地位而排斥和践踏那些不信教的或异端的人。他说，任何建立在等级制度基础上的社会都应该受到批判和谴责。
克尔曼尼的文化民族主义对后来的巴列维时代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巴列维时代的民族主义知识分子除了继续介绍和传播西方思想外，还积极地挖掘前伊斯兰时代的传统文化，旨在为民族自豪感奠定文化和历史基础。比如，哈桑·皮尼亚（1873~1935年）整理和编写古波斯的历史典籍和远古神话，爱比拉希姆·帕达乌德（1886~1968年）深入研究古波斯的琐罗亚斯德教和祭祀文字，阿克巴尔·德霍达（1879~1956年）主持大型古波斯语词典的编纂等。他们无不以引导和强化人们对古波斯文化成就的自豪感为目的。迄今为止，克尔曼尼的思想影响在一些强调波斯文明的特殊性和优越性的当代伊朗学者身上仍然可以感觉到。
不论是宣传西方民主思想，还是带着复兴伊朗传统文明和伊斯兰荣光的梦想，伊朗知识分子所从事的唤醒波斯民族摆脱落后、追求进步等一系列启蒙活动，都是在伊朗遭遇来自外部的西方压力，特别是外来的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下所产生的一种“文化反应（cultural reactions）”。现在看来，伊朗知识分子的这种“文化反应”在很大程度上有非理性成分，如克尔曼尼对伊朗落后的“文化解释”和卡什拉维的极端民族主义和反伊斯兰“异端”思想。然而，就当时的情形来讲，他们仍不失为波斯民族中最先觉悟的思想群体，对开化社会风气、促进社会变革，发挥了至为关键的“以先觉觉后觉”的作用。他们是传统社会中第一批以西方的某些价值观为尺度来进行社会批判的知识分子。可以说，没有这些人的早期文化启蒙活动，没有这些人为未来的伊朗社会变革打下思想基础，西方宪政主义不可能在20世纪初的伊朗政治制度中出现，巴列维王朝的“西化的”世俗主义现代化也不可能维持半个多世纪之久。要知道，即便巴列维王朝靠“民族主义”起家，靠“黩武主义”维持，但是“民主政治”这块“政治合法性”招牌在名义上从来也没有被抛弃过。“民主政治”、“人权”和“自由”等源自西方的进步思想从马尔库姆汗开始，迄今在伊朗传播已达150余年，毕竟已经深入人心。纵使巴列维王朝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黩武主义”政权，它也决不能逆历史潮流而动。
“伊斯兰社会主义”在伊朗引起共鸣
伊朗的社会主义思潮，大体上可以分为无神论的科学社会主义（左翼社会主义）和有神论的社会主义（即“伊斯兰社会主义”）。他们除了在世界观和认识论上存在一定的分歧之外，在追求社会公平、人人平等，反对政治压迫、经济剥削的社会政治目标和价值取向上是完全一致的。下面先介绍无神论的科学社会主义在伊朗的传播和兴起，然后介绍“伊斯兰社会主义”受到伊朗知识分子的欢迎程度。
伊朗是西亚地区乃至整个亚洲地区最早传播科学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最早兴起社会主义运动的国家之一，其源头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与20世纪之交。法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东方学家马克西姆·罗丁逊曾指出：“早在上世纪和本世纪之交，伊朗就有先进之士开始组织工会，并且成立了与第二国际有一定联系的社会民主党性质的劳动组织。”其中，最著名的是在俄罗斯的高加索地区，尤其是其首都巴库的伊朗籍工人（伊朗籍工人占当地石油和码头工人总数达一半以上）建立的社会民主党性质的政治组织“赫玛”（Hemmat，又译“正义党”或“雄心会”）。但社会主义思想在知识分子中开始传播，从时间上说，要远远早于“赫玛”组织的出现，也就是说，早在19世纪中叶之后，巴库的伊朗籍知识分子就开始接受社会主义思想了，甚至还有一部分知识分子在德黑兰、腊什特、马什哈德、大不里士等地直接投身于伊朗立宪革命（1906~1911年）。立宪运动以后，社会主义性质的工人组织发展更为迅速，社会主义思想更加广泛地传播。俄国十月革命期间，一些伊朗籍社会主义者还亲身投身革命，深为革命热潮所鼓舞。最为有名的是苏丹扎德（Sultanzadeh），他与印度最早的社会主义者罗伊（M.N.Roye）一样，不仅亲自参加过十月革命，而且还接受共产国际的指派，分别担任共产国际驻伊、印两国代表，负责筹建两国的共产党支部。1920年6月，伊朗共产党对“正义党”进行改组后，在北部里海港口小城安扎里宣告成立，并出版《红星报》作为党的机关报。据记载，参加会议的共有正式代表51人，受大会邀请参加的列席嘉宾有9人。会议选举海德尔·奥格利（Haideer Amou Oghly）为伊朗共产党中央总书记。会议确定伊朗共产党的宗旨是：在伊朗实行土地改革，没收地主和资本家的土地归农民所有；以武装斗争为手段推翻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国内资产阶级、封建阶级的反动统治；与苏俄结成反帝反封建同盟，走工农相结合的无产阶级道路。伊朗共产党成立之后，积极开展地下活动，发展党员、扩大地方组织，积极投身于建立地方苏维埃政权——吉朗苏维埃共和国地方政权的斗争，并参加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于1920年9月1~10日在巴库召开的“东方民族第一次代表大会”。奥格利在大会上讲话并被选进这次大会的“宣传与执行局”（共有成员48人）。1931年6月，礼萨汗为了加强个人的专制地位，同时迫于西方大国尤其是英国的压力，授意伊朗议会通过《反共产主义法》，以武力解散和取缔了伊朗共产党（简称“伊共”），宣布伊共为“非法”组织。伊共主要成员大部分遭到监禁、杀害，只有一小部分骨干分子流亡国外或转入地下状态继续斗争。但是，伊共作为一支新生的政治力量，在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已经用一系列政治行动向社会展示了自己的政治影响力。作为“非法”组织，伊共虽然不能公开从事任何政治活动，然而，少数隐蔽下来的伊共成员连同伊共同情者和支持者，仍继续坚持自己的政治信念，积极探索新的斗争策略。到1935年，一些具有左翼倾向的知识分子在首都德黑兰成立“学习小组”，以“学习小组”之名为掩护，继续研究、探讨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学习小组”中有两年后即1937年，礼萨汗以“危害国家安全罪”为罪名逮捕的53名成员。伊朗现代史上著名的“53人小组”由此而得名。到1941年礼萨汗退位后，一度分散的伊朗共产党地下残余势力，利用盟军占领带来的政治“自由化”这一空前的有利时机，重新成立了共产党性质的政党，取名“人民党”（直译为“土德党”，波斯文词汇tudeh，即“人民”、“大众”）。
由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广大的工人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中间得到传播，特别是在俄国十月革命的直接影响和感召下，伊朗的工人运动逐渐从零星、分散的自发状态转变为在社会主义团体和伊朗共产党直接领导下的有组织的自觉斗争。1906年德黑兰和大不里士两个城市的印刷工人和电报公司职员分别组织了自己的行业工会“德黑兰印刷工人协会”和“大不里士电报工人协会”，但他们的斗争目标只是为了提高工资待遇、改善工作条件等具体经济要求。1944年5月1日，在人民党领导下，这两个工会合并成“伊朗劳工联合会”，它是当时亚洲地区最大的工人联合会，正式会员达5万余人，随后发展到伊朗全国90%的产业工人都加入了联合会。它是人民党直接领导和控制的群众组织，是人民党在1953年军事政变前的10余年时间内，在伊朗政坛发挥影响力的最有效工具。1949年伊朗第16届议会选举时，人民党一度成为伊朗议会的第二大党派，仅次于摩萨台领导的执政党“民族阵线”。1953年的“8·19”政变发生后，人民党被宣布为“非法”政治组织。作为一个有着明确社会政治要求的政治党派，人民党在伊朗专制制度下已经彻底丧失了合法生存的政治空间，而且，苏联式社会主义的政治追求也遭到伊朗知识分子，特别是伊斯兰社会主义者的唾弃。但是，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社会主义经济目标和社会制度却在伊朗社会各界得以广泛宣传，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