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僧把紫金钵盂奉上，
这两个尊者
才肯把无字经换了真经给唐僧。
而佛祖如来明知此事，
竟对唐僧说道：
“你如今空手来取，是以传了白本。”
本夜话题
“十里莺啼”与“千里江南”
——写作的艺术化
唐代诗人杜牧，有一首七言绝句，题名为《江南春》：“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这首诗，既写出了江南春景的丰富多彩，又写出了江南春景的广阔迷离，而且还有这景色之中所隐含的丰厚深邃的历史文化背景，所以千百年来素负盛誉。
然而，明代的文学家杨慎在他的《升庵诗话》卷八中，却对这首诗提出了责难：“千里莺啼，谁人听得？千里绿映红，谁人见得？若作十里，则莺啼绿红之景，村郭、楼台、僧寺、酒旗，皆在其中矣。”杨慎认为，诗中的“千里”二字，不符合实际，应该改为“十里”才好：千里之遥，无人能够听得见莺啼之声；千里之远，无人能够看得见绿红之景。
清朝的何文焕，则对杨慎的责难很不以为然。何文焕在《历代诗话考索》中反驳道：“即作十里，也未必尽听得着，看得见。题云《江南春》，江南方广千里，千里之中莺啼而绿映焉，水村山郭无处无酒旗，四百八十寺楼台多在烟雨中也。此诗之意既广，不得专指一处，故总而命曰《江南春》，诗家善立题者也。”
杨慎的责难，的确是没有道理的。如果把“千里”换成“十里”，那么，依照他的这种逻辑计较的话，“十里”之内又如何能有“四百八十寺”呢？尽管据说南朝时的金陵有五百多所寺庙，但金陵也绝非仅有“十里”之地。何况“千里”换成“十里”，全没有了原诗的广阔和深邃的气魄。
何文焕的说法有一定的道理。即使“十里”，也未必能听得见看得见。但何文焕也只是从确定题意的角度来看问题的：既然题为《江南春》，“江南方广千里”，就应该作“千里”为是。其实，如果我们仔细研读便可以体味出来，这首诗是用丰富的想象力和超越现实的手法来描绘江南的春景的。所描绘的千里莺啼，绿红相映，水村山郭，烟雨酒旗，都是为了突出和渲染江南到处都是春天、春天美丽如画这样的意境的。“千里”，无非是极言地域的广阔而已，并不是实写；就连“四百八十寺”，也无非是极言其多的意思，未必就是实数。而且，唯有“千里”才能突出江南春景的丰富多彩和广阔迷离，还有这景色之中所隐含的历史文化背景的丰厚和深邃。
杨慎也算是明朝很有学问的文学家了，可还是在评说杜牧的这首小诗时为后人留下了笑柄。
而宋朝的大学问家沈括，在欣赏杜甫的诗歌时，也留下了同样的笑柄。杜甫有一首叫《古柏行》的诗，有两句是：“霜皮溜雨四十围，黛色参天二千尺。”这两句诗，本来是形容诸葛亮庙中一棵古柏的挺拔伟岸，以夸张的语气来表现古柏的非凡气概。沈括就“四十围”和“二千尺”这两个数字进行评说：“四十围乃是径七尺，无乃太细长乎？”按沈括的算法，直径七尺而高二千尺的古柏，的确是太细长了。但艺术不是做简单的数学题。沈括尽管精通九章算术，无论如何是不能这样算账的。何况，世间原本就没有二千尺高的古柏啊。
我国古代的许多杰出诗人，都曾以数字入诗，运用夸张的手法，来强调和描写事物某些方面的特点，如：
李白《秋浦歌》：“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王之涣《凉州词》：“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柳宗元《江雪》：“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辛弃疾《西江月》：“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陆游《秋夜将晓，出篱门迎凉有感》：“三万里河东入海，五千仞岳上摩天。”如果我们仅仅从数字的准确性上来把握艺术的话，那么，我们也就无从领略艺术表现中飞腾的想象、悠远的思虑、蓬勃的诗意和无尽的情思了。对写作艺术的鉴赏，需要艺术的眼光。写作艺术和其他门类的艺术，比如绘画、音乐、雕塑、书法、建筑、园林、戏剧、电影等，在本质上是相通的，这就是通过某种媒介创造一个虚拟的艺术世界，来表现作者主观上把握的那个自己“心目中”的“客观世界”。比如绘画，是画家通过光线和色彩构成一个虚幻的艺术世界，来表现自己通过观察现实而把握的那一个“客观世界”。只不过，画家是以光线和色彩为媒介来进行艺术创造。而音乐家是以声音和节奏为媒介来进行艺术创造，雕塑家用的是金属和石头，文学家用的则是语言符号而已。如此说来，一般的艺术品所创造的都是虚幻的艺术世界，或者说是虚拟的艺术世界。我们欣赏音乐，不是听声音的高低强弱、长短坚柔，而是感受声音和节奏构成的那个看不见摸不着的艺术世界。我们欣赏绘画和雕塑，并不把这些艺术品看成是金属、石头、麻布、颜料；欣赏文学作品，也不是去辨认那一个个文字符号的形体和读音。我们总是把这些由不同材料构成的五花八门的虚拟的“艺术怪物”理解成为一个“世界”，一个比照真实世界而似乎存在着的“世界”。当电影放映机停下之后，当一场戏剧的帷幕落下之后，刚才还沉浸其中的“世界”瞬间消逝，我们还要谴责艺术家是在用虚无的玩意儿欺骗我们吗？我们把艺术家创造的虚幻的艺术世界称之为意境。写作艺术就是通过意境来完成对现实世界的主观表达的。
写作艺术家创造的艺术世界，总是经过了主观评判的世界，渗透了他们对客观世界的看法，因而，这个世界不仅在质料上不同于真实的世界，而且在形状上也是变形了的。《红楼梦》声言贾府在金陵，但具体的描写又给人以在北京的感觉；写的事似乎是以清朝为背景，但主人公的服饰打扮又是“梨园”化了的；连宝玉、黛玉的年龄你也是前前后后算不清的。如果我们追究简单的真实，写作艺术也就没有存在的可能了。
“千里莺啼”又如何能改为“十里莺啼”呢？“十里莺啼”又如何能表现“千里江南”呢？
欣赏写作的艺术需要艺术的眼光，从事写作艺术同样也需要艺术的眼光。写作艺术家如诗人小说家，他们在自己的艺术创造中，都在强调、强化自己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并力图以此来干涉和影响欣赏者对客观世界的看法和评价。所以，写作艺术家就不能仅仅是表现大家已经熟知和认同了的事物及其特性，更应该把自己对外在世界最独特的发现传达给别人，以此来启迪智慧，陶冶情操。
写作的艺术化，就成了一种创造性的劳动。而写作艺术家也就不能不首先具备艺术的眼光。吴承恩洞悉人间世风恶俗，所以在《西游记》中，让如来佛祖的近侍阿傩、伽叶佛，向唐僧师徒索取“人事”。唐僧把紫金钵盂奉上，这两个尊者才肯把无字经换了真经给唐僧。而佛祖如来明知此事，竟对唐僧说道：“你如今空手来取，是以传了白本。”原来神仙也兴“贿赂”，也贪财，难怪人间行路难。我们对吴承恩深刻的幽默不能不心领神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