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天是上弦月，
晚上十一点，
月亮早落山了，
月光怎么能照在被告的脸上呢？
本夜话题
刚弼断案，公道何在
——证明与反驳
刘鹗的《老残游记》，在最后几回里，写了一件冤案的昭雪过程。说的是，齐河县齐东村，有一户姓贾的财主，在同一时辰里，一家有十三口人暴亡。家中逃过劫难的两个人，一个是孀居碰巧回了娘家的大儿媳妇贾魏氏，另一个是刚好到姑妈家串亲戚的小姐贾大妮子。官府接到报案，验尸后不明死因。但贾家到县衙告称，查到了被人谋害的形迹。告状的，是出事后才过继给受害人家的同族侄儿贾，和发现谋害形迹的小姐贾大妮子。他们告说，是嫂子贾魏氏与人通奸，用毒药谋害了一家十三口人的性命，证据是贾魏氏从娘家送到贾家的月饼，在吃剩的半块里发现了砒霜。判案的县官王子谨派人捉拿了贾魏氏和她的父亲魏谦来审，二人皆不认罪。县官也觉得罪情不实。因为苦主贾家催得紧，县官上报抚台，抚台便派了个叫刚弼的清官前来会审。刚弼一来，先对贾魏氏和她的父亲施刑，但那父女二人即使晕了过去，也无口供。魏家的管家，见主公吃这冤枉官司，便筹了些款，投到一个乡绅胡举人家，请胡举人替魏家打点，了结这场官司。胡举人拿了魏家管家一千两银子的银票，就去拜见刚弼。刚弼接了银票，笑着说：“十三条人命，一千两银子一条，还值一万三呢，减半算，就六千五百两吧。”胡举人和管家商量，就又给刚弼写了个欠五千五百两银子的凭据，与先前的一千两，送给了刚弼。待到第二天升堂，刚弼定要魏氏父女二人招供。刚弼的理由有两条：一条是，人命若不是你们害的，如何肯拿几千两银子出来打点？另一条是，为什么讲了十三条人命六千五百两银子，偏就照一条人命五百两的数，送来了六千五百两呢？贾魏氏还是不招，但不忍心老父亲再受酷刑，只得屈打成招了。后来，由于老残的介入，另派了一位姓白的太守来重新审理，一个时辰就证明了贾魏氏和她的父亲魏谦都是冤枉的。后来的情况也证明了，魏氏父女的确是冤枉的。刚弼向白太守问起“六千五百两银子”的事来，白太守说，魏家花钱，是乡下人没见识处，不足为怪。
这里，我们且不必管小说中的事是真是假，也不必管这场官司最终了断得如何。我们只是来看刚弼是如何断案的。
在刚弼看来，魏氏父女是有罪的。为此，他提供了两条理由：“倘若人命不是你谋害的，你家为什么肯拿几千两银子出来打点呢？这是第一据。”“倘人不是你害的，我告诉他照五百两一条命计算，也应该六千五百两，你那管事的就应该说：‘人命实不是我家害的，如蒙委员代为昭雪，七千八千俱可，六千五百两的数目却不敢答应。’为什么他毫无疑义，就照五百两一条命计算呢？是第二据。”
刚弼的断案，显然是错误的。我们先不必管它。我们先以此为例，来说明有关“证明”的几个概念。
刚弼断案的这种方法，是用已知的判断，说明另一个不确定的判断的正确性。这就是“证明”。要证明的那个问题，就叫“命题”。刚弼的命题就是，魏氏父女是有罪的。用来说明命题是正确的那些材料，就叫“证据”，也叫“论据”。刚弼的证据就是他讲的有关“银子”的那两条理由。
由此看来，所谓的证明，就是用证据来说明命题是正确的这样的过程。在议论文的写作中，我们往往就是先提出一个命题，然后通过许多材料，来说明这个命题是正确的。完成了证明的过程，这一篇议论文也就写成了。那么，在议论文的写作中，证明的方法有哪些呢？宋代的大文学家欧阳修，他的杂记《归田录》中，有一篇《卖油翁》的文字。文中记了这样一件事：陈尧咨善于射箭，举世无双，他自己也很以此得意；一次他在自家的园子里射箭，十中八九。一位卖油的老者观后，只是稍微流露了一点欣赏的意思。陈尧咨似乎以为卖油翁藐视了他，便问卖油翁是否以为自己射箭技艺不精。卖油翁说，这没有什么，只不过熟练罢了。陈尧咨愤愤地问卖油翁，是否小看他的射箭技艺。卖油翁说，从自己卖油知道这个道理。卖油翁在葫芦口上盖了一枚铜钱，用勺子沥油从钱孔入，钱竟没有沾上一点儿油。
这里，我们可以把卖油翁说的话——陈尧咨的射箭技艺高，只不过是手熟而已——当成是一个命题。卖油翁是怎样说明这个命题的正确性的呢？他用自己的行动，验证了一个常理——技艺精湛是因为手熟，也就是人们说的“熟能生巧”。“熟能生巧”这个常理，陈尧咨岂能不知道？所以，卖油翁的意思，陈尧咨也就不言自明了。
卖油翁用“熟能生巧”的道理说明了自己的看法。他的思路应该是这样的：技艺精湛是因为手熟；射箭也是技艺，这种技艺的精湛也是因为手熟，你射箭的技艺精湛，所以你也不过是手熟而已。
近代学者徐珂的《清稗类钞》，有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满朝皆忠臣》，记的是乾隆皇帝到山东巡察，召一位农夫到御舟上询问民情。农夫的回答使皇帝很满意。随后，乾隆皇帝又命令侍从的众官员自报姓名，让这位农夫都认识一下。官员中有人害怕农夫把平时在民间听到的关于自己的议论上奏皇上，吓得两腿发抖。农夫看了看这些官员的脸，向乾隆皇帝奏报：“满朝皆忠臣。”乾隆皇帝问道：“何以知之？”农夫奏：“吾见演剧时，净角所扮之奸臣，如曹操、秦桧，皆面涂白粉如雪，今诸大臣无作此状者，故知其皆忠臣也。”乾隆皇帝大笑不已。这位农夫的思路是：戏剧上的奸臣都是白鼻子花脸，这群大臣中没有白鼻子花脸的，所以都不是奸臣，都是忠臣。
周建人先生在他的一篇议论文《科学知识与“科学头脑”》中，举了古希腊的科学家阿基米德测国王金冠的例子。国王交给阿基米德一顶金冠，让他查验有没有杂质，但不得损坏金冠。阿基米德从在浴池洗澡受到启发，从而找到了不必打破金冠也能查验是否有杂质的方法。这就是通过比重和排水量多少，来确定金冠是不是纯金的。周建人先生在文中要说明的观点是，阿基米德找到了查验金冠的方法，是因为他有科学的头脑和科学知识。
为了说明这个观点，作者在前面提到了一个大家都明白的道理：科学的好处和力量说不尽。
周先生的思路很清楚：科学的好处和力量说不尽，能够解决许多难题；查验金冠是否有杂质是个非常复杂的难题，只有那些有科学头脑的人，用科学知识才能够解决。阿基米德找到了查验金冠的方法，这说明他有科学的头脑，也拥有科学的知识。
——以上所举，运用的证明方法是：用一个已知的道理或前提，证明另一个具体的命题的正确性。在逻辑上，这叫做“演绎证明”。
唐代韩愈的《师说》，为了说明“圣人无常师”的观点，举了孔子拜郯子、苌弘、师襄、老聃等为师的事例。
吴晗在《谈骨气》一文中，要说明的命题是，“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作者举了几个例子来证明这个命题：南宋末年的抗元军事统帅文天祥被俘，宁死不屈，英勇就义，他有骨气；古人宁肯饿死也不食“嗟来之食”，有骨气；闻一多面对特务的枪口拍案而起，他也有骨气。
邹韬奋的《呆气》，作者要证明这样一个命题：“研究任何学问，欲求造诣深邃者，也不可不有几分呆气”。作者用了两个例证。发现地心引力学说的牛顿，一天早晨，沉思之中，竟把手上的一只表，放在了女仆为他准备的自煮早餐的小锅里，大煮特煮。电学怪杰爱迪生，在结婚之日，路经自己的实验室，进去拿东西，忘了在门外的新夫人，自己在一张桌子上做起了实验；新夫人等了许久，自己进去才把爱迪生找了出来。
十八世纪俄国伟大的科学家罗蒙诺索夫，在他的科学论文《关于热和冷的原因之探索》中，作了一个著名的推论：“我们摩擦冻僵了的双手，手便暖和起来；我们敲击冰冷的石块，石块能发出火光；我们用锤子不断地锤击铁块，铁块也可以热到发红。由此可知：运动能够产生热。”
——以上所举，运用的证明方法是：用几个具体的事例，证明一个带有普遍意义的命题的正确性。在逻辑上，这叫做“归纳证明”。
《吕氏春秋·慎大览》中的“察今”，要说明的道理是，“以近知远，以今知古，以所见知所不见”。作者列举了三种情况：一是察看屋檐下太阳月亮的影子，可以知道日月的位置和早晚、季节的变化；二是察看水瓶里的冰，可以了解天气的寒冷，了解鱼鳖的潜伏；三是尝一块肉，就可以知道锅里的味道好不好。这样，就强调和印证了以上的道理。
荀子《劝学》中有一段话：“木受绳则直，金就砺则利，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知明而行无过矣。”意思是说：木头经墨线量过后，用斧锯加工，就会成为直的；金属制的刀剑，拿到磨刀石上磨，就会变得非常锋利；有修养的人，广泛地学习并且每天对自己进行检验省察，那么智慧就会通达而且行为也没有过错了。作者举“木受绳则直”和“金就砺则利”，是为了比照说明“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知明而行无过矣”的道理。
《孟子》中的“鱼我所欲也”一章。“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这里，孟子借用“舍鱼而取熊掌”，来强调说明“舍生取义”的主张。鲁迅先生的《拿来主义》一文，用占有、挑选“宅子”中的遗物，来说明对待“文化遗产”的态度：
“看见鱼翅，并不就抛在路上以显其‘平民化’，只要有养料，也和朋友们像萝卜白菜一样的吃掉，只不用它来宴大宾；看见鸦片，也不当众摔在毛厕里，以见其彻底革命，只送到药房里去，以供治病之用，却不弄‘出售存膏，售完即止’的玄虚。只有烟枪和烟灯，虽然形式和印度，波斯，阿剌伯的烟具都不同，确可以算是一种国粹，倘使背着周游世界，一定会有人看，但我想，除了送一点进博物馆之外，其余的是大可以毁掉的了。还有一群姨太太，也大以请她们各自走散为是，要不然，‘拿来主义’怕未免有些危机。”
鲁迅先生借对“鱼翅”“鸦片”“烟枪和烟灯”“姨太太”等的不同态度，来说明从文化遗产中“吸取精华、剔除糟粕”的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