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2010）9月24日是曹禺先生诞辰100周年。为了纪念这位“中国的莎士比亚”，北京人艺、上海人艺和上海沪剧团等文艺团体重新排演了他的《雷雨》、《日出》、《原野》等代表作，北京电视台还播放了专题节目《大人大艺》。与此同时，有关曹禺的学术研讨、图书出版和展览活动也频频亮相。相比之下，曹禺的恩师、把他领上话剧之路的张彭春却好像无人提及。
一、乳名“九儿”的来历
张彭春（字仲述）1892年4月22日出生于天津。张氏祖先本来是在运河上贩运粮油杂货的山东商人，稍有积蓄后在天津开了个店铺。由于经营有方，生意兴旺，遂逐渐发家致富。张彭春的祖父张筱洲希望弃商学儒，走科举之路。但不幸的是，尽管他十分努力，却屡试不中。为此张筱洲中年早逝，其家境也开始衰落。张彭春的父亲张久庵（字云藻）是一个兴趣广泛的人。他不但喜欢骑马射箭，还酷爱音乐。为了师从名家，他不惜倾家荡产，终于博得个“琵琶张”的美名。在谈到张家的历史时，许多人都说“张家的家道，是随着张久庵的弹拔声逐渐破落”的。但是胡适不这样看。他认为张久庵“是一位很有成就的弹琵琶名家，又是一位精骑术的射箭好手”。他虽然“把一份颇不小的家业消耗在生活享乐”上，但只要能够自食其力，也未必是一件坏事。事实上，张久庵不仅能够自食其力，而且他的两个儿子张伯苓和张彭春，都是中国现代史上了不起的人物。
说起这两个儿子，真是来之不易。张久庵的元配胡氏及其所生儿女都早早去世。继配杨氏在结婚后多年没有生育，因此他们夫妇非常喜欢邻居的两个男孩“大坐”、“二坐”。后来杨氏去娘娘庙求子，抱了个泥娃娃回来，就叫“三坐”。时隔不久，杨氏生了一个女孩，取名“四坐”。从此以后，这对夫妇又连续生育两男两女。这两个男孩就是张伯苓和张彭春。张伯苓长大后创办南开中学和南开大学，被誉为“中国私立大学的拓荒者”。张彭春比张伯苓小十几岁，他出生时张久庵已经是59岁。为了纪念老来得子，张久庵为他取名“九儿”。这个乳名流传甚广，以至后来大家都称他为“九先生”。（需要注意的是，张伯苓从小喜欢习武，没有继承乃父特长。相比之下，张彭春与父亲的兴趣爱好比较接近，并最终走上了文艺之路。）
二、不可多得之人才
除了家庭影响之外，教育环境对于一个人的成长也相当重要。张彭春的少年时代，是在南开中学度过的。当时该校的学生社团非常活跃，其中有研究型的文学会、政治学会、哲学会、科学会、商学会和英文学会，有服务型的校役夜校、平民学校和备省同乡会，有文化娱乐型的音乐会、唱歌会、新剧团和旧剧研究会，有临时性的游艺会、运动会、考查团和旅行团等。
为什么要成立这么多学生社团呢？第一，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学校里的社团可以让学生在团体活动中找到各自的兴趣所在。第二，它可以抵制功利主义的影响，改变读死书、死读书的风气。第三，它有利于学生之间的相互交流，取长补短，增进友谊，从而培养一种合作向上不断进取的团体精神。
在丰富多彩的校园生活中，张伯苓的表现给同学们留下深刻印象。早在辛亥革命之前，他就把话剧当做练习演说、改良社会的一种手段。为此，他自编自导自演了南开公演的第一个话剧《用非所学》。该剧写了一个从欧美留学归来的贾有志，他本来抱着“工程救国”的理想，却在名利诱惑下混迹于官场，成为学非所用，用非所学的典型。在哥哥的影响下，张彭春从小就迷上了话剧。1910年他考取庚款留学生赴美国深造。那一年考取庚款留学生的还有胡适、赵元任、竺可桢、胡明复等70余人。
1913年，张彭春从克拉克大学提前毕业，入哥伦比亚大学进修。如果说家庭影响让他熟悉了西皮二黄的话，那么西方教育则让他了解了莎士比亚和易卜生。因此，到1915年毕业前夕，张彭春已写出好几个剧本，以讽刺当时的中国社会。这一年2月中旬，胡适从绮色佳到纽约开会，曾拜访张彭春等好友。他在日记中写道：“十四日……下午访张仲述。仲述喜剧曲文字。已著短剧数篇，近复著一剧，名日《外侮》，影射时事而作也。结构甚精，而用心亦可取，不可谓非佳作。吾读剧甚多，而未尝敢操觚自为之。”1916年7月5日，胡适在日记中保存了张彭春和陶知行（即陶行知）的一张合影，并且作了如下记录：“上图右为歙县陶文溶（知行），左为天津张彭春（伸述）。两君皆今日留学界不可多得之人才也。”
三、投身于话剧事业
1916年张彭春学成归来后，回到南开中学任教，并当选为学校新剧团副团长。不久，他将在美国所写的独幕剧《醒》搬上舞台，受到学生热烈欢迎。演出第二天，当时正在南开读书的周恩来就在校刊上发表文章，对该剧予以“佳音佳景，两极妙矣”的评价。张彭春不仅将话剧创作搬上南开舞台，而且还把西方的一套导演方法移植到中国。过去大家把洪深誉为“中国最早的话剧导演”，殊不知张彭春比他要早得多，因为洪深是1922年回国的。
1917年8月，张伯苓赴美国进修，张彭春担任南开中学代理校长。不久，运河天津段决口，南开校园被水淹没，学生只能借其他学校上课，直到第二年7月才迁本校。就在如此困难的情况下，张彭春领导南开新剧团先后演出《天作之合》和《新村正》。《新村正》是一部反映辛亥革命不彻底性的批判性作品，它一上演，就被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誉为“激励民气，除旧布新之利器”。大家认为：它的精彩之处，“就在这‘旁射侧影，涵蓄不尽’八个字中”，与易卜生、萧伯纳的社会问题剧属于同一范畴。
1919年年初，张伯苓自美国归来，看到学校蒸蒸日上的情况，对弟弟赞赏有加。随后，他开始筹办南开大学，由张彭春出任筹备课主任。随后，张彭春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深造。第二年秋天，国内发生灾荒，他和洪深为了救济国内难民，将《木兰辞》改编为话剧《木兰》。该剧在纽约百老汇演出后，受到观众的普遍欢迎。1921年5月，张彭春在纽约与庚款留美女学生蔡秀珠结婚。第二年，他读完博士课程并通过论文考试后起程回国。这时他的大女儿明珉刚刚满月，因为在旅途中发高烧未能及时医治，留下终身残疾。
1923年9月，张彭春受清华学堂诚聘，携妻女迁居北平，出任清华教务长。同年11月，他的二女儿诞生。女婴健康可爱，令夫妇俩欣喜万分。为弥补当初没照顾好长女的遗憾，他们对这个小生命百般呵护，并想给她起一个最美丽、最动听的名字。当时印度著名诗人泰戈尔即将访华，社会上掀起了泰戈尔热。张彭春一向崇拜泰戈尔，因泰戈尔在女儿降生时创作了儿童散文诗《新月集》，所以张彭春为二女儿取名“新月”。与此同时，胡适、徐志摩、梁实秋、陈西滢等人也成立了新月社，并创办《新月》杂志。据说这个杂志的名称也是张彭春提议取的。随后，张彭春还为新月社导演了泰戈尔的抒隋诗剧《齐德拉》。
四、对曹禺的培养和影响
1926年，张彭春辞去清华教务长，回到南开中学担任主任。当时正在南开读书的曹禺也加入了新剧团。曹禺的志愿本来是要学医，后来考入南开政治学系。由于新剧团启发了他的兴趣，才使他走上戏剧之路。对于这段经历，他是这样说的：“我大约在15岁就加入了南开新剧团，演过很多戏，几乎都是张彭春导演。……当时的风气，男女不能同台。我在中学时多半扮演女角色。我演的头一个女主角戏是易卜生写的《国民公敌》。”据说该剧上演时，天津军阀以为是攻击他，便下令禁演。于是他们只好把剧名改为《刚愎的医生》。
据著名演员金焰回忆：“彭春老师排戏严格极了，我看过他排《压迫》、《可怜的裴迦》，《获虎之夜》，一进排演场，他什么都预先规定好了。无论是台词或是台步，甚至于台词的轻重音。”著名电影导演鲁韧也说：“我上初中时看过曹禺演的《压迫》，演得不错，但多少还有些业余的味道，后来看到他演的《娜拉》就演的十分绝妙了。这不能不说到张彭春，他到外国看了那么多戏，显然受到欧美小剧场运动的影响。他在美国接受这些影响，回到南开搞实验……那是很浓的艺术追求的精神，是很难能可贵的。”
1934年10月17日南开校庆时，张彭春在百忙中返回母校，和曹禺将《新村正》再次搬上舞台。第二年校庆，张彭春又与曹禺合作，将莫里哀的《悭吝人》翻译并改编为三幕剧《财狂》。为了培养营禺，张彭春不仅和他同台演出，还将自己珍藏的一套英文版《易卜生全集》送给他。可见张先生对曹禺寄予极大希望。
五、话剧以外的贡献
除了投身于话剧艺术之外，张彭春的贡献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帮助中国京剧走向世界。1930年年初，应“华美协进社”邀请，梅兰芳赴美国演出。“华美协进社”是由胡适、张伯苓、梅贻琦、杜威等中美学者发起成立的一个促进中美文化交流的团体。该社成立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策划梅兰芳访问美国。在美国演出期间，张彭春出任剧团艺术顾问和总导演，并兼任梅兰芳的发言人。他向完全不懂京剧的美国观众讲解剧情，解释中国戏剧“唱念做打”的意义，使演出获得很大成功。1935年，他又陪同梅兰芳赴苏联演出，也受到热烈欢迎。
二是争取国际社会援助中国抗日。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多次代表中国政府赴英美等国宣传抗战，争取外援。1939年美国国会通过《对日经济制裁案》，就与他的努力有关。1940年张彭春出任中国驻土耳其公使，代表中国政府与伊拉克签订友好条约。随后，他又调任中国驻智利大使，后因心脏病发作离任。
三是参与起草《人权宣言》。1946年，张彭春以中国代表的身份参加联合国大会，并当选为联合国社会经济理事会中国常任代表兼人权委员会副会长。为此，他参加了《人权宣言》的起草工作。据法国代表说，这份划时代的文献“全靠张先生用适当的词句，摒除障碍，宣言得以顺利通过”。
此后，张彭春一直滞留美国，并于1957年因心脏病突发去世，享年65岁。因此我认为，在纪念曹禺的时候，也应该了解一下张彭春先生，并对他给予应有的肯定和尊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