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茅庐，几多风雨］
地址：杭州大学路场官弄63号
郁达夫出生在杭州富阳，如今富阳仍有其故居，不过据说宅院均是重建，加上只是郁达夫童年时所居，我便断了去探访的念头。倒是杭州市区大学路场官弄63号的风雨茅庐，不可不去一探。
那是郁达夫作品中常提到的地方，是他自己设计的小家，也是他与王映霞的爱情见证。
如今的“风雨茅庐”，小院平房，青砖黑瓦，极是寻常，倒是红色窗棂颇为显眼。旁边围着不少近年来建起的新楼，越发显得它的凋零，每个人来到这里，怕都会涌起些失望情绪吧。
其实这里也曾修缮过，大概是六七年前的事情，但之后就无进展。三年前我去寻访，门口挂的是一家影视公司的牌子，颇有些不伦不类，不知如今境况如何。
1933年，郁达夫避居杭州。1936年春，风雨茅庐建成。抗战胜利后，此宅被转手，1952年开始作为派出所办公地，还加盖一层，其间也曾内外装修，据说变成了普通的现代化二层小楼，直至几年前按旧貌进行改造修缮，才拆掉二楼，恢复青砖黑瓦。屋内原先被铝合金框架隔成一个个单间，如今也已恢复旧时格局。
经历了几十年风雨，这风雨茅庐虽然伤痕累累，但总算得以保留。郁达夫迁居杭州，目的是避祸。当时他遭政府封杀，文稿被查禁，书籍被禁止出版，只能被迫离开上海。他的离开曾让鲁迅不满，后者还写了《阻郁达夫移家杭州》一诗，认为郁达夫不该沉溺于自己的生活，应留在上海继续战斗。
我倒是觉得郁达夫离开上海那个喧嚣之地是不错的选择。在上海，他注定是落寞的，封建卫道士斥责他离经叛道，左翼文人又嫌他不够激进。可一个人究竟如何，往往与众人之口无关。
比如他被左联开除一事。毫无疑问，左联成员大多富有激情，但他们中的很多人算不上作家，被他们捧为盟主的鲁迅就曾这样质疑过。
当时左联行动激进，忽视创作，反倒热衷上街贴标语发传单，效果却可笑，巡捕一到便作鸟兽散。还有一次飞行集会，一百多人参加，结果二十余人被捕，暴露自身力量并白白损耗人手。
可左联却越走越极端，1930年8月，左联执委批判某些成员仍有把左联当成作家组织的“狭窄观念”，批判他们“没有全面地理解文学运动的意义，自限于作品行动的褊狭见解中，成为一种作品万能观念”。
郁达夫曾致信左联负责人，表示自己是小资产阶级分子，不适合做分发传单、张贴标语的活动。鲁迅也说过，“我总是声明不会做他们的这种工作的，我还是写我的文章”。如此态度激怒了许多激进派，尤其是郁达夫那句著名的“我不是战士，只是作家”，被视为公然与左联对抗。1930年11月，左联开除郁达夫，还给他安上一顶“反动投机分子”的帽子。
离开左联后的郁达夫却未与之背道，反而暗中帮助左联，如营救被捕作家等。其实比起左联中某些热衷喊口号的人，他更配得起“战士”这个称号，哪怕，他哀伤自怜、颓唐纵情。
说回风雨茅庐吧，王映霞曾回忆，风雨茅庐“1935年底动工，熬过了一个冰雪的冬季……足足花掉了一万五六千元”。
在当时，这笔钱堪称巨款。郁达夫为建此宅，不停卖文，著名的《她是一个弱女子》就在那时卖出，而且价钱是惊人的一千大洋，在当时属天价稿酬，这显然与文中的大胆性描写有关。但除这篇有“卖点”的文稿外，普通文稿的稿费极低，因此仅靠卖文，实在是杯水车薪，建房的大多数费用还是靠一个“借”字。后人写及此事，往往戏称郁达夫变了“房奴”，但想来他应是欣喜的，他想有个家，尤其是与如花美眷王映霞的家。值得一提的是，房契上写的也是王映霞的名字。
那时，他们已结婚数年，1928年的那场婚礼曾轰动一时。当初，已有家室的郁达夫初见有“杭州第一美人”之称的王映霞，便惊艳不已。两人仅仅相识两周，郁达夫就致信王映霞，劝她推掉婚约，且言语暧昧——“你但须想想你当结婚年余之后，就不得不日日作家庭的主妇，或拖了小孩，袒胸哺乳等情形，我想你必能决定你现在所考虑的路。你情愿做一个家庭的奴隶吗？你还是情愿做一个自由的女王？你的生活尽可以独立，你的自由，绝不应该就这样地轻轻抛去。”
“自由的女王”，这愿景让王映霞怦然心动。尽管她不愿做第三者，尽管其间也曾有波折，但终究抵不住郁达夫的死缠滥打，二人就这样走到了一起。
可是，嫁给郁达夫就可以成为“自由的女王”了吗？现实并非童话，郁达夫时常囊中羞涩，他们开始租房子住，连家具都是从店里租来的。王映霞就此沦为“家庭的奴隶”，跟“自由的女王”决不搭边。而且郁达夫还爱喝酒和买书，花钱如流水，王映霞也只有无奈。
所以，迁居杭州除了政治因素，其实也有感情因素，换个环境生活，是否可以让这对夫妻走得更远？
郁达夫十分喜爱此宅，他曾在《冬余日记》里写道：“场官弄，大约要变成我的永生之地了。”可事实上，他在这风雨茅庐中所居时日极短。早在盖房期间，他就因厌倦泥土砖瓦的琐事，去福州游玩，还谋了份福建省政府参议的工作。等他返回杭州时，王映霞已迁入风雨茅庐，郁达夫住了几天，便又返回福州，就此往返奔波。
如今走入风雨茅庐，清幽寂静，沿着回廊的朱红木柱慢慢溜达，旁边是三间正屋，尽头有一面矮墙，中间是个月洞门，穿过去便是后院，当年是书房和客房，有竹有花，颇为雅致。遥想当年，想必也是一派惬意。
虽然王映霞并不喜欢“风雨茅庐”这个名字，认为“风雨”二字不太吉利，而且郁达夫两地奔波，夫妻俩聚少离多。但不可否认的是，在那段时间里，他们的生活大有改善。时任杭州市长周象贤是赴美留学生，曾在北大任教，与郁达夫过从甚密，其他官场人物也纷纷前来结交，时有资助，郁达夫居然阔气起来。王映霞本就是杭州名门闺秀，自然也跟官太太们为伍，出入上流社会。
可战乱一来，生活又起波折。日军入侵后，郁达夫仍在福州，王映霞只能偕家人先后避难于富阳、丽水和汉口。新近丧偶、早与王映霞传有绯闻的浙江省教育厅厅长许绍棣也避难于丽水，流言更是满天飞。1938年7月，郁达夫在《大公报》上刊登寻人启事，内容为“王映霞女士鉴：乱世男女离合，本属寻常，汝与某君之关系，及搬去之细软衣饰、现银、款项、契据等，都不成问题，惟汝母及小孩等想念甚殷，乞告一地址。郁达夫谨启”。
启事中的“某君”便指许绍棣。如此自曝家丑，自然成了坊间八卦，许绍棣则火速与徐悲鸿的情人孙多慈结婚，抽身而退。
可即使许绍棣退出，郁达夫和王映霞的感情终不免走上绝路。后来，他们一度勉强和解，可在这个当口，郁达夫却将后结集为《毁家诗记》的二十首诗词交予香港《大风旬刊》编辑陆丹林。这组诗词直指王映霞红杏出墙，其中一首甚至称王映霞以月事为由拒绝与郁达夫行房事，可两天后却和许绍棣私会。陆丹林也不厚道，不但不予劝告，还原文刊登，一举轰动海内外。王映霞当然怒不可遏，以《一封长信的开始》和《请看事实》回应，二人在报端对垒，终告决裂，协议离婚。
再后来，郁达夫身死异国。1999年，王映霞在上海去世。至于风雨茅庐，早在抗战后便被产权所有人王映霞转手，那些旧日情事，虽未随之湮灭，但也终成往事。
王映霞晚年时曾这样回忆郁达夫：“他对我好不好呢？真好。可是好的方式我受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