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迁上海
1923年6月23日，浙江军务督办卢永祥通电欢迎国会到上海制宪。但就在军人政客们一再表示欢迎国会南下的同时，上海总商会也召开会员临时大会，通过四项议决案：一，否认现在北京非法摄政内阁，不承认曹锟有候选总统资格，二，通电全国军民长官，维持地方秩序，加意保护外人，大局问题，听候人民解决-三，现在国会不能代表民意，不能认为有效；四，关于以上种种问题，组织一民治委员会，继续讨论进行方法。
6月30日，上海民治委员会成立，为这个混浊黑暗世界，带来最后一点微弱的韶光淑气。尽管他们不能阻挡国会到上海开会，不能从法律上推翻这个国会，但他们已经发出自己的声音了。正因为有民间社会的存在，才令人不致窒息而死。
离京议员推举参议员章士钊、吕志伊及众议员褚辅成、田桐，先行到上海筹备一切。租下上海县（上海县成立于1292年，1927年国民政府撤上海县建上海特别市）西城外斜桥湖北会馆做两院的议场。议员们陆续从天津汇集到上海。洎7月中旬，据褚辅成报告，在上海报到的议员实数317人，已领会费288人，在天津已决定赴上海的37人，东北三省已来的议员63人，只要从北京再多来100多议员，人数即可过半，可以合法开会了。
不过，到了上海的议员，有些人领到钱以后，又返回了北京，也有些各散东西，回老家的回老家，游山玩水的游山玩水，国会能否在上海正式开会，依然是未知之数。
7月14日，国会在上海湖北会馆举行。“移沪集会式”，200多名议员出席，章太炎也作为嘉宾出席了，由年纪最长的凌鸿寿老先生任主席。会议发表对内和对外宣言，宣布一俟议员人数足够法定，即开正式国会。“留京议员，陷于强暴，即有议案，不生法律效力。北京武人，如有假借政府名义，与各国订何项条约，磋商何种借款，吾国会概不承认”1。
会议期间，突然有几十名民八议员，在凌钺率领下，闯到会场，高呼决不承认黎元洪为合法大总统，令会场一度混乱。刘楚湘急忙劝他们，这次同人南下。原为拆曹锟大选之台而来，而拆曹锟大选之台，当然以北京国会民六议员为主体。如果改为继续广州国会，则留京议员就有借口不来了。既然民六、民八议员在反对曹锟大选这件事上宗旨相同，何妨为国牺牲，勿争此席，致误国事。董昆瀛议员继而发言，称同人南下，恒为“讨贼戡乱”，无论民六、民八议员，都是“心在国家，当然合作”。
“心在国家”这种话，在这个场合听起来格外滑稽。民八议员焦易堂也说，南下是为“救国会、救议员人格”。“吾人开标在讨贼，民六能讨贼，吾人应从民六，民八能讨贼，则吾人应从民八。孰故生枝节障碍讨贼者，即为公敌。”但谁能讨贼？民六说自己能，民八也说自己能，这话说了等于没说。
民八议员本来不承认黎元洪是合法的大总统，黎元洪被逐，对他们来说，根本不是什么法律问题。但民八议员又是反对直系的，现在直系驱逐黎元洪，他们应该站在哪一边？让人左右为难。不过，由于北京与上海的议员人数势均力敌，要凑足法定开会人数，这批本来妾身未明的“游魂野鬼”反而成了奇货可居。他们也就凭着这种有利地形，在国会不断兴风作浪，挑起法统之争。而最后的解决办法，尤为奇特，竟然是民八议员每月公费照给，但不用列席会议，果应了“凡能用钱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一语矣。
刘楚湘在《癸亥政变纪略》一文中记述：
因此法统之争，迭与凌钺及民八分子协商，迁延未决，内部渐有破裂。而北京吴景濂等，亦以上海开民八国会为辞，煽阻欲南下之议员。而拜金议员亦唯利是图，仅到天津骗取旅费，复到沪赚取月费，踪迹飘忽，来往无定。
船已经快沉了，船上的人还在为谁该坐头等舱谁该坐二等舱，争得你死我活。尺土残卒，犹内讧不已，洵为可悲、可恨、可叹。表面上看，大家都很慷慨激昂，义正词严，和当年讨论善后大借款、讨论袁世凯违法时，没甚两样。但稍具历史眼光的人都已意识到，中国第一波的民主实验，千回百转，到了今时今日，已临近尾声。
汤漪指出，国会南迁后，面临三大问题：一是国会本身问题，二是制定宪法问题，三是总统问题。国会本身问题的提案包括“补选第三期常会延长任期案”、“延长众议院任期一年案”、“改选参议院议长案”；制宪问题的提案包括“中华民国宪法案及其实行附则”、“改正大总统选举法案”、“其他重要法案”；总统问题者，须解决总统任期，“应依民国二年国会议决先选总统后议宪法一案值手续行之”，则现任大总统应于1921年任满。这个问题若是得到解决，则“正本清源、名正言顺，而事无不成矣”。
其实，北京的国会也同样面临这三个问题，正因为无从解决，才发生分裂。国会南迁本身已是政争的结果，指望“南迁以后，完全有行使之自由，且与政争绝对无关，而其实现之可能性，但须诉诸同人自觉心而已足，既不必假金钱为媒介，亦无俟手武力之拥护”，实在是难乎其难。
这时的国会争论，已不再让人感到有新鲜的空气，不再看到有阳光的洒落，亦不复有熏风之和、夏雷之烈。每一个人的发言，说的每一句话，每一个表情，都是那么弥漫阴暗，中气不足，就像在一所没有窗口的铁皮屋里，一伙疲惫不堪的人，在争论最后的晚餐吃什么一样。
章士钊在上海与卢永祥见面，讨论黎元洪南下的可行性。黎元洪之所以一直迟迟吾行，主要是担心卢永祥的态度，一定要等到卢永祥发表欢迎通电，才敢起程。但卢永祥向章士钊表明，不反对黎元洪南来，但不可以总统身份来，否则无法向盟友孙文解释，也无法向西南各省交代。
章太炎专出一些稀奇古怪的主意，他听到章士钊转达卢永祥的意见后，建议黎元洪可以不必具元首威仪，但要有元首名号，可以到上海，但不要去杭州。“黎公此时为负责之人，速行南下，则议员随者必多，所谓蚁慕羊肉也”。至于西南各省不接受亦无妨，总统命令但及于中央，不必及于各省，所以西南各省不必担心。而孙文方面。则约法中但有大总统统率海陆军，而无大总统是海陆军大元帅之说，大元帅本来就不是法定名称，与大将军、联军司令这些名称无异，故与大总统并无冲突。2
这些话听起来头头是道，但根本不可能解决实际问题，难道章太炎不清楚？其实大家都清楚，无非想重演一年前的那一幕，为了解决燃眉之急，不惜连哄带骗，先把黎元洪弄上船再说，至于上船以后怎么办，唯有走一步看一步。
黎元洪派了两名代表到上海，与章太炎、褚辅成、汪精卫等人见面，了解各方的态度。汪精卫代表孙文的立场，显然是不欢迎黎元洪南下的。章太炎苦口婆心，试图说服黎元洪：“卢（永祥）本老实军官，意中甚望公来，而心又畏中山派之反对，是以不能切实表示，此但当视其情，不当据其口也。中山派人在沪者，不过精卫与一二宵小，心虽不欲公来，而不能形之于事实。”
章太炎为黎元洪赴沪任总统积极奔走，图为1922年，被曹锟赶下台之前的大总统孳元洪授予章太炎的授勋令。
不过，孙文在南方有相当力量，在国会也有很大的影响力，加上孙文正与张作霖、段祺瑞结盟，也会影响奉、皖两系的取向。黎元洪能不视为畏途？7月26日，上海《申报》登载了一条消息：“黎黄陂中止南下。”章太炎勃然大怒，在写给政学系李根源的信中，口出狂言：
若黄陂能南下，政府能组织，则鄙人于中山亦当敷衍。若此计无望，吾今亦不论大局，祈顾南方根本，非设法打倒中山，不算好汉。彼对湖南举动（指孙文利用谭延闿驱逐赵恒惕之役），与曹锟亦岂有异，不除此人，则西南不安。3
然而，这时江浙的形势，也日趋紧张，直系的江苏督军齐燮元与支持皖、奉的卢永祥之间，水火不容，大战一触即发。黎元洪不敢到上海，更不敢到杭州。这时章太炎又出主意了，让黎元洪不如去东北，投靠张作霖：“目下死中求活，唯有密商奉张，迁政府于吉林长春等处，并将驻沪议员招致。”4
章太炎多次提到“钱”的问题。他在8月15日给黎元洪代表的信中说：“兄到津后，务望乞得五千元至万元之数前来，略一飞洒，所费小而成功大。”在8月16日的信中又说，“得万金奔走，可以有效”。可见双方的角力，并非拼法律，乃拼金钱而已。口含天宪，不如口含万金。
9月11日，凉风乍起，溽暑渐收。黎元洪终于下了决心，在万众期待之下，乘日本轮船长府丸，从天津浮海南下，抵达吴淞口外。登岸后，即向记者发表讲话：“我在国会未曾有正当解释任期之前，总统地位，当然存在。我在京因不能自由行使职权而移津，而天津依然为暴力所包围，故不得不转而至沪。上海为舆论中心，政治策源地，故我来深欲征取各方意旨，并将心中所怀，报告于众，使各方公判，而求妥善解决之道。”中黎元洪入住法国租界杜美路26号。当晚与章太炎、唐绍仪、李烈钧、岑春煊、褚辅成、章士钊、焦易堂等人见面，委托章太炎、章士钊、褚辅成三人，主持一切对外文稿。迄今事情按着章太炎的设计进行，形势似乎出现了一线转机。
但事实证明，黎元洪这回千思万虑，又上错船了。
当时江浙两省人民，为了阻止苏齐与浙卢开战，发起组织。江浙和平协会”，奔走于宁、杭之间，进行弭兵运动。在他们的努力下，两省在8月19日达成《江浙和平公约》，相约“对于两省境内保持和平，凡足以引起军事行动之政治运动，双方须避免之”。战争危机，在爆发前的最后一刻，稍见缓和。黎元洪在这个时候到上海，诚为“足以引起军事行动之政治运动”，令当地民众大为恐慌，担心刚刚缓和的形势又会紧张起来，所以视黎元洪如烫手山芋，最好另谋他适，不要添乱。
9月13日，国会议员们在湖北会馆举行谈话会。本来黎元洪准备出席会议，报告自己南来的宗旨，但他还没到场，张继已先在会场上发难了，大吼大叫，震动屋宇，历效黎元洪的种种罪状，声明今后国会文电中，若再称黎为大总统者，绝对不能承认。他指着会场中的总统席，厉声说：“现在中华民国没有大总统，国会中所设大总统席，应当撤去！”
褚辅成一看这架势，情知不妙，赶紧派人通知黎元洪，不要到议场了，以免受辱。黎元洪本已出门，吓得掉头回家。事情闹成这样，许多人为黎元洪这位忠厚长者不值，自始至终，他都是各利益方手中的牵线木偶，“为打鬼借助钟馗”而已。至于他个人的生死荣辱，根本没人在乎。一直为此事奔走的章士钊，慨切独深，他写了《审同事论》一文，以抒心中所感：
昔惠子有言日：。往者东走，逐者亦东走，其东走同，其所以东走者则异。故有同事者，不可不审也。”同事，在今之新流行语日“合作”。自北京政变以来，合作之声，鼋鸣而鳖应，盖已无处不闻。黄陂南下，合作似由空谈渐趋事实，不得谓非进步。然以三日间之情势推之，仿佛各方均有所不满，而又不能了然其所以不满者何在，或即了然而不肯明言。前此“合作、合作”云者，今则别以状词之而日“合作难、合作难”。惠子所称东走同异之喻，不幸谈言微中。5
贿选与宪法
历史的聚光灯，终于落在了曹锟这位布贩子出身的天津人身上了。
曹锟出身寒微，性格戆直，就像孩子一样，看见别人有什么好玩具，他也想拥有。有一年他请京剧名伶梅兰芳到保定演戏，那时保定还没有汽车，曹锟坐马车迎接，讵料梅兰芳开着私人汽车来，同行的一个伶人也有自己的汽车，令曹锟艳羡不已。梅兰芳演完戏，与曹锟一揖而别，开着那辆汽车走了。但怎么也没想到，在梅兰芳走后，曹锟一口气买了四辆汽车，在保定街头开来开去。保定人从此见识什么是汽车了。这就是曹锟的性格，带有典型的草莽英雄的色彩。如果问他当总统有什么好，也许他答不出来，但既然袁世凯当了，黎元洪当了，冯国璋和徐世昌都当了，为什么他不能当一当呢？既然大家都说他可以当，那么弄一任总统当当，也是一件青史留名、光宗耀祖的事情。在他心目中，总统的诱惑力，也许与孩子眼里的玩具，没有太大的区别。
事实上，人们对曹锟的印象，都不太差，说他忠厚老实、待人诚恳。顾维钧曾为之困惑，“他（曹锟）一定具有某些不寻常的品质，使他能从一个普通士兵登上中国政权的顶峰”。他形容曹锟恢弘大度，襟怀开朗。6而众议员钟伯毅则这么评论：“曹锟虽非雄才大略，却知人善任，推诚相与，每能使部将效忠不二。故吴佩孚虽然明知曹锟并非可事之君，但仍生死以之。”7
7月3日，国会的十名代表在保定光园拜访曹锟。光园在明代是大宁都司右卫署和断事司，清康熙年间直隶巡抚由正定迁到保定，巡道司狱署设于此。雍正年间改为按察使司狱署。现在是曹锟的公馆，因仰慕抗倭名将戚继光而改名为光园。议员们在光园的酒席上，向曹锟表明立场：国会是支持他当总统的。为了酬谢国会的盛情，曹锟也慨然表示，他对国会的主张不但赞成，而且还要做诸公的后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