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8月，因黎元洪解散国会，各议员相继南下，在广州开非常会议；至1918年8月，改为正式集会；1920年4月，因反对桂系，转迁蜀滇，复改为非常会议；1921年返粤开会，初时仍拟分两院办事，不及数日，又改为非常会议。如此翻云覆雨、侜张为幻，国会的尊严早已丧失殆尽。
按《总统选举法》规定，两院议员须有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即580人左右，才能进行总统选举，现在广州的议员仅220余人，达不到人数要求。而议员的任期也大有问题，按国会组织法，参议员任期6年，众议员任期3年，从1913年国会成立算起，参众议员的任期都已届满；从1916年国会重开算起，众议员的资格也已不复存在。国会自身的合法性都成疑问，选举程序又成疑问，怎么可能选出一个毫无异议的合法总统来呢？
1月18日，张继带着国会和军政府的意见来见陈炯明，会商总统选举问题。陈炯明郁闷地表示，选举总统只是“惑于虚名”，一定会造成各省的分裂，故应从长计议。
一些福建籍议员也拜访陈炯明，征询对时局的意见。陈炯明还是那番话：“西南现在有两种办法，一是有希望的，比如西南各省以实力互相联络，共同发展，西南前途，未可限量，另一种是绝望的，徒有虚名，不顾实际，以致各省彼此分离，西南前途，便无希望。现在大局尚在风雨飘摇中，望大家审度实情做去。”
陈炯明所说的绝望办法，就是指选举总统。他弄不明白，为什么选总裁不行，选大元帅不行，非要选总统不可呢？“总统”二字究竟有何神奇魔力？
粤军将领与议员见面时，直截了当地提问：一，南方选总统，无异自树目标，一旦北方来攻，用什么抵御？二，广东现在军实是否充实，饷项是否丰饶？如果战争发生，究竟能支持多久？要求军政府总裁和议员作出正面的回答。
国会当然不会正面回答，这些留给大元帅和财政部去操心，国会只关心选举问题。当时社会上谣言纷纷，指责陈炯明对国会态度趋于极端，似乎要重演军人干涉国会的南方版了，也有人说陈炯明与桂系暗通款曲，与北方吴佩孚互相勾结；还有人传言，陈炯明、孙文间，已水火不容，马上就要拔刀相见了。一时利口伪言，浮谤如川，令社会的不安情绪，日甚一日。
不过，孙文决心要教训一下陈炯明倒是真的。在一次陈炯明到军政府谒见孙文时，孙文板着脸问：“你的省长，是从何得来的？”陈炯明回答：“是总裁任命的。”孙文问：“有人说你反对选举总统，是真的吗？”陈炯明说：“选举是国会职权，我个人没问题。”孙文又问：“那是谁在反对？”陈炯明说：“悠悠之口，总裁可一笑置之。”孙文声色俱厉地说：“军人以服从为天职，他们混闹至此，你应负责！”陈炯明表示，如果孙文不满意他，他可以辞职。孙文马上说：“你辞职也好。”陈炯明问：“印信交谁接收？”孙文说：“可以交给我。”陈炯明回省长公署后，立即起草辞呈递上。20
消息传开，北方报纸马上大肆渲染：“孙派之计划大受打击，孙、陈间之关系，根本已经破裂。”日本人在奉天办的《盛京时报》，亦不遗余力地报道孙陈失和的新闻，甚至把滞留在上海的吴景濂也搬到广州，绘声绘色地说：“孙氏与陈氏大起冲突，彼此当场互相揭指……其后经孙洪伊、吴景濂等人劝解调和，始行散会。”21周震麟议员也说：“吴景濂在选举期间，忽持异议，反对选举总统，主张南北合一，被我们群起而攻，把他轰到上海去了。因为选举大总统是以参议院为主的，有无他这个众议院议长，丝毫不影响选举的进行。”22这更是张眼露睛，讲假话不用择日了。
当孙文和伍廷芳、唐绍仪商议时，两人皆反对在这时罢免功臣，贻人“飞鸟尽，良弓藏”的印象，何况现在满天都是飞鸟，一把良弓还应付不过来，怎能自毁长城？罢官一事，遂暂时搁置。
事实上，不仅伍廷芳、唐绍仪、陈炯明等广州的军政人物反对选总统，唐继尧甚至扬言，一旦广州实行独裁制，云南将立即独立，自由行动。可以说，除了孙文和部分议员外，几乎没有一个人是支持选举的。在2月14日的军政府政务会议上，陈炯明和孙文就成立正式政府的问题，发生了争吵。孙文坚持“非组织强有力的政府，便不能得外人承认，交涉多难得力”。陈炯明不以为然，认为“只要自己内力充实，外人之承认与不承认不必过问，亦不成问题”。
孙文觉得陈炯明是站着说话不腰痛，外人承认与否，直接关系到南方能否得到关余，政府吃粥吃饭就看它了。但陈炯明相信，所谓“强有力的政府”，不在于有没有总统，而在于有没有良好的自治之基，有没有健全的社会。要外国承认，不求诸建设良好社会，而求诸选举总统，是本末倒置，欲速不达。
2月23日，陈炯明发表通电，反对北方进行“新新国会”的选举，他在电文中说：
迨直皖兵争，伪国会自身无存在之余地，于是倚以存在之当局，深恐伪国会消灭，一己之权利偕亡，乃更借口滑稽之统一令，而再行诈伪之选举，犹美其名曰：“旧法新选”，可以代表民意。夫使约法当存，则前此之非法，已明白承认而自取消其地位矣。再行选举，谁实授与权能？覆辙相寻，是为掩耳盗铃之策，天下人其可欺耳！方今民穷财尽，加以天灾，饥民遍野，军人乏饷，北庭不闻设法拯救，乃又欲掷国家借贷所得金钱，为伪造拥护私人权利机关之代价，此诚有识者所为发愤痛恨也。23
电文刊登在上海《民国日报》。似乎字字含沙射影，句句指桑骂槐。两天后，孙文参加在东园召开的全体海陆军警同袍社春酌大会，当着粤军将领的面，压抑了多时的愤懑，就像决堤洪水，滔滔而下。他说：“如果诸君不同意我的意见，我也可以离粤。如果诸君以我所言为是，则为什么反对选举总统，恐吓国会议员不敢提议？武人干涉政治，我不为怪，唯不应做此半明半暗的手段，自相破坏。”
他声称，得不到外国的承认，就是“土匪私娼”。他挥动拳头说：“今日不能成立正式政府，则外人不能承认，便为土匪私娼，人可得鸣鼓而攻之，安得不失败，若正式成立则反是。且可借款或半年或一、二年，则必可收效。”24孙文的演说，令这个本来是欢度新春的聚会，气氛变得尴尬与凝重。
局势如此，孙文哪有心思过年，他和唐继尧派来广州的代表见面时，更发出怒吼：“我一定要做总统，做了总统我就有了权和力了。我限陈炯明一个月内筹足北伐军费200万元，如果办不到，我就拿对待莫荣新的手段对待他（指炮打观音山）！别人骂我孙大炮，我就是大炮！”25
孙文再也不能忍受这种虚耗的日子了，他似乎觉得，除了用大炮解决政治分歧之外，已经没有其他路可走了，或者说，他已经没有耐心去走了。什么都要快！必须马上做总统，马上提取关余，马上西征，马上北伐，最好明天就统一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