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代表问题上，南方政府内部也争持不下。孙文坚持和平的先决条件是“国会必须有充分自由行使职权”，否则必将继续奋斗，没什么好谈。岑春煊提出的条件，亦有三项：第一，恢复旧国会；第二，补充西南军饷军实；第三，中央、地方分权，划分军区，军、民分治，实行地方自治。但陆荣廷表示，南北都要以国事为重，不纠缠于国会问题。据说，北方总代表朱启钤在起程前，曾向徐世昌请示，南方让步的底线是什么，徐回答：“一切问题都可以让步，唯独国会问题不能让步。”
唐绍仪从国外回来，他也是七总裁之一，和徐世昌又是结拜兄弟，一到广州便宣布，议和总代表人选如果不征求他的同意，以后对军政府的一切事务概不负责。在国民党和一些政客团体的支持下，唐绍仪当上了南方议和总代表。
北方代表团在朱启钤率领下，12月29日到达南京。南方代表团比他们晚一个月到达上海，但绝不去南京。双方再度僵持不下。后经法、英、意、日、美五国公使劝告，北方才同意在上海举行谈判。1919年2月20日，举国瞩目的南北和平会议，在上海开幕。
阳春三月，一片升平景象。据吴景濂说，南方提出的和平条件，归纳起来，盖有三大项：一，徐世昌降为临时大总统；二，第一届国会由粤迁京，开大总统选举会，选举正式大总统；三，南北军队另定名额，不在额内者，均遣散，开赴边地屯垦。但在和谈的议题中，国会问题，是4月9日的第六次会议上才由南方代表提出的。在此之前的两个多月，双方在陕西停战、参战军停募和参战借款等问题上纠缠不清，国会问题无从谈起。
南北和议真的能解决法律问题吗？国会问题的症结，在于究竟是恢复第一届国会，还是承认目前的安福国会。徐世昌的总统是安福国会选举出来的，取消安福国会，等于否认总统的合法性，所以北方只能坚持反对恢复旧国会，舍此别无退路。而南方既然打着护法旗号，也只能坚持恢复旧国会，这是他们唯一的合法性资源，舍此同样别无退路。于是双方又僵在那里了。徐世昌自己倒是不在意辞职，但安福系恫吓说，这不是总统一人的问题，一倒，就是总统、内阁、国会全倒，整个北洋同归于尽。
江苏督军李纯，是冯国璋的外甥，直系著名的“长江三督”之一，为南北和平奔走操劳，劳心焦思。他想了一个办法：恢复1917年国会解散前的宪法会议，由旧国会议员在南京召开宪法会议三读会，宪法告成，然后追认徐世昌为总统，解散南北两国会，根据宪法规定的《国会组织法》与《议员选举法》进行选举，召集新国会。听起来两全其美，既照顾了新旧国会，又照顾了徐世昌的合法地位。
南北和谈，国会问题是死结。图为1919年2月，上海南北议和会议。会议桌左侧为北方代表，左起：徐佛苏、李国珍、施愚、吴鼎昌、朱启钤、王克敏、方枢、刘恩格、汪绍杰、饶鸣銮。
然李纯的方案传到北京，安福议员却不肯吞饵。他们觉得，方案名义上是南北国会同时取消，但宪法会议由旧国会议员组成，实际上仍然是以旧国会推翻新国会。4月12日，安福系召开紧急会议，众人情绪愤激，有人怒骂徐世昌、钱能训忘恩负义，出卖国会，有人痛诋李纯用心险恶，有人责备朱启钤软弱无能。会后，公推参议院议长李盛铎（时梁士诒已辞参议院议长，由李代）入府谒见总统，提出质问。而徐世昌的态度，不痛不痒，虚与委蛇。
这时，有一个更大的和会在巴黎召开，中国作为协约国之一，出席了和会。日本在巴黎和会上提出全盘接收德国在胶州湾租借地、胶济铁路以及在山东所有其他权利。中国代表交涉失败，引起全国轩然大波，学生走上街头抗议，焚烧了政府官员的官邸。抗议风潮，席卷南北各大城市，演变成震惊全国、改变历史的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爆发后，南北和谈面临着新的议题了：怎么对待山东问题。5月13日，南方总代表唐绍仪提出了八个条件：第一，绝对不承认巴黎和会处理山东问题的决议；第二，取消中日一切密约，严惩缔约有关人员；第三，取消参战军或国防军；第四，撤换声名狼藉的督军；第五，和会宣告六年（1917）北洋政府解散国会的命令无效；第六，和会选出全国知名人士组织政务会议，监督执行和会决议，至国会完全行使职权之日止；第七，和会已决未决之案，分别整理决定；第八，以上七项如得北方同意，则由和会承认徐世昌为临时大总统，执行总统职权至国会选出正式大总统之日为止。
北方总代表朱启钤为难地表示，外交问题，可公电欧洲专使力争主权，如不能达，不予签字。至于第五条，如果是绝对恢复旧国会，则北方实无回旋余地。他要求南方代表先撤回第五条，再议其他。
唐绍仪说：“六年解散国会的命令，本系违法。违法之令，本会宣布其无效，本席以为是最公允的主张。”
朱启钤说：“国会问题，绝无转圜余地。”
唐绍仪说：“既然如此，请立即改为谈话会，或索性闭会。”
有人批评，南方的八大条件，早不提出，晚不提出，选择在辞职前提出，根本就没有谈判的诚意，无非是为腰斩谈判抢占一个道义高地而已。其实谁也不愿意和谈有成，北方抱着武力统一的梦想，而南方则希望维持现状，免被北方吞并。双方立场，南辕北辙，鸡与鸭谈，南北代表宣布总辞职。章士钊感叹：“兹和会也，如一多灾多难之胎儿，虽幸未枉死母胎，而一离于裹，仍告夭阏，乃天赋之不得不然。”70
注释
1.《黎元洪藏函电稿》，载《北洋军阀》（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2.《民国十周年纪事本末》（上海民友社，1922）。
3.邹鲁《回顾录》（岳麓书社，2000）。
4.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青年杂志》第1卷第6号。
5.吴宗慈《中华民国宪法史前编》（大东书局，1924）。
6.谢振民《中华民国立法史》（上）（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
7.吴宗慈《中华民国宪法史前编》（大东书局，1924）。
8.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三）（三联书店，1958）。
9.潘乃德《孙中山对陆荣廷的争取与讨伐》，载《广东文史资料存稿选编》（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
10.张国淦《中华民国内阁篇》，《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11.邹鲁《回顾录》（岳麓书社，2000）。
12.《钟伯毅先生访问纪录》（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2）。
13.张国淦《中华民国内阁篇》，载《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14.梁启超《对外方针质言》，《饮冰室合集》（四）（中华书局，1988）。
15.载《申报》1917年3月10日。
16.《万耀煌先生访问纪录》（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3）。
17.引自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18.张继《张溥泉先生回忆录·日记》（台湾：文海出版社，1985）。
19.对德宣战案直到1918年11月2日才由安福国会通过追认，完成法律手续，那时“一战”已结束。
20.《民国十周年纪事本末》（上海民友社，1922）。
21.梁启超《政局药言》，《饮冰室合集》（四）（中华书局，1988）。
22.朱镜宙《民国政制改造论》，1919年印刷。
23.《北洋军阀》（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24.《吴景濂自述年谱》（下），载《近代史资料》总107号。
25.翘生《复辟纪实》（台湾：文海出版社）。
26.载《申报》1917年7月30日。
27.《汤化龙行状》，载《近代史资料》总70期。
28.孙文《致段祺瑞电》，《孙中山全集》（四）（中华书局，1985）。
29.引自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30.引自郑曦原编《共和十年——〈纽约时报〉民初观察记》（政治篇）（当代中国出版社，2011）。
31载上海《民国日报》1917年6月10日。
32.孙文《致参众两院议员电》，《孙中山全集》（四）（中华书局，1985）。
33.孙文《致西南六省各界电》，《孙中山全集》（四）（中华书局，1985）。
34.孙文《在广州黄埔欢迎会上的演说》，《孙中山全集》（四）（中华书局，1985）。
35.孙文《致段祺瑞电》，《孙中山全集》（四）（中华书局，1985）。
36.孙文《与广州各报记者的谈话》，《孙中山全集》（四）（中华书局，1985）。
37.章太炎《自订年谱》，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上）（中华书局，1979）。
38.孙文《致中华革命党南洋分部同志函》，《孙中山全集》（四）（中华书局，1985）。
39.孙曜编《中华民国史料》（上海文明书局，1929）。
40.陈茹玄《中国宪法史》（世界书局，1933）。
41.孙文《就陆海军大元帅职答词》，《孙中山全集》（四）（中华书局，1985）。
42.《吴景濂自述年谱》（下），载《近代史资料》总107号。
43.孙文《复叶独醒函》，《孙中山全集》（四）（中华书局，1985）。
44.《吴景濂自述年谱》（下），载《近代史资料》总107号。
45.孙文《咨国会非常会议咨询外交方针文》，《孙中山全集》（四）（中华书局，1985）。
46.温世霖《安福祸国记》（台湾：文海出版社，1996）。
47.载《东方杂志》卷14，第9号。
48.引自罗刚《中华民国国父实录》（台湾：财团法人罗刚先生三民主义奖学金基金会，1988）。
49.孙曜编《中华民国史料》（上海文明书局，1929）。
50.刘以芬《民国政史拾遗》（上）（台湾：文海出版社，1974）。
51.温世霖《安福祸国记》（台湾：文海出版社，1996）。
52.谢振民《中华民国立法史》（上）（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
53.刘振生《安福系的形成及其内幕》，载《中华文史资料文库·政治军事编》（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
54.唐在礼《辛亥以后的袁世凯》，载《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55.梁启超《与亮兄书》，引自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56.沈云龙《汤化龙其人其事》，载台湾《传记文学》第28卷第4期。
57.刘以芬《民国政史拾遗》（上）（台湾：文海出版社，1974）。
58.冯自由《革命逸史》（三）（中华书局，1981）。
59.刘以芬《民国政史拾遗》（上）（台湾：文海出版社，1974）。
60.《西南联合会议条例草案》，载《北洋军阀史料·吴景濂卷》（三）（天津古籍出版社，1996）。
61.罗翼群《有关中华革命党活动之回忆》，载《广州文史资料》第11辑。
62载《粤商公报》1922年6月19日。
63.引自段云章、沈晓敏编《孙文与陈炯明史事编年》（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
64.周震麟《北洋军阀时期国会概述》，载《中华文史资料文库·政治军事编》（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
65.《吴景濂陈述军政府改组计划密电》，载《护法运动》（中国档案出版社，1993）。
66.《王正廷就长江局势、东北外交、改组军政府诸事致吴景濂等函》，载《北洋军阀史料·吴景濂卷》（三）（天津古籍出版社，1996）。
67.《吴景濂自述年谱》（下），载《近代史资料》总107号。
68.孙文《辞大元帅职通电》，《孙中山全集》（四）（中华书局，1985）。
69.罗刚《中华民国国父实录》（台湾：财团法人罗刚先生三民主义奖学金基金会，1988）。
70.章士钊《我之上海会议观为叶遐庵作》，载《中华文史资料文库·政治军事编》（一）（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