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年，武昌城，首义之后首议国会
雨终于停了，云层裂开了。一轮巨大的火红夕阳，正在缓缓西沉。天空被照耀得一片通红，薄薄的烟霭，如同燃烧一样。长江与武汉三镇越发显得苍凉与雄浑。晚潮挟着粼粼的波光，一泻东去。
1911年10月10日（农历辛亥年八月十九）武昌起义后，全国风起云涌，旦夕之间，已有14个省宣布独立。人们忽然想起，在古老的《推背图》上第三十七象庚子益卦，有这么几句谶语：“汉水茫茫，不统继统，南北不分，和衷与共。”颂曰：“水清终有竭，倒戈逢八月，海内竟无王，半凶还半吉。”虽然什么是半凶半吉，一时还捉摸不透，但大清王朝八月祚尽，则是准确得不可思议。原来什么千年国运、万世皇统，全是浮云，时辰一到，该死的、该垮的、该卷堂大散的，挡也挡不住。
武汉的战事还没决出胜负，各路精英已经在热烈地讨论未来国家的体制问题了。还没正式谢幕的大清朝廷，被冷落在紫禁城里，等待着别人对它的命运作出判决。
武昌军政府成立后，第二十一混成协协统（相当于现在的旅长）黎元洪被推举为都督，幕后重要推手，是咨议局议长汤化龙。黎元洪初时战战兢兢，不敢遽掌督篆，亲自到咨议局征询意见。汤化龙以形势一发千钧，时机不再，力劝黎元洪上任，并答应自任湖北民政总长，同担艰苦。黎元洪这才不再推辞。
汤化龙，字济武，湖北r水（今浠水）人，生于1874年，肄业于黄州经古书院。该书院以实学造就人才为宗旨，汤化龙是学生中的佼佼者，考据、辞章、性理、经济，无不精通，每遇课试，旁征博引，下笔万言，常为一院冠。史家沈云龙感叹：“故其后治学从政，与乎道德文章，往往穷变化而不摇落者，即于斯植其根柢焉。”1
1904年，汤化龙中进士，授刑部主事。1906年，朝廷下旨，预备立宪，汤化龙成为立宪派的领袖。1910年，在北京各省咨议局联合会第一次会议上，他被推举为会议主席，是第三次国会请愿的领导者之一，他有个外号叫“宪迷”。湖北军政府收到社会的第一笔捐助，就是由汤化龙动员咨议局议员募集而来的。《都督府组织条例》也是由他起草的。汤化龙在就职演说时称：“本局（咨议局）为国民代表，原有兴复责任。”表明他似乎仍以咨议局议长自居，希望咨议局在未来继续发挥作用。
在清末开启的政治改革运动中，成立国会是立宪派的主要政治诉求之一。1908年8月，迫于朝野的强烈要求，朝廷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以及《议院法选举法要领》、《议院未开以前逐年筹备事宜清单》，规定以九年为立宪预备期，即九年后正式成立国会，颁布宪法。在预备期内，分别于1909年和1910年设立咨议局和资政院，作为省议会与国会的基础。
1909年秋天，除新疆暂缓之外，全国各省咨议局如期成立，一律开议。当时舆论称这是“我国人民获得参政权之第一日”。按《咨议局章程》列明，咨议局享有议决本地应兴应革事项、岁出入预算、岁出入决算、税法及公债、担任义务的增加、单行章程规则的增删修改、权力的存废和选举资政院议员、申复资政院咨询、申复督抚咨询、公断、和解自治会的争议、收受自治会或人民陈请建议等权力。
咨议局虽不具立法的权力，却已有地方议会的影子，很多民国第一代议员都在这个摇篮里受过熏陶。因此，在革命后各地成立的地方议会中，原咨议局议员仍然发挥着骨干作用，对建立政权、稳定社会、恢复秩序，厥功甚伟。武昌起义后，汤化龙即领衔以湖北咨议局全体议员名义，通电全国，号召各省“见义勇为，当仁不让，立举义旗”。
但在革命党眼里，立宪派一向是比大清朝廷更加危险的敌人：他们反对革命，就是“顽固不化的反动派”；他们支持革命，就是“投机取巧的阴谋家”。尽管汤化龙为新政权热情奔走，但在军政府中，却受到各方排挤，说他暗通朝廷的谣言层出不穷。有人还编了歌谣来唱他：“狡哉汤化龙，保皇叹未成，武昌起革命，坐地享其成。”这是中国政治的一个特色，大敌当前，内讧不止。
未及旬日，民政部原辖外交、内务、财政、法制、交通、文书、编制七局，旋即被改为政治部，然后又被废除，仅留下一个编制部给汤化龙。沈云龙述史至此，亦不禁为之鸣不平：“事权被削，位同闲散，无复初起义时之重要矣！”现实让人很感慨，在中国，不同党派分享权力就那么难吗？
10月28日，一艘来自上海的轮船，在武昌靠岸。码头上站满了接船的人，人人翘首引颈，充满期待。因为船上两位大名鼎鼎的乘客，使得这座城市从战争的紧张局势中，从流血、死亡、胜败难料的烦恼中，暂时摆脱出来。他们是同盟会领袖黄兴和宋教仁。
历史书中，对黄兴出任武昌战时总司令的记述，充栋盈车，巨细靡遗，但对宋教仁此行的贡献，则鲜有提及。
宋教仁，字遁初（钝初），号渔父，湖南桃源人，生于1882年。关于他的童年，有许多有趣的传说。和那个年代的中国儿童一样，宋教仁的启蒙，也是从读“人之初，性本善”开始的，但他对山川地理的兴趣，却远胜于八股文、试帖诗。那时的地理书籍甚少，有一回他偶然得到一把折扇，上面画着一幅很粗糙的中国地图，便如获至宝，时常带在身边，连冬天也扇不离身，一有空就拿出来摩挲研究。一个细伢子有如此奇异的爱好，仿佛预示着他的人生将不平凡。
宋教仁诗书画文俱佳，尤喜欢杜甫和高启。据野史记载，他年轻时曾隐居在一座古寺里，终日徘徊沉思，埋头读书，《王阳明年谱》、《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支那地志》、《汉文典》等，无不涉猎。
寺中老和尚见他相貌清奇，一脸正气，劝他不如摆脱尘羁，潜心钻研佛学，但宋教仁认为那不是热血少年该做的事情。老和尚长叹一声说：“你高才大志，宜建功立名于世，但命运不佳，如能脱屣功名，遗外名利，当享大寿，而山林清闲之福，亦不薄也。”宋教仁含笑倾听，却不为所动。山门之外，国家正处于多事之秋，他虽自号渔父，但咫角骖驹，志在天涯，岂肯隐遁桃源，最终还是和老和尚一揖而别，投身到革命大潮中去了。
宋教仁虽然是个大名鼎鼎的革命家，有望之俨然的威仪，但他内心慈悲，属于即之也温的人物。有一回他走远路，雇了一名挑夫，途中投宿，客栈只有一条薄被，晚间气温骤寒，宋教仁一定要与挑夫共盖一被，挑夫开始不肯，经宋教仁强之再三，才勉强侧身而卧，盖了被子的一角，两只脚都露在外面。宋教仁等他睡着后，悄悄把他的脚纳入被中。这位挑夫后来逢人就说：宋先生如慈父母。
1903年，宋教仁在湖南与黄兴一起创立华兴会，任副会长；1904年赴日本留学，就读于东京法政大学，和汤化龙是同学。1905年他在日本协助孙文创立中国同盟会，任司法部检事长，后来又参与创立中部同盟会。历次举义，几乎都有他的身影。然而，武昌起义之后，君主专制亡，民主共和兴，成了不可阻挡的潮流，宋教仁的思想也随之变化，他相信铁血革命之时代已告结束，宪政时代来矣。
宋教仁此行目的，是要推动建立临时中央政府，争取国际承认。他在武昌和汤化龙见面，两人一见如故。宋教仁与其他革命党人不同，他完全不在意汤化龙的立宪派身份。二人推心置腹，诚恳交流，谈到未来中国的宪政之路，更是英雄所见略同。据沈云龙记述：“宋、汤语尤投合，尝除室馆，于夜分人寂，对灯促膝，所谈无非以国家统一、制定约法、政治循轨为蕲向。如此二十余日，议论微定，大要兼取法、美二国之长，而力避偏枯拘挛之病，其草稿出教仁手。”
湖北是第一个制定省约法的省份，可惜由于戎马倥偬，仅停留于纸上，未及真正贯彻实施，议会也没有成立，但临时约法中透射出来的三权分立色彩，已令人眼前一亮。十年后，中国兴起联省自治热潮，湖南、广东、四川、浙江等走在前面的省份，纷纷制定各自的省宪法，大致上都以这份《鄂州临时约法》为蓝本。
宋教仁完成起草工作后，匆匆返回上海。此刻，寒冷的江风吹在他的脸上，他的整个身心都处于澎湃勃发的状态，神采焕发，似乎有永远用不完的旺盛精力。他仿佛看到，舞台的帷幕，正徐徐挑起，催他登场的锣鼓，一阵紧似一阵。
11月9日，湖北都督府通电各省，请派全权代表到武昌，商议组织新政府。这个电报似乎把组织中央政府的权力，交给了各省的军政府。两天后，已宣告独立的江苏省也通电全国，建议各省咨议局和都督府各派代表一人，到上海设立临时会议机关，讨论组织政府和处置清室的问题。当时上海方面提出了代表的身份问题，建议让立宪派加入政权建设，这是非常明智的。
上海是立宪派的大本营，云龙风虎，名流云集，各省都督要在上海找一个本省名流为代表，就近参加会议，甚为方便。11月15日，七省代表在上海率先成立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并邀请武汉方面的代表出席。但武昌军政府都督黎元洪再次通电，坚持武昌是首义之地，各省代表应到武昌组织临时政府。
上海的代表联合会已自视为国会性质，但与政府相距太远，确有诸多不便，于是移船就岸，同意民国中央军政府暂设武昌，湖北都督执行中央政务，而代表联合会则移师武昌，但仍留一部分人在上海，担任联络、宣传工作。
这时的武昌，烽火连天。黄兴领导民军奋起抗敌。袁世凯是河南项城人，清末立宪派重臣，其政治主张，唯知君主立宪，不知有他。黄兴是湖南长沙人，同盟会的主要领袖之一，外界常把他与孙文并称“孙黄”。孙文在广东策动历次起义，黄兴均与闻其事，且多次身先士卒，被视为同盟会中的军事家。宋教仁的如意算盘是，只要黄兴在武汉打一两场胜仗，建立了威望，未来中央政府的第一把交椅，非异人任也。
可惜黄兴不争气，两军对决的结果，民军节节败退。11月2日，弃守汉口；11月16日，黄兴督率三路民军反攻汉口受挫；11月27日，汉阳在一片枪林弹雨之中，亦告失守。黄兴连战连败，精锐殆尽，无面目见江东父老，于是愤然离开武昌，前往上海。
当黄兴的船顺流东下时，上海的各省代表却逆风逆流，联袂西上，双方在江上擦肩而过。号称“九省通衢”的武汉三镇，虽危如累卵，但起义的浪潮，已席卷全国，沛然莫遏。各省代表登上武昌文昌门码头，举目四眺，只见处处硝烟翻滚，满目断壁残垣，不禁百感交集，既有禾黍之伤，亦有涅槃之感。他们深信，一个新中国，将在废墟上诞生。
11月30日，代表们假座汉口英租界慎昌洋行举行第一次会议，到会23人：江苏雷奋，浙江汤尔和、陈时夏、黄群、陈毅，福建潘祖彝，山东谢鸿焘、雷光宇，安徽王竹怀、许冠尧、赵斌，湖南谭人凤、邹代藩，广西张其锽，上海马君武、陈陶遗，四川周代本，直隶谷钟秀，河南黄可权，湖北胡瑛、王正廷、孙发绪、时象晋。另有15人留在上海：江苏马良，江西王照、陈宦彦、徐钟，福建林长民，湖南宋教仁，上海袁希洛、俞寰澄、朱葆康，湖北居正、陶凤集，奉天吴景濂，吉林赵学臣，贵州席正铭、欧阳煜。两处的代表，合计38人。
在他们当中，不乏立宪派中坚分子、国会请愿运动的风云人物，大部分是由都督委任的，只有谷钟秀和黄可权二人代表咨议局。他们对议会政治的运作并不陌生。人们相信，当这些人走到一起时，中华民国的宪政曙光，便会在天际隐然闪现了。
这时的汉口英租界，宛如火海中的孤岛。窗外的枪炮声忽远忽近，但代表们全不在意，一个个正襟危坐，神色肃穆，隆隆炮声似乎也成了庆祝会议开幕的礼炮。大家首先选举谭人凤为议长，他正患病，扶病主持会议。
12月2日，在汉口英国领事的调停下，南北两军达成武汉地区停战三日的协议。各省代表得以在安静的环境中开第二次会议，议决先起草《临时政府组织大纲》，推举雷奋、马君武和王正廷为起草员。议决如果袁世凯反正，则公举为临时大总统。这是各省代表会议作出推举袁世凯为大总统的正式表示。
人们有一种普遍心理，认为袁世凯是主张立宪的，手握北洋军权，有左右朝廷的实力。如果他肯反正，逼清帝逊位，避免流血，解决清室问题，实现国体的和平改变，就算给他一个总统作为酬庸，亦不为过。这种心理，由于武汉战事失利、北洋军步步进逼、武昌朝不保夕的局势，而益显强烈。
12月3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二十一条拟定，即日公布。大纲规定：临时政府实行总统制；临时大总统由各省都督府代表选举；设参议院为立法机构，参议员由各省都督府派遣，每省三人；制定暂行法律，议决临时政府的预算、出纳，议决税制、币制、公债发行等，概属参议院职权；行政机构由外交、内务、财政、军务、交通五部组成；临时政府成立六个月后，由临时大总统召集国民议会。
换言之，正式国会的进阶，须分三步走：第一步，成立各省代表联合会；第二步，成立参议院；第三步，成立正式国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