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戈尔的获奖作品是由当时英国文艺协会的一位权威作家——摩尔推荐的。《吉檀迦利》付印之前，著名画家罗森坦曾将这本书的手稿拿给英国诗人叶芝看，赫赫有名的叶芝读后对稿件大加赞赏，随后又将手稿传给了画家摩尔。摩尔看后也是拍案叫绝，于是决定向瑞典文学院推荐泰戈尔，而当年总共有二十八位重要作家参加诺贝尔文学奖的角逐。英国最主要的候选人并非泰戈尔，而是作家哈代，签名支持他的英国学者多达九十七位；西班牙方面，有一大群人支持加尔多斯，他的推荐书上整整有七百个签名；意大利的主要候选人是德雷达；瑞士再度推荐了施皮德勒；丹麦、芬兰、瑞典和比利时也都纷纷提出自己国家的候选人。面对这样的局面，支持泰戈尔的朋友都在为他捏着一把汗。但瑞典文学院是公正的，1913年11月13日，诺贝尔委员会再度开会，十三位代表中，投票支持泰戈尔的竟达十二人，他以绝对票数当选。瑞典文学院给他的评语是：“由于他那至为敏锐、至为清新而又至为优美的诗篇，凭借着他那娴熟的技巧和他的英文，使他那充满诗意的思想成为西方文学的一部分。”
颁奖典礼于1913年12月10日举行，但泰戈尔没有时间出席典礼，只好怅然地托英国驻瑞典大使馆代办克莱夫在颁奖晚宴上朗读了自己致歉的电报：“恳请尊驾向瑞典皇家科学院转达我的深挚谢意，他们的宽阔襟怀将天涯变成咫尺，将陌生人变成了兄弟。”直到1921年春，泰戈尔终于达成了前往瑞典的心愿，他在那里受到了无比热烈的欢迎。后来，泰戈尔还将获得的奖金捐给了自己在印度圣地尼克坦开办的学校作为修缮费用，他也因为获奖而被英国女皇册授予爵士的爵位。
1913年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辞
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奖委员会主席
哈拉德·耶纳，1913年12月10日
王卫锐2012年译于北京
首先，本院很高兴能值此届诺贝尔文学奖颁奖之际，将这项荣誉授予英属印度诗人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因为他在本届诺贝尔文学奖获奖年度之内写出了“具有理想主义倾向的”最优美诗歌，与本奖创始人阿尔弗雷德·诺贝尔先生在遗嘱中的嘱咐一致。此外，本院经过认真、审慎和全面的考虑，评定他的诗歌作品最符合获奖标准，同时，我们也认为，颁奖事宜应很快办理，不应因诗人家乡遥远、在欧洲还不为大多数人知道而有所犹豫。鉴于阿尔弗雷德·诺贝尔先生曾在遗嘱中以固定条款声明了他的态度，即“明确意愿是授奖时不应以候选人的国籍为考虑”，那么，向英国属印度诗人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颁奖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在泰戈尔的诸多作品中，参与评选的各位评委尤为重视的是他写于1912年的宗教诗集《吉檀迦利》。从去年开始，这本书才算真正进入英语文学的范畴，因为作家本人虽然从教育背景和创作实践上来说都属于他的母语——印度语，但却给了这些诗歌一件外形同样完美、感情则另有机杼的新装。这些诗歌由此得以为英国、美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所有钟情高雅文学的读者所知。自英国伊丽莎白女王时代，英语诗歌艺术的影响就一直随着英国文明的扩张而增长。如今，各个地方的读者也都把泰戈尔誉为英语诗歌艺术中一位值得景仰的大师，无论他们是否知晓他的其他孟加拉语语言诗歌作品，也无论他们与诗人在宗教信仰、文学流派以及政治目标等方面存在着怎样的差异。这本诗集之所以能赢得如此热情的赞美，是因为它具有以下的特点：泰戈尔用一种完美的方式将自己与他人的思想融合成了一个和谐的整体；他的诗歌音韵典雅，用一位英国评论家的话来说就是“同时拥有诗歌的阴柔之美和散文的阳刚之气”；他遣词造句方面十分严谨，具有古典的高雅品味，同时又从外来语言中借用了一些新的表达方式。综上所述，这些特点令他的作品拥有了很高的独创性，同时也使作品的翻译变得更加困难。
上述评价同样适用于我们收到的第二批诗作：泰戈尔出版于1913年的诗集《园丁集》。但正如作家本人所说，这本诗集的翻译不是对先前作品的简单阐释，而是一种再创造。我们能从中看到他个性中另一方面——忽而荡漾于青春爱情的苦乐交缠，忽而感受到生命桔荣引发的焦灼与欢欣，而所有这些体验又都伴随着诗人对世界的点滴思考。
此后，泰戈尔又发表了一部反映自己童年及家庭生活的诗集，并给它取了一个富有象征意义的名字：《新月集》（1913年）。除此之外，他还发表了自己在英美两国的一些大学里所作的演讲，书名是《萨丹纳：生命的实现》（1913年）。这些作品反映了他对人生的一些看法，内容是阐述人通过何种途径才能获得一种使生活成为信仰的可能，也正是这种对信仰与思维之间真正关系的探究揭示了泰戈尔作为诗人的非凡禀赋和他思维的无比深邃。最重要的是，他情感的热度以及他形象语言的感染力在虚构文学领域很少有其他作品比他展现得更加富有韵律和色彩斑斓，也很少有作品能以同样和谐与优雅地表现各种各样的感情，不管那是灵魂对永恒的热切盼望，还是因为游戏中的纯真儿童引发的喜悦。
泰戈尔散文集的英译本名为《孟加拉生活印象》（1913年）。尽管这部作品因为译本出自他人之手而不太能反映作家本人的风格，但其内容还是让我们看到了泰戈尔的多才多艺以及他对生活的广泛思考，看到了他对各种人物的遭遇及命运的真挚同情，看到了他架构散文的卓越才能。
泰戈尔的作品中洋溢着一种真实的，人类共有的情感，将来我们也许还会对他的作品有更深刻的理解。不过，现在我们已经了解的事实就是——这位诗人正打算致力于调和东西半球迥然相异的两种文明。这两种文明之间的隔阂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典型特征，同时也是我们这个时代面临的最需要解决的问题。
1861年，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出生于孟加拉，那是历史最悠久的英属印度省份，也是传教士凯里在多年之前为宣扬基督教和改进本土语言付出过不懈努力的地方。泰戈尔出身显赫，降生之时他的家人们已经在多个领域显示出极高的聪明才智。他青少年时期的成长环境相当开明，他的家庭从未刻意干涉过他对于世界和人生的看法。他的家里时常洋溢着高雅的气氛，以及对探索精神和先贤智慧的崇敬，甚至他的家庭礼拜当中也会使用到先贤们的文字。其后他的周围又出现了一种新的文学精神，要求他自觉地接近印度的普罗大众，去了解他们生活的需要，尤其是在波澜壮阔却又混乱不堪的印度民族起义遭到镇压之后，这种新精神的力量更得上升到了空前。
拉宾德拉纳特的父亲是宗教团体“梵社”最热心的领导成员之一，而他的儿子至今也仍是这个团体的成员。这个团体跟那些古代印度教派别不同，并不以传播某种至高无上的神祗信仰为目的。它奠基于十九世纪早期，创建者是位开明的先贤，此人曾在英国学习基督教教义并深受其影响，此后一直致力于以他心目中的基督信仰真义来解释印度教的传统，但后来他和他的后继者对真理的阐释引发了日益广泛的教义争论，而梵社也分化成了一些互不统属的支派。此外，梵社的特性决定了，受它吸引的主要是具有高度修养的，富有学识的人们，而且它从创建之时就排除了信徒数量大幅度增长的可能性。不过尽管如此，这一团体对印度大众教育和文学发展的影响还是巨大的。而泰戈尔则是梵社新成员中的佼佼者，成员心目中一位值得尊敬的师长。
泰戈尔汲取了来自欧洲和印度的多方面文化素养，又通过海外游历以及在英国伦敦时的深入钻研使之得以丰富和完善。泰戈尔早年就陪着父亲遍游祖国各地，足迹远达喜马拉雅山区，在那个时候，他就开始尝试用孟加拉语创作散文、诗歌、歌曲和戏剧。除了描述祖国普通大众的生活之外，他还在其他一些作品中对文学批评、哲学以及社会学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探讨。不久之前的一段时间里，他暂时中断了繁忙的世俗事务，原因是本民族源远流长的社会习俗让他觉得自己有义务在神圣恒河的一条支流附近过一段隐士的生活。经过一段时间的沉思，在返回俗世后，作为一位智慧超凡并拥有坚定信仰的贤人，他在同胞当中的声望达到了顶点。他在孟加拉西部创办了一所露天的学校，许多虔诚的青年学子因此得以接受他的教诲。此后他又用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出访英国和美国，并出席了今年夏天在法国巴黎举行的宗教历史大会，而此刻，他正隐居在他创办的学校里继续教书育人。
人们都把泰戈尔视为福音的传播者，他的智慧源泉来自于长期以来只存在想象之中的东方智慧宝库，载体则是所有人都能理解的浅白语言。此外，他从来没有在人前扮演天才或思想家的意思，总是自谦地把自己看成为一个媒介，慷慨地散布着他与生即得的一种智慧。西方世界目前滋养着一种极不安宁、浮躁不休的情绪，催生了一种崇拜工作的思想，以及为收益和利润所驱使的征服自然的斗争，如泰戈尔所说：“情形似乎是，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敌意的世界里，必须从一种不情不愿、与我们格格不入的自然秩序手中夺来我们想要的一切。”而与这一切仓促和忙乱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泰戈尔为我们展现了这样一种文化，一种在广袤宁静、涤荡心灵的印度森林中臻于圆满的文化，一种主旨在于通过不断增进与自然生命本体和谐而获得灵魂安宁的文化。除此而外，泰戈尔用以证实我们终将获得安宁的的证据的是一幅幅充满诗意的画卷。他随心所欲地勾画出了种种场景——在与时间之始的某个时期，这些场景浮现在他的慧眼之前。
然而，泰戈尔并不崇尚那些我们惯于听人在市场上发卖的所谓东方哲学，不崇尚关于灵魂轮回和无情业力的幻想，也不崇尚那看似具体实则很抽象、通常被人视为带有印度高等文明典型特征的泛神论的信仰。他对这些东西敬谢不敏，疏远的程度不亚于我们当中任何一个人。他本人甚至不承认这种信仰能从印度先贤那些最深奥的言辞中找到任何依据。他对《吠陀诗篇》《奥义书》乃至佛陀本人的思想都进行了十分认真的研读，以致从中悟得了一条在他看来无可辩驳的真理。在从自然中寻找神性的时候，他发现了那位包容一切的自然之主，一个具备万能禀赋的、活灵活现的神明。这位神明的超自然精神力在芸芸众生身上都有一视同仁的体现，但它最为真切的反映却在于那人类不朽的灵魂上。在泰戈尔供奉于自己这位无名神祗脚下的献歌当中，比比皆是赞美、祈祷和炽热的虔诚。他这种神性膜拜可以说是一种美学意义上的一神论，与宗教乃至道德范畴的禁欲苦修都大相径庭。这样一种虔诚与他的全部诗歌达成了完美的和谐，而且给了他心灵的安宁，即便有基督教世界的种种限制，他仍然宣称这样的安宁终将降临到已经疲惫不堪的人类身上。
我们可以把这种哲学称为神秘主义，但这并不是那种弃绝了自己的个性、希翼与近于无物的神秘主义，而是一种将灵魂拥有的全部天赋提升到极致、进而孜孜以求与那位活生生的万物之父相和谐的神秘主义。在泰戈尔时代之前的印度，这种更为积极的神秘主义也并非完全不为人知，这种哲学在古代苦行僧和哲学家当中的确十分罕见，但却广泛存在于多种形式的“巴克提”宗教实践中，该宗教实践的核心内容便是对至尊主神的挚爱和信赖。由于受到基督教及其他一些外来宗教的影响，“巴克提”从中世纪开始便一直在印度教的各种流派中寻找自己的宗教理想。那些流派各有特点，但究其根本却都是概念上的一神论。到了今天，所有那些较高层次的信仰都已消失，要不就退化到了无法辨识的地步，原因在于由各种迷信组成的大杂烩发生了过度的增长。泰戈尔兴许也从这部本族先辈的大合唱中撷取了一两个音符，但他的根基却在这个时代更为坚实的土壤上。他让地球上的人们沿着和平或冲突的路径相互靠近，一起走向那个共同的目标，同时又运用自身的能量将问候与福音传播到天涯海角。通过他那些充满思想张力的图画，泰戈尔向我们揭示了所有这些转瞬即逝的存在将如何湮灭于永恒：
你手里的光阴是无限的，我的主。你的分秒是无法计算的。
夜去明来，时代像花开花落。你晓得怎样来等待。
你的世纪，一个接着一个，来完成一朵小小的野花。
我们的光阴不能浪费，因为没有时间，我们必须争取机缘。我们太穷苦了，决不可迟到。
因此，在我把时间让给每一个性急的，向我索要时间的人，我的时间就虚度了，最后你的神坛上就没有一点祭品。
一天过去，我赶忙前来，怕你的门已经关闭；但是我发现时间还有充裕。
宴会致辞
1913年12月10日，在斯德哥尔摩格兰德饭店的诺贝尔颁奖晚宴上，英国使馆代办克莱夫先生朗读了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发来的电报：
恳请尊驾向瑞典皇家科学院转达我的深挚谢意，他们的宽阔襟怀将天涯变成咫尺，将陌生人变成了兄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