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国民党反动派对县城党进行了严酷的清查，慕嘉绩、张毅忱奉上级党组织命令调离吴堡。吴堡党的中坚力量暂时分散削弱，王国昌一人留在国民党统治的虎穴之地旧县城，继续为党的事业日夜奔波。这年底他于高小毕业，春节后，党组织派他去县衙警察班搞地下工作。他先后发展了8名农民无产者党员，并培养了几名为党工作的积极分子，从而壮大了县城党组织的战斗力。这时期他利用下农村履行“公务”之便，通过一些熟人和亲戚的关系，启发他们走革命的路，他冒着风险，分别于1929年春和1930年秋代表吴堡党组织参加了在榆林红石峡、绥德黑龙山庙召开的两次中共陕北特委会议。（《绥德文库人物卷》458页记）在国民党封闭绥德四师后的1929年腊月，他同绥德党的工作者在辛家沟刘宏典店与贾仰青开会，研究开展吴堡西区和绥德东区党的建立工作和宣传群众的活动。在极其困难的环境中，和贾仰青为党筹集到10元银洋的活动经费。
1931年，中共陕北特委书记赵伯平和军委书记张咨平分头从1～8月整理陕北各县的党组织。吴堡的党组织经赵、张整理建立县委，指定王国昌和丁茂义为县委负责人。他们几次去山西孝义与地下党员刘殿亮、王清平接头，并设法取得了与河北省委的联系。此时党的工作重心由教育界开始转入农村，他多次向青年慕生忠做工作，并向他布置任务：送信、调查农村土地兼并情况。
1932年因党内受立三路线的影响，县委的工作职能被区党委代替，王国昌继任区党委书记。是年秋，陕北特委书记赵伯平由张毅忱带路来吴堡视察工作，在吴堡县城王国昌家中，王向赵汇报了吴堡区党委的工作，赵指示要建立赤色村，组建游击小组，准备开展武装斗争。为贯彻特委指示，王指派县城党员李春发为吴堡县党的交通多次去山西离石县柳林镇硫磺厂与地下军火支部负责人杨化联系，取得了对该支部的领导。通过他们为我党购买枪支弹药、输送情报，并获得北方局和河北省委的指示（暗中联系人老黄）。
这些情报、枪支，都是在夜深人静时从黄河上由专人从山西泳送到县城东门辿下的白地滩，由王接收，埋藏于土地和沟岩中，寻找机会偷偷带回他的家中藏匿，后转送出城。
1933年正月，吴堡县区党委重建，王国昌任区委组织委员并兼搞军事工作。但新任书记樊峻不久变得消极脱党。根据特委指示，王国昌继任区党委书记（马文瑞语），并直接领导县城支部的工作。这年春季，他将县城民团中的王生秀、薛俊高等人发展为党员，并在农村中相继介绍马树春、薛英桂等人入党。农历2月，王国昌和慕生桂二人又在旧城他家中介绍慕生忠加入了共产党，从此加强了党在农村的战斗力。
1933年冬，陕北红军1支队党委从安塞县境内向王国昌写信，介绍副支队长马佩勋来吴堡搞武装斗争。马佩勋通过王国昌取得了中共陕北特委的领导，王国昌在他家几次接待了特委负责人张达志来吴堡考察开展武装斗争，并护送其到宋家川与马佩勋接头。王国昌经过多方活动，指示王华亭等人出面，在中共陕北特委领导下，于这年年底和马佩勋创建了佳县、吴堡第一支革命武装抗日义勇队，后改为陕北红军游击第4支队（马佩勋、王华亭语）。
1934年夏，中共陕北特委重建吴堡县委，王国昌初任宣传部部长，后任军事部部长。农历6月28日，他秘密离开县城，和慕生桂以去北平上大学为名，从宋川东渡在山西汾阳县买了油印机，于农历7月11日从孟门过黄河回到吴堡庙岔上。此后王国昌与县委其他同志专门致力于开创苏区的斗争，他们印刷传单，散发于全县城乡。公开宣传、动员，组织群众抗租、抗税和土豪劣绅斗争；建立农村基层党组织、赤卫队、农会、儿童团等。
1934年农历10月（公历11月3日），在中共陕北特委领导下，王国昌和慕生桂等人筹备了吴堡县工农民主政权——县革命委员会的建立。不久领导了全县贫雇农分配地主，富农的土地、钱粮、衣物的斗争。为加强红4支队的建设和战斗力，中共陕北特委调王国昌任支队政委，他率领部队在佳县、吴堡、清涧等地与敌人作战多次，在1934年、1935年冬、春季的围剿中，这支部队反而得到迅速壮大（蒋峰语）。
1935年春，王国昌带4支队和特委特派员白如冰同志一起回吴堡，与新组建的红5团在吴堡参与指挥了火烧冯家峁寨子、红山庙等几次战斗后，3月率领红5团、4支队南下秀延县（今子长、清涧交界处），与刘志丹统率的红27军会师，编入27军84师3团，王国昌任该团政治委员。从此转战陕北，参加了第二次、第三次反“围剿”斗争的所有战斗。其中有攻打慕家原、金卜烂沟、镇靖、横山等大的战斗。
1935年9月18日，陕北红军与红25军会师，在永坪镇合编为红15军团。王国昌被任命为81师243团政委。他带领部队参加了着名的劳山战役、榆林桥战斗和直罗镇等战役。他沉着应战，顽强地阻击了甘泉北线之敌，保证了几个战役的顺利进行（贺晋年语）。
1936年，红军抗日先锋军东征时，王国昌所在部队被编入红1军团81师，他仍任243团政委，后调任红15军团78师民运部部长。东征时因病被部队送回神府苏区，7月后就任神府红军独立师政治部主任，在宿营的夜深人静中仍检查汇报工作，编写政治教材和行军之歌。对该师的政治工作颇多建树（张秀山语）。
1937年1月，他奔赴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七七”事变后军委命令抗大学员提前毕业。他豪情满怀踏上抗日征途，去洛川向彭德怀、刘伯承等首长报到，行至甘泉，又被中共西北局报经中央军委批准召回延安（为开发西北保留一批干部），不久到延川县任军事部部长兼保安大队队长。
1940年又相继去延安机场和边区保安4团工作了一段时间，此时，由于身患疾病且逐渐加重，到1942年以后，一直在延安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部休养治疗。1944年边保撤并，他到中共中央西北局组织部。但他仍关注着革命事业的发展，疗养中背着医护人员看书学习，抄写战斗条令。每日在用自己微少的津贴购买的地图上，标明德寇进军苏联的路线，向组织要求去苏前线参与反法西斯战争。
1946年国民党军重点进攻陕甘宁边区，延安开始战备疏散，农历12月初由中央西北局派白子能将其送到绥德地委又转回吴堡，由县委供给其衣食，住在旧城家中。
1947年农历2月1日，王国昌被敌机炸伤，周身中弹10多处，两腿瘫痪，当日晚县委书记杨子蔚、县长魏希文前来作了紧急安排，天明即转移。
以后两腿瘫痪，在病床前熬了三十多年。于1978年11月病逝，终年68岁。
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历史没有忘记王国昌同志，在首都军事博物馆和延安革命纪念馆的展厅里，有他和陕北红军领导人的合影照片（后排左三），西北红军主官名录中有他的英名，同时载入中共西北党史、山西吕梁地区军史和榆林市英杰传中。
李有益
李有益（1911．5～1984．1）吴堡县南区槐树港村人。1933年，他参加了赤卫队，同年11月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5年初，毅然参加了刚刚组建的红5团，随王国昌率领的红军部队南下征战，编入红27军，战斗中英勇坚强，5月被提升为副班长，不久又提任班长。八月参加定仙墕战斗后，因患病离队在农村息养。病愈后回到吴堡新组建的战斗团1连任排长。战斗团编入28军时，李到了该团留在吴堡的一个连里。10月间，他受命参加了攻打驻慕家原晋军的战斗。李有益带领22名精兵，奇袭敌曲有诚团部，夺得敌人机枪，霎时捣毁了敌指挥所，击毙团长曲有诚。国民党军四散逃命，李有益带6名战士，追歼溃逃的一个连，在赤卫军和人民群众的合围下俘敌十余人。
1936年2月，该连和吴堡地方游击队合编为独立营，李被提任为连长。
独立营扩编为独立团后李有益仍任连长。这年秋季在反围剿的斗争中，由于敌我力量悬殊，部队几经失利，李有益调任县游击大队队长。在8月下旬的南下突围时，他果断地提出了从陆路冲出敌封锁线的决策。于是李有道凭着大无畏的革命胆略和英勇善战的指挥艺术，与慕生忠等人带领干部、战士100余名，经过三个昼夜的急行军和战斗，冲出敌人的层层封锁。
1937年2月，受陕北省委军事部之命，李有益任绥清独立营营长，驻延川县。其间歼敌200多人，将百余人的部队发展到300余名。到1938年由慕生忠委派李有道去晋西北新军总指挥部特务连任连长，此时他身处抗日战场的最前线。一次日军有2000多骑兵配合步兵包剿岢岚县，新军仅以一个团应战这群倭寇。面对全团被敌全歼的危险，李有益临危受命，带一个连顶住敌人，掩护全团撤退。战斗结束后，他们连生还者仅有10多人，其余全部牺牲，但使全团安全转移。
1941年2月后李有益去晋西北抗大七分校学习，直到1945年8月出校后分配去绥德分区任游击大队队长。11月大队改编为分区警备团，李有益任副团长兼参谋长。自卫战争开始时，在沙家店战役中，李有益率部抗击敌人，保卫党中央和毛主席的住地安全。1948年4月后，李有益相继任绥德分区5团、警1旅1团、4军30团副团长。1950年2月升任团长。
新中国成立以后，李有益率部参加了天兰铁路的建设，1952年11月，又赴甘肃省临夏军分区任副司令员。1956年初任甘南军分区第一副司令员（司令员由副省长兼任）。他参与指挥了所有剿歼国民党残匪和地方民族主义分子发动的武装叛乱，为扞卫少数民族地区革命政权和翻身农牧民的利益作出了重大贡献。1965年调任延安军分区司令员，参加了延安地区的“社教”和“三支两军”工作，为革命圣地延安的建设作出了积极贡献。1971年离休。
1955年李有益被授予上校军衔（1960年晋升为大校），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当时的工资为11级。
1984年1月，李有益因患癌症不幸逝世于西安，终年74岁。
宋常华
宋常华（1916～1992）出生于吴堡县井道上村。1933年底，他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成为一名无产阶级革命的先锋战士，积极投身于为劳苦大众翻身解放的斗争中。
土地革命时期，他担任本乡赤卫军中队长、党支部书记、中心支部委员，领导乡亲们打土豪、分田地，积极为穷苦人谋利益。1935年初吴堡组建红5团后，他给这支革命军队制作了红旗。春季红4支队由王国昌从清涧带回吴堡后，先到井道上村，由他接应宿营。1935年秋，刘志丹率部来吴堡打击慕家原敌军，红27军3团政委王国昌在大部队来吴之前，先回吴堡动员群众，筹备粮草，为主力红军的到来做战前准备。当王国昌在西区做动员布置时，宋常华当时任赤卫军的总队长，他动员各村群众、家家户户的老乡给红军战士准备了很多食品。战斗开始后，他带领赤卫军一部监视辛家沟方向的敌军，一部去慕家原挖掘破坏敌人据点的防御工事。
1935年8月，宋常华由吴堡县党组织送往陕西省委党校学习，此后由省委组织部分配去延安县工作，他先后担任过延安县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延安县政府党团委员、内务部部长、粮食部部长、县政府一科科长和县执行委员。
1938年他又调往延安市政府担任一科科长。1939年1月，又来到绥德专员公署任审判员、地方法院推事。1940年调任绥德专区职工子弟学校副校长。1942年调任佳县县政府司法处审判员。于1946年又调任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绥德分院推事。1947年任米脂县副县长、党团书记。当胡宗南率部进犯延安时，宋常华任西北野战军1纵队2师政治部民运工作队队长。参加过解放关中和西府的诸多战役。还担任了西北人民革命大学第5部组织科科长等职。1948年底，中央西北局调他回地方工作。西安解放后，他和张达志同车进城，被分配到西北人民革命大学5部，代任临时教务科科长，负责培训接管城市的地方和军队干部。
新中国成立后，他曾担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司法部司法行政处处长、财政处处长、部党组成员、代理党组书记，最高人民法院西北分院西北司法部联合办公室副主任、联合党组成员。1954年调往北京，任中央司法部财务处处长，不久提任司法部人事司副司长。
西藏和平解放后，于1956年春赴藏，参加西藏自治区筹委会的工作。
他曾任自治区筹委会司法处副处长、中共西藏工委政法部副部长、工委监察委员会委员，为西藏自治区的政权建设付出了艰辛的劳动。1957年9月为加强培养使用少数民族干部，宋常华离藏返京。继续担任司法部人事司副司长，直到1957年司法部撤并，他又到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行政厅任副厅长。
1960年后又调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任干部司司长、政治部副主任兼对外友好协会书记处书记、党组成员、代理党组书记，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