粽子是我喜欢的传统食品，一解去散发着淡淡清香的箬叶，映入眼帘的犹如一件夺目的田黄石雕琢的工艺品，莹黄，细腻，浓郁的诱人的糯米香裹挟着掺杂的食材的芳香齐刷刷地突袭入人的鼻腔，促使我迫不及待地举箸去大快朵颐。
现今在家里很少自制粽子了，什么时候想起要满足口腹对粽子的欲望了，去饮食店可即买即食，或是去超市买专门的食品制造企业生产的“速冻”、“真空”包装的不同口味的粽子：大肉的，豆沙的，咸蛋黄的，红枣的，栗子的……回家一加热就如愿以偿。每次如此“便当”地吃食，总会勾起我对童年时的这种美食的记忆，想起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在乡间制作粽子的情形。那时，粽子在平常的日子里难得见到，是作为一年一度过端午节和重阳节所象征的吃食而去制作，虽然过程冗繁，但那些场景却令人企盼和留恋，至今萦怀。
当年在乡间，粽子是属于“自产自销”的，因粽子的制作远比填饱肚子的做饭来得复杂和烦琐，迫于生计而整日忙于“脸朝大地背向天”劳作的大人们，无暇在平时闲情逸致地为了单纯的口腹享受而去染指，只在有吃粽子习惯的节日才会应景制作。难得吃到这种美食的小孩子，在吃过“立夏蛋”之后，就掰着手指头，一天天望眼欲穿地等候“端午粽”。
我们家制作端午粽除了添加在糯米中的食用碱，及吃食时要“揾”的黄糖（黄褐色的易凝结成块的粉状的糖），需在节日前预先上镇街南货店里花钱买回来以外，其他的都是家里现成“自给自足”的。在端午节的前两天，母亲和姑姑就一早上山去采撷翠绿的青竹箬及黄褐色的毛竹箬，祖母则忙碌地在家里用清水分别淘洗和浸发制作粽子的食材。主料糯米在今昔是一样的，而其他掺杂的是大相径庭。现今的粽子有“荤的”、“素的”，而当年都是清一色“素的”土产：豇豆（与赤豆差不多），白蚕豆（豌豆在本地的称谓），白扁豆和“鸡头参”。白扁豆和“鸡头参”是乡间珍品，软糯香香的白扁豆是乡间待客和补益的“莲子汤”的替代品；“鸡头参”即是载入中医药典籍、珍贵的药食两用的中药材“黄精”，生长在海拔400多米高山的林木丛下的“香灰土”中，乡间取食的是它在土里一年只增长一节的、形似“鸡头”的根。鸡头参不但得之不易——在每年春季，人们需爬坡越岭，跋涉数十公里去挖取，而且制成为软而甜的吃食也不易。在掰成一截截用清水洗净后，不能像一般的食物那样煮，需放入灰火缸（水缸一样的陶器，专门盛装土灶里烧煮饭菜后的火炭及灼热的草木灰）里的煨饭瓶（大口的瓶状陶器，瓶颈以下埋没在添加了木炭、砻糠等燃料隐燃的灰层中，根据时间长短，可加热内盛的饭及不易熟透的食物）内，缓缓地将之熬煮至软熟，收水、摊团笾上，待日光晒至黑褐色的干块方可收贮。
在端午节的头一天吃过中饭，祖母就率领着母亲和姑姑包裹粽子了。在包裹以前，由“掌舵”的祖母，根据糯米的量按一定比例取碱块化水后拌入沥水的米中，再盛装在一只挈档桶里，在桶旁一字形地排着用陶罐盛装的鸡头参干，以及发过水的豇豆、蚕豆、白扁豆，以备包裹不同品种的粽子时一一取用。在我们小孩子的眼中，一只只包好的粽子是那样挺括耐看，有棱有角，品种的识别一目了然：青竹箬的是“珍品”，毛竹箬的是一般的豆粽，珍品中包成三只角的是“扁豆粽”，四只角的是“鸡头参粽”：而毛竹箬中的三只角及四只角分别是“豇豆粽”及“蚕豆粽”。
裹好的粽子装盛在一口尺八大铁镬子里，晚饭后就开始烧煮（烧煮前加入没过粽子面的水，烧煮中再随时添补水）。为使粽子煮得糯糯的好吃，通常用耐燃的树根、柴爿（碗口粗的树木纵向劈分开的大块木片）等燃料，经数小时烧煮后，熄火，利用灶、镬的余热焐至次日食用。我最向往这一慢吞吞的过程了，至今难忘烧煮过程中，缠坐在轮流当值的看管灶膛柴火的“烧火人”大腿上，倚在她们怀里温暖又快乐的情景：姑姑和我总是“剪刀、榔头、布”地猜拳，我不管有没有赢，都没大没小地刮她鼻子，而姑姑总搔我胳肢窝，我被搔得一次接一次地狂笑；逢到母亲，总会让我搔头挠耳地猜“一张小眠床困100个小和尚”，以及“石槽高，石槽低，石槽之间雪花飞”等形形色色的谜语。最喜爱的是在祖母怀里听百听不厌的《白蛇传》的故事，其实这是次日看戏文的“前奏”。爱看“绍兴戏”（本地人称为越剧）的祖母，年年端午节总领我去镇上看“绍兴戏”班子来巡回演出的《白蛇传》。
祖母娓娓的讲述常被我“刁钻古怪”的插问所打断，诸如“白娘娘为啥吃了雄黄酒要变成蛇”，“白娘娘为啥连命都不顾地去‘盗仙草’来救许仙”……而祖母总是不愠不恼地回答我：“毛头年纪小不懂，以后长大了会明白的。”渐渐地，眼皮黏糊起来，在“吃粽子，看戏文”的端午节的企盼中，歪倒在祖母怀抱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