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8月，李光耀在庆祝国庆群众大会上再次指出：“对我们来说，公积金的确是非常重要的，它是我们形成‘居者有其屋’的社会，建立一个现代化国家的主要基石。我们有必要保持这个优良制度，不然，我们的子孙恐怕将会无法购买组屋，这对于我们的经济前景和2000年建立优雅的社会前景不能不说是具有阻碍作用的一块巨大的绊脚石。”
新加坡人民就是通过公积金制度和“居者有其屋”计划，享受到了许多发展中国家人民所享受不到的福利。
革新法律，肃清贪污
在李光耀执政之前的新加坡，贪污盛行，腐败遍地，人人大骂贪污腐败，而人人又都希望自己能有机会“贪污腐败”。当时，许多政府公务员都以贪污贿赂手段谋取钱财，一些人甚至对无权无势者进行敲诈勒索，更为严重的是，当时负责调查贪污案件的警察因受贿而成为贪污犯的保护者。
李光耀1959年出任总理以来，一直致力于建立廉洁政府。经过30多年的努力，新加坡已成为世界上最廉洁的国家之一。在1995年出版的《世界各国竞争力报告》中，新加坡成为仅次于新西兰而排名第二的政府机构没有腐败作风的国家。
现在，清廉、正直已成为世界对李光耀政府的一致评价。对此，李光耀曾说过：“贪污腐败曾是殖民当局的宿疾，如果我们失职或者变得贪污腐化，就同样会被人民所唾弃。”
作为总理，李光耀以身作则。他常常一身白衣白裤，不打领带，以示自己的人生清白。李光耀还为内阁成员规定了工作服，即白色短袖衬衣，要求内阁成员时刻不忘清正廉洁。李光耀担任总理后，首先就把自己的父母兄弟召集到身边，告诉他们从今以后不应指望从他那里得到特殊照顾，他们应该完全像普通民众一样对待自己。作为政府总理，李光耀常常告诫下属：“新加坡的生存，全赖部长和高级官员的廉洁和效率。”
李光耀将中国古代大思想家孔子的“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引申为“正民、正人，必先正己”。他说：“廉洁的政治环境，是我国最宝贵的资产。在这样的环境里，掌管政府、主要机关和大学的人，都是一群廉洁、可靠、能干，并且致力于为国人创造一个更美好前途的人。”几十年来，李光耀虽大权在握，但他清正廉洁，两袖清风，不仅在一般群众中家喻户晓，就连反对派也难以挑剔。李光耀认为，有效地反对贪污和保持廉洁，对于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从国际影响看，新加坡是一个依赖国际贸易的国家，为更多地吸引外资，就要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就必须建立一个廉洁的政府和在其管理下的公平有序的市场。从国内影响看，为有效地实行管理，就必须获得广大公民的信任和支持，否则，党和政府就没有强大的基础，无法抵御反对派的进攻。为此，李光耀对党员和政府官员有严格的要求。他多次指出：“要当一名公务员，就必须具有奉献精神。谁要想赚钱，就请离开政府去经商。谁要是不听劝告，败坏党和政府的声誉，将要受到严厉的惩罚。”“如果我们允许你们把手放进别人放钱的抽屉里，那么，我们在政治上就全完了。”
李光耀政府一上台，就大力推行了一连串的公众运动，以改造社会，他强硬地将中国人习以为常的“情理法”改为了“法理情”。
不要小看这一小小的“文字游戏”，为此，李光耀付出了不少的精力，“法理情”的观念使新加坡实现了“彻底的法治观念”。
在政府建设方面，李光耀及其政府十分强调“廉能”一词。李光耀认为，廉就是不贪污，能就是高效率，廉洁锁住滥用权，效率开启建设门。而且，廉与能也是相互联系的，不廉政者也难以勤政，懒、馋、占、贪、变，是一个人由好变坏的规律。
为此，李光耀认为，要建成一个廉洁的政府，一定要选择一批有才能的政治领导人，他告诫说：“以为任何人被选为国家领袖，新加坡都会继续生存的想法是愚蠢的。新加坡不可以没有良好的人才领导，我们不能让别人说我国部长的素质比不上跨国公司人才的素质。”“政府绝不能落入平庸之人的手中。否则，只要5年，新加坡就会垮台。几十年中建立的社会组织、工业、银行体系、商业、观光业，在几年内就会被解体。”“和劣币驱逐良币的道理一样，坏的领导人会驱逐有才能的人于高位之外。另一方面，在政府里或在大企业中的好领导可以吸引、招徕良才，增加解决问题的能力。”
李光耀将他的观点变为政府同人的共同态度。1993年4月11日，新加坡贪污行为调查局局长杨温明回答中国香港《亚洲周刊》记者的提问时就表达了与李光耀相近的观点。他认为，要成功地肃清贪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政治领袖必须是一些绝对诚实和清廉的人，并且肯为国家彻底消除贪污而献身。杨温明还介绍说：“我们的政治领袖自1959年上台执政后，就在对付贪污方面采取了异常严厉的立场，负责调查贪污的机关可不受任何干预，自由执行任务。”
新加坡公务员采取公开招聘、公平竞争、择优录用的制度，应聘条件极其严格，道德水准和基本素质要求很高。而且，公务员的职务升迁采取公平竞争的办法，经专门委员会评议、考核，以政绩为根本而升迁，绝不以年资为标准。
新加坡公务员来源有两大类：一是每年从高中毕业生中挑选200名品学兼优者，由政府提供奖学金、助学金，送他们到国内外名牌大学学习，毕业后成为公务员；另一类从在职人员中选拔德才兼备者，送往国外名牌大学深造，回国委以重任。通常，低级公务员来自前者，高级公务员来自后者。
有了这样一批高素质的公务员，再加上可操作的制度，这样就为政府的廉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94年7月7日，美国纽约《星岛日报》曾刊发了曾渊沧写的一篇文章，介绍了新加坡造就廉能政府的做法，我们选摘片段，相信大家能从中得到启发。
“新加坡建国的时候，李光耀和他的人民行动党接管的是英国留下来的腐败政府和贪污成性的官员。”
“要一下子将大多数官员都调走或解职是不可能的，那样，将会造成政府的青黄不接；而要使这些已经贪污成性的官员改变行为，也不是一两个政治家在短时间内能够做到的，因为，政府领导人不可能逐个去监察各个官僚机构。
“李光耀想了一个一般人难以想到的解决办法，这个办法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采用过。李光耀的办法是通过报章公开颁发奖学金，以非常优厚的奖学金将一批德才兼备的高中毕业生送到国外读大学，毕业归国后任用他们为官，而且在很快的几年内就将他们提升到很高的位置。我们以‘坐直升机’来形容他们的升迁是毫不过分的。
“年轻人有理想，有服务社会的胸襟，有丰富的创造力。只要有不太差的智商，再加上一定的学识，在年轻的时候就可以处理大事，指挥大的行动。而且，他们疾恶如仇，只要他们成为既有学识又有权力的官员，他们不但会克制自己成为一个清廉的好官，而且会想出种种办法，来防止手下官员的贪污腐化。
“由于官员有很多不同的阶层，所以，要反贪污腐化，就必须在各个阶层都安排一批有才能、有理想、有干劲的年轻官员，让他们来制定反贪污腐化的方法和条款，并由他们亲自执行。
“十几年前，我也对新加坡政府如此轻易地提拔那些所谓的‘奖学金获得者’为高官持反对意见，因为这一做法造成其他官员升迁不易。现在回过头来看，我终于理解了李光耀急速培养这些‘奖学金获得者’的用意。当年，李光耀手下的贪污腐败官员是那么多，如果不快速培养一批肯干有理想的年轻官员来取代、控制他们，这个贪污腐化的巨大官僚机构恐怕至今也打不破。”
李光耀政府挑选公务员的方法也是独到的。在新加坡，负责选育人才的部门是财政部公共服务司和公务员委员会。前者是国家公务员中央人事管理部门，主管公务员的大政方针和公共服务条件。真正负责公务员招募、聘任、晋升、调动、解职、纪律处分及奖学金、助学金的是公务员委员会。就是说，“实权”掌握在公务员委员会手中。
公务员委员会是一个不受政府制约的独立法定机构，其主席和委员都从社会各阶层“在野”人士中聘请兼任。新加坡法律明确规定，这些人不能担任政府官员或国会议员，也不能在政党或工会中担任角色，他们只能是普通民众，是纯粹的私人代表。而且，对公务员的任用、升迁、处分、奖学金的分派，均要经过委员会成员集体讨论决定。法律还规定，公务员委员会工作独立，不受委员会之外任何人影响，任何人直接或间接影响委员会的决定或游说委员会成员的行为，均构成犯罪，可判处2年监禁或罚款2000新元。
由于公务员委员会的委员们无官无职，他们无须巴结任何人，也无须担心丢乌纱帽，所以，让他们把住进人关和升官道，就比较能够主持公道，保证公平竞争，优胜劣汰。
李光耀及其政府一方面提倡政府公务员要有奉献精神，建立廉能政府，一方面也注意以俸养廉，大幅度提高政治家和公务员的工资待遇，以减少腐败行为的吸引力。李光耀在以《给予人才公平待遇》为题的国会辩论中指出，要为重量级人才加薪，在人才难求的情况下，不能只一味要求人才做出贡献，而不给他们公平的待遇。
李光耀严肃地说：“我要大家诚实，不要做伪君子，不能自欺欺人，应该实行一种诚实、公平的待遇。为保证政府的清廉与诚实，应该支付给政府领导人以他们应得的最高报酬。”李光耀认为，任何一个政府，要么是廉洁和高工资，要么是出于伪善而保持低工资同时腐败猖獗，二者必居其一。
在对待金钱问题上，李光耀关心他人更甚于自己。1970年大家提薪，因担忧国人误解这个讯号而使工会过于狂热争取工资，他自己一人的月工资仍维持3500新元不动，而第一副总理的月工资提高到了4500新元，部长也提高到了4500新元。李光耀解释说：“钱财对我是不重要的，但对于跟随我的人来说，并不是不重要的。”而且，在危机过去之后，李光耀主动调高了自己的工资，以防其他人说自己虚伪。
李光耀曾这样说过：“我是第三世界国家领导人中工资最高的，同时也许是最穷的，因为除工资以外没有也不需要有别的收入来源。新加坡政府不仅保证总统、总理、部长、议员获得其应得的最高报酬，而且还经常提高各级公务员的工资待遇，最大限度地缩小公共领域与私营部门的工资差距，防止人才流失。”
1989年3月23日，在国会辩论法定职位的薪金调整声明时，李光耀谈了加快提升优秀人才的必要，以面对私人企业的竞争和挑战。他指出：“如果我们所付出的工资无法和私人部门相比的话，我们所得到的人才将是别人所剩余的。”李光耀风趣地以麦肯罗、博格、娜拉蒂罗娃、雷顿等一流运动员为例说，人们看运动员，都是爱看第一流的，而不爱看第二流的，“没有人会喜欢在自己的球拍、运动衫或鞋子上打出二流明星的名字”。“第一流的有数百万追随者，其他人就没有。”他详细介绍了英国和美国政府官员的工资情况后指出：“你们需不需要人才？你们是否承担得起不要人才的后果？”“如果我们的常任秘书比部长还行，我们将失败。”
基于这一考虑，新加坡政府采取各种措施，让官员和其他公务员得到适足的薪金，过上合理的体面生活，使公职人员的薪金与他们担任的相应职务挂钩，并定期调整。在新加坡，高级公职人员的月薪比体力劳动者高许多。1993年，高级文官月薪12000新元，部长月薪至少30000新元，总理月薪50000新元，而一般工人的月薪在1000新元左右。中国台湾的一位名记者采访后认为，新加坡的薪金制度，“充分显示出其善用利润诱因体系激发效率的现实做法，与民营企业类似。另一方面，新加坡也尽力满足人们在衣、食、住、行、育、乐等方面的基本生活需求，使之无虞匮乏”。另外，新加坡公务员之间的月薪差距也较大，高职公务员的月薪为低职公务员的20倍。不过，一般公务员的平均收入，均比社会一般人员要高得多。
此外，新加坡的全民公积金制度，使公务员生活得到保障，后顾无忧。这样，尽管部分公务员和与之同等条件而在工商企业工作的职员相比，收入要低一些，但许多人基于生活有保障和荣誉感，仍愿意在政府机关工作。在新加坡，不少公务员都这样说：“如果为了几个不法的钱而丢掉政府公务员这个‘金饭碗’，那就太不值得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