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然如此。“当共产党企图破坏这部片子时，我就知道我们的路子对头，这部影片是对苏联人的绝佳揭露。日本电影界喜欢它，因为它使演员们和技术人员在长期歇业之后能重操旧业。观众喜欢它，因为它实在是部好片子。我们在20家日本电影院里同时推出，历数周而不衰，票房打破纪录。最后这部片子曾在700多家影院里上演，它引起了极大的义愤和反苏情绪。当我们增加映数时，中央情报局从中提取了10.4万美元收益，转交给了美国政府。”
一场更为传统的秘战行动正在按国家安全局的要求进行着。国家安全局与中央情报局同时成立，它是负责美国破译密码和截听通信的机构。朝鲜战争最初几个月，国家安全局技术人员在截听北朝鲜人和中国人的电报方面遇到了困难。中国人在“满洲”的指挥部与北京总部之间的大部分电报往来是通过穿越黄海的一条电话电缆进行的，由于这条电缆的位置处于敌后，国家安全局无法进行窃听，于是国家安全局就向中央情报局提出这样的要求：中央情报局是否有办法破坏这条电缆，以迫使中国人使用无线电通信，以便进行监听？
托夫特在他早晨的电文往来中接到了这一询问（“一大早拆信最令人开心，因为你会收到稀奇古怪的东西”），并开始考虑这个问题。事有凑巧，他正好对问题中的那条电缆之事略知一二，因为在战前，他在中国东北海岸有一所度假的房子。“这条电缆的入海处离我花园的篱笆大约600码远。更巧的是，这条电缆属于一家丹麦公司，即大北方电报公司。”经过认真调研后，托夫特设法在图上标出了这条电缆穿越黄海的走向和利于寻找的深度。他的情报来源甚至提出，把电缆切断的两个头分别扯开，这种破坏法是最厉害的一招。
几天之后，几艘“朝鲜渔船”在黄海会合了。电缆被抓钩拖上了海面，并被切断，分别由渔船拖拽住断头朝相反的方向驶去。不久，国家安全局的监听员们就窃听并破译了在北朝鲜和“满洲”的中国部队与在北京的国防部之间的无线电通信。
（无线电截听能力及其效果是美国政府严加保守的秘密之一。有鉴于此，外人很难准确评估托夫特断缆行动的作用。但是早期截获的一份电文引起了托夫特的注意，也使他非常开心。“北京总部警告战地指挥官说，有5万名敌军游击队散布于前线地带。我们实际上在那里只有1 200人，不会比这更多。”）
但是，中情局在朝鲜战争的作为中，没有任何其他行动比针对那艘运载医疗人员和供应品给中共的挪威船所采取的行动更为重要的了。
包括汉斯·托夫特在内，在东京没有人对“TP-披巾”行动表示很乐观。这艘船挂的是一个中立国的旗，出于明显的外交上的理由，美国不敢在公海上公然冒犯之。托夫特同海军方面商谈了此事，海军彬彬有礼地说，他们无能为力，即使是用无标志的秘密船只去干也不行。空军也不想冒险去搞一次秘密轰炸，因为这一袭击来自何方对国际社会来说是不言自明的。不过托夫特到底还是说服了这两个军种在该艘货船北上之时保持对它的监视。一艘美国驱逐舰游弋在海平线之外跟踪这艘货船，并通过无线电向在东京的托夫特不断报告其位置。
托夫特明白，中央情报局总部授权他在“TP-披巾”行动上可动用100万美元而无须经过批准，这就说明华盛顿是十分认真对待此事的。在托夫特看来，一向手头很紧的中央情报局这次“慷慨解囊”，表明阻止这艘船“一定是一件先斩后奏类的行动”。
中央情报局东亚各站站长都聚集到东京托夫特这里，一起策划阻止该船的办法。那艘船一度像是要进入香港进行补给，香港站站长艾尔·考克斯从厚木基地领取了爆炸品以及其他特种设备赶回香港，用托夫特的话来说：“如果有必要的话，准备在英国当局鼻子底下搞一次破坏活动。”但是那艘船没有停，它继续北上。
托夫特知道时间紧迫。他能从远东空军那里弄到的，只是答应假如该船开进一个北朝鲜港口时轰炸这条船，尽管它挂着挪威旗。但这是不大可能的，因为联合国军控制着朝鲜之外的海域，如果该船停靠在“满洲”或华南某一个更合乎逻辑的目的地，远东空军就束手无策了。
托夫特扫视着地图，只发现了一个可能的截击点。他登上他的一架“民航运输队”飞机，飞往台湾去会见蒋介石。第二次世界大战初，他在滇缅公路打游击的日子里曾经会见过蒋介石。香港站站长艾尔·考克斯与托夫特同行。所幸，蒋介石仍记得托夫特。当这位美籍丹麦人间谍大王请他协助这一胆大妄为的阴谋时，他也毫不迟疑。他召来了中国国民党的海岸警卫司令王某，说：“托夫特先生要什么就给什么。”
不久，一队国民党炮艇载着艾尔·考克斯和其他中央情报局间谍出海了，他们在美国海军的通信导航下，在台湾正北截住了这艘货轮。在这场托夫特称之为“中央情报局指挥下极为周密的海盗行为”中，美国人一直待在甲板下面。台湾登船人员接过了货轮的指挥权，把挪威船员们单独囚禁起来，有条不紊地把货物转移到他们自己船上。托夫特让台湾人把这些医疗物资作为战利品搬走。关于那些护士、医生和其他医务人员的情况，他再也不曾听说过，也没有去考虑过他们的命运。现在，空空如也的货轮及其船员被允许继续航行，他们只知道是在公海上遭受了亚洲海盗的抢劫。“TP-披巾”行动大告成功。
在托夫特看来，“这一行动为整个中央情报局今后三至五年的预算提供了理由。由于使敌方的春季攻势推迟了三个月，此举拯救了大约7.5万个美国人的生命。等到中国人打来时，马修·李奇微将军已经有时间来组织他的炮兵阵地。中国人在发起进攻时，成千上万地被炮火横扫”。
托夫特退还了那100万美元。“我连一个子儿也用不着，蒋介石包办了一切。”若干年之后，他碰巧在曼哈顿一个航运界高级主管的私人午餐会机构“印度俱乐部”吃饭。两位海事律师正谈论着一项有关在远东发生的神秘事件的案例。他们谈论时，托夫特明白其中那条船正是他在1951年掠劫过的那条。他强忍住笑，一言不发。
汉斯·托夫特在亚洲以及其他间谍们在世界各地的赫赫功绩，给华盛顿带来了对中央情报局新的敬意。因此，朝鲜战争标志着中央情报局已经成长为美国政府中势力壮大的机构之一。不完全的统计数字表明了中央情报局在三年之内发展势头之猛。1949年，中央情报局的“政策协调局”（秘密活动的代名词）总共302人，预算470万美元，有7个国外站。至1952年，“政策协调局”的实力已增加到2 812名直接雇员，外加3 142名“海外合同人员”（这是一伙包括从隐蔽很深的间谍到走狗打手之类的大杂烩），预算8 200万美元，有47个国外站。
中央情报局发展的另一个因素要归功于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将军的飞扬跋扈和善弄权术。中国出兵干涉的辉煌胜利，使史密斯有机会甚至让麦克阿瑟无奈地接受了中情局在国家安全体制中的作用。在杜鲁门总统的支持下，1951年1月史密斯拜访了麦克阿瑟。他们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仍然是一个秘密，但是从那之后，麦克阿瑟再也没有干预过中央情报局在他辖区内的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