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船没多久，夜幕就降临了，天气变得越来越糟。陆地上刮来一股强风，越来越浓的苏格兰雾使得人们纷纷离开甲板。“敦克尔德”号是一艘平底船，吃水浅，在海面上颠簸不已，仿佛随时都可能翻船，不过这只是虚惊一场。在甲板上走已经很困难了，所以我就站在发动机旁——那儿还暖和点儿，看着对面的指针随着船的摇晃慢慢左右摆动，指出每次“敦克尔德”号倾斜的角度。
“指针有问题，不准，”我身后突然响起一个声音，稍稍带着些怒气。我转过头，看到眼前这个人就是乘客上船时我注意到的那位海军军官。
“真的？你怎么知道？”我问。
“我怎么知道？我不用想就知道。看这儿。”——这时船摇晃了一下，接着恢复了平衡——“要是船真的倾斜到它指示的这个角度就会翻船了，就像这样。商船船长总是这样粗心大意。”
晚餐铃声响起，我松了口气——听皇家海军军官长篇大论地说这些简直是种折磨。比这更折磨人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听商船船长直白地谈论自己对皇家海军军官的看法。
我和古德上校一起走进餐厅，亨利·柯蒂斯爵士已经就坐。上校坐在他旁边，我则坐在他们对面。很快，我和上校就聊起了打猎，他是个好问的人，问了很多问题，我都尽量回答了。一会儿，他就说到了大象。
“噢，先生，”坐在我旁边的一个人开口了，“说大象你可是找对人了。关于这个，猎手奎德曼可比谁知道的都多。”
一直安静听我们谈话的亨利爵士这时明显吃了一惊。
“先生，不好意思，”亨利爵士向前探了探身子说，声音低沉悦耳，我觉得底气很足。“请问，先生，您是艾伦·奎德曼吗？”
我说我是。
这个大个子没再多说，我听到他小声说了句“真走运”。
晚餐很快进入了尾声，我们走出餐厅时，亨利爵士走过来，邀请我到他的客舱抽根烟。我同意了，跟他走到“敦克尔德”号漂亮的甲板舱里。甲板舱原来是两间，加内特·沃尔斯利爵士或是某个大人物乘坐“敦克尔号”出海时，拆掉了中间的隔板后，再没装回去。客舱里有张沙发，沙发前摆着张小桌子。亨利爵士让服务员拿来一瓶威士忌，我们三个坐下来，点着了烟斗。
服务员拿来了威士忌，点亮了灯后，亨利·柯蒂斯爵士开口了：“奎德曼先生，前年这个时候，我猜你应该是在德兰士瓦北边的巴曼瓜托吧？”
“不错，”我回答道，心里暗暗吃惊——据我所知，目前为止，我的行踪并不会引起大多数人注意，而这位绅士却十分了解。
“你是在那里做生意，对吗？”古德上校心急地插了一句话。
“没错，我带了一车货，在殖民地外搭了个帐篷，直到卖完所有东西。”
亨利爵士坐在对面的一张白柳条编成的椅子上，胳膊搭着桌子。他抬起头，灰色的大眼睛紧盯着我的脸，目光中有种不同寻常的焦虑。
“你在那儿有没有遇见一个叫内维尔的人？”
“噢，遇见了，他在我旁边卸了车，呆了半个月，说是去更远的地方之前，让牛都好好歇歇。几个月前，我收到了一封律师函，问我是否知道内维尔的情况，我就把知道的都告诉他了。”
“是这样，”亨利爵士说，“您的信转给了我。信上说内维尔五月初乘马车离开了巴曼瓜托，同行的还有一个车夫、一个向导和一个叫吉姆的卡菲尔猎人，说要到马塔贝列最远的贸易站伊亚提去，要在那儿卖掉马车，再徒步前行。您在信上还写了他确实卖了马车，因为您六个月后在一个葡萄牙商人那里看到了那辆马车，而葡萄牙商人也说自己是在伊亚提一个白人手里买来的，至于白人的名字就记不清了。商人还说那个白人带着个当地的仆人去更远的地方打猎了。”
“没错。”
大家沉默了一会儿。
“奎德曼先生，”亨利爵士突然又开口了，“我想您应该知道，或者说您应该能多少猜出来我的——内维尔先生北上的原因，没准儿也知道他的目的地吧？”
“我倒是听说了一些，”我说完这句就没再开口——我不是很想讨论这个话题。
亨利爵士和古德上校对视了一眼，古德上校点了点头。
“奎德曼先生，”亨利爵士说道，“我要给您讲件事，之后想征求您的意见，也许还需要您的帮助。把信转交给我的律师说信的内容真实，而您，”他接着说，“在纳塔尔地区广为人知，深受尊重，特别是您的谨慎为人所称道。”
我为人谦虚，赶紧欠了欠身，喝了口威士忌和水，掩饰内心的困惑。亨利爵士继续说。
“内维尔先生是我的弟弟。”
“噢，”我说着，有些惊讶，怪不得第一眼看亨利爵士就觉得像哪个认识的人。内维尔比亨利爵士矮一些，留着黑色的胡子，不过现在想想，兄弟俩都有灰色的眼睛，敏锐的目光也一模一样，脸庞的轮廓也很相似。
“他是我唯一的弟弟，”亨利爵士继续道，“五年前，我觉得我们会永远在一起，甚至不会分开一个月。可大约五年前，我们遇到了不幸的事，谁的家庭里都可能发生这种事——我们大吵一架，而盛怒之下，我没有公平地对待他。”
听到这里，古德上校兀自用力地点了点头。这时，船身剧烈摇晃起来，固定在对面右舷上的镜子一时差点儿翻到我们头上。我插着兜坐着，抬头正好看到古德上校使劲点头。
“您肯定知道，”亨利爵士接着说，“要是一个人去世之前没有立遗嘱，而且除了土地——也就是英国所说的不动产——没有任何财产，那所有的遗产都会由长子继承。而我们争吵的那段时间，父亲去世了，也没有留下遗嘱。父亲生前一直没有立遗嘱，后来也来不及了。结果，我身无所长的弟弟一分钱都没拿到。当然，照顾他是我的责任，可我们当时正吵得不可开交——说出来真是太丢脸了（他长叹了口气）——我根本没管他。并不是我特别怨恨他，只是想等他先让步，可他什么也没做。奎德曼先生，非常抱歉用这些家事叨扰您，但我必须得把事情说清楚，是不是，古德？”
“当然，这是肯定的，”上校说，“我敢肯定，奎德曼先生不会说出去。”
“这是自然，”我说，我为自己的谨言慎行感到十分自豪，就像亨利爵士说的，我可是名声在外。
“那好，”亨利爵士说，“当时，我弟弟就只有几百英镑。他一声没吭就把钱都取出来了，给自己取了‘内维尔’这个名字，出发去了南非，渴望在那里大捞一笔。这都是我后来才知道的。三年过去了，尽管我给他写了几封信，可他却从没回信，肯定是他没收到。可时间一点点过去，我越来越担心。奎德曼先生，我明白了，血浓于水啊。”
“确实是，”说着，我想起了自己的孩子——哈利。
“奎德曼先生，要是我知道乔治——我唯一的亲人平安无事，要是我能再见他一面，我愿意分一半财产给他。”
“柯蒂斯，可你一直没找到他。”古德上校突然说了一句，瞥了大块头一眼。
“是啊，奎德曼先生，我弟弟生死未卜，时间越长，我越着急，不知道能不能把他活着带回家。我四处打听，收到了您的信。现在来看，情况还不错，至少不久之前乔治还活着，不过也没有更多的消息了。所以长话短说，我决定亲自过来找他，古德上校是个好人，他愿意和我一起。”
“是的，”上校说，“你看，我也没别的事情做。英国海军部只给我一半薪水，刚够吃饭。先生，现在也许您能告诉我们，您知道的或者听说的内维尔的消息。”
[1] 奎德曼先生所描写的古丹麦人让人有些困惑。通常，我们理解的古丹麦人是长着深色头发的人。也许他想到的是撒克逊人。——译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