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我们必须回到20年前缔结日台条约的原点，谋求解决之道。纽扣系错了，必须得从开始重新系。因此，冈崎强调“承认台湾就不能损坏信义，这只是小的信义”，“我们总是过分拘泥于日常的小矛盾，现在是拘泥于台湾问题。而且，这是美国强加于日本的错误判断，日本只守着这个，就作为仁义的全部，我认为是过分拘泥于小矛盾”，“还有一个大的信义……只守着与台湾的信义，不是问题的全部。大小矛盾对立时，首先必须解决大矛盾。不从这种想法入手，中国问题不可能解决。”“只是原封不动地继承日台条约，中日邦交正常化就不可能自然实现。”
冈崎嘉平太：《我的想法——日本的课题》，［日］读卖新闻社，1972年版，第215—217页。
冈崎嘉平太：《希望改变对华政策》，日本记者俱乐部，1970年12月23日。
1972年中日复交后，备忘录贸易完成使命，冈崎出任同年新成立的日中经济协会的常任顾问。1979年冈崎设立日中青年研修协会，接受中国研修生，继续为中日友好事业贡献力量。在冈崎看来，“加强合作，是为了日本的明天”，援助中国进行经济建设是有利于“日本安全”的事业。
冈崎嘉平太：《永无止境的日中之旅》，［日］原书房，1984年版，第39、69页。
1984年，88岁高龄的冈崎在与原书房总经理成濑恭交谈时，就中日经济合作的现状指出：“如果日本不改变只重视营利的态度，将会重蹈以前日本对东南亚经济合作的覆辙，日本对东南亚进行了各种各样的援助，发挥了一定的作用，然而，几乎各国都不承认日本的贡献，反而认为是遭到日本的剥削和经济侵略。因此，以过去一样的态度协助中国进行‘四化’建设的话，很可能会光留下负面印象。”
冈崎嘉平太：《永无止境的日中之旅》，［日］原书房，1984年版，第277页。
同时，冈崎大胆地预测，“50年后，中国也许会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因为“中国有很大的潜力”，“从历史上看，中国人曾独自创造了高度的文化……而日本虽拥有消化文化的能力，但没有创造文化的经验。”总之，冈崎认为，“为了自身的稳定与发展，日本必须维护世界和平、特别是亚太地区的和平，为此，必须要与中国共同负起责任，相互合作，促进经济发展。……进而，在21世纪前半期，日本与中国应该携手，为整个亚洲的文化与民主的发展做出贡献。”
同上书，第274、275、46页。
三经济界对中日关系的作用与影响
经济界从普通公司职员到财界巨头，显然，对华认识未必一致，其行动的作用与影响亦或程度迥异；但整体上作为一个最重要的压力团体之一，在中日尚未恢复邦交的民间外交时代，经济界人士基于自身不同的认识，不仅直接推动了中日经贸关系向前发展，促进了两国国民之间的理解与认识，而且还直接或间接推动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进程，成为两国政治关系改善的载体。
1．经贸关系的发展
在经济界有关人士的努力下，LT贸易（及MT贸易）与友好贸易“两个车轮”的创设，直接推动了中日双边贸易的恢复与发展。这一期间，双边贸易额一直呈增长趋势，其所交易的商品种类，也在不断冲击“巴统”禁运政策的底线。这既表现了双方之间发展经贸往来具备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也离不开日本经济界人士，为推动、发展中日贸易所做的主观努力。
1962年5月，日本政府同经济界举行最高出口会议时，化工业界提出：“中国是一个很大的市场，应当谋求对华贸易早日正常化。”钢铁业界等也要求日本政府应当对社会主义国家灵活运用日本进出口银行为鼓励出口技术设备而采取的延期付款方式。如前所述，冈崎嘉平太等人参与推动的LT贸易施行后，据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调查统计，1963年中日贸易额比上一年增加62%，1960年代以来首次超过一亿美元大关，达到1.37亿美元，再次逼近1950年代的最高水平1.51亿美元（1956年）。1964年同比迅猛增长126%，翻了一番还多，贸易额达到3.11亿美元，几乎是1956年的2倍。1966年以后，由于政治关系的影响，LT以及MT贸易数额下降，但友好贸易却取得了进一步发展，所以，中日贸易总额整体上仍保持了增长的势头，1972年达到11亿美元，约是1960年贸易额（0.23亿美元）的47倍。
《中日贸易一览表》，参见古川万太郎著《中日战后关系史》，［日］原书房，1988年版，第214页。
林连德编：《当代中日贸易关系史》，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1990年版，第78—79页。
特别是大原总一郎等人推动的维尼纶成套设备的对华出口，具有标志性的意义。其已不是普通的生活消费品，而是生产资料的出口，涉及知识产权的技术出口；而且，就贸易性质而言，由于其使用了比一般商业银行贷款优惠的日本进出口银行的融资，已不是单纯的民间贸易了，实际上具有“半官半民”贸易的性质，对其他公司及行业的贸易起到了带动和示范效应。
同样，稻山嘉宽1958年2月与中方签订的长期钢铁贸易协议，直接推动了中日第四次民间贸易协定交涉的进程。进而，民间协定中规定互设商务代表处、给与外交官待遇、旅行自由、可悬挂国旗等内容，虽然由于长崎国旗事件，有关协议未能履行，但实际上也为以后中日贸易的开展奠定了重要基础。因此，有人将稻山嘉宽誉为中日贸易正常化的“生父”。名和太郎：《稻山嘉宽评传》，［日］国际商业出版株式会社，1976年版，第106页。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前夕，稻山再次率团访华时，双方签署了长期的进出口合同，稻山进一步承诺对华进行技术合作，援助武汉钢铁厂等的建设，深化了中日贸易的范围。正如原中日友好协会会长孙平化先生指出的那样，“看看现在中日钢铁贸易的发展和中日钢铁业界的合作关系，如果去寻根，不能不承认它是发端于稻山先生在中日关系十分困难时期打下的基础。”
孙平化：《我的履历书》，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188页。
2．政治关系的先导
中日经济界人士以及贸易团体的往来，毋需说为中日政治关系的改善以及邦交正常化的实现奠定了基础。早在1956年6月，周恩来总理在会见日本国营铁路工会等代表团的谈话中就指出：“在我们两国政府能够直接接触之前，两国人民团体之间多多来往，是很有利于两国政府关系改善的。……中日两国人民在两国政府尚未来往和签订协议的时候，直接办起外交来，解决了许多问题，对双方都有利。……我看，就照国民外交的方式做下去，日本团体来得更多，我们的团体也多去，把两国间要做的事情都做了，最后只剩下两国外交部长签字，这也很省事，这是很好的方式。”在友好贸易和备忘录贸易的前提下，经济界人士通过各种渠道“以民促官”，逐渐为中日外交关系的建立铺平了道路。
田桓主编：《战后中日关系文献集1945—1970》，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81—282页。
曾任外交官并与政界关系密切的冈崎嘉平太，更是怀着充分的热情和信心，跟随松村先生通过发展贸易、互设民间常驻机构、交换记者等一系列渐进积累方式，推动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实现；而且，实际上也直接参与了恢复中日关系的政治行动。据孙平化先生回忆，冈崎对在东京工作的廖承志代表处的五个人关怀备至，从来没有对他们说过“你们不要进行政治活动”。冈崎不仅对日本政府要求中方人员不从事政治活动的保证置之不理，还在有的会议上让孙平化毫无顾忌地谈论中日关系和政治问题，“客观上形成了冈崎先生保护我进行政治活动”。1972年8月建交前夜，身负推动复交重任的孙平化率领的上海舞剧团回国时，冈崎安排了全日空的飞机，并陪同剧团同机直飞上海，成为中日间的首班直飞包机，实际上也是为不久即将到访的田中首相的专机试航，两国间的航线事实上就此打通。
孙平化：《我的履历书》，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174、91页。
尼克松冲击发生前后，当佐藤政府仍在玩弄两面派手法时，经济界巨头纷纷改变态度，迈出了访华的重要步伐，成为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先导”。日本商工会议所会长永野重雄既是支持佐藤政权的财界头号实力人物，也是亲台组织日华合作委员会的重要成员，而且他曾执掌的公司新日本制铁与台湾有着密切的贸易往来关系。但是，他凭着自己的长远预见和深邃的洞察力，毅然决定1971年11月组团访华。代表着经济界主流的永野等人的访华，动摇了佐藤政权的执政基础，客观上直接推进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进程。
3．国民的相互理解与认知
由于日本侵华战争和战后长期的冷战对峙，中日国民对对方的认知与好感度，都非常之低。在中国方面，日军在侵略战争中的暴行，给中国人带来了惨重的灾难，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负面印象。战后很长一段时期，日本人在中国人心目中，都是无恶不作的侵略者形象。与此相对，在美国的授意、日本政府以及媒体的宣传下，在一些日本国民心中，也把新中国看成是一个在共产党“独裁”政权领导下的贫穷、落后，没有人身自由、让人恐惧的国度。为了改变这种互相“敌视”、缺乏理解的状况，日本一些经济界人士身体力行，积极开展经贸活动与人员交流，对改善双方的认识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冈崎嘉平太之所以力主推动成套设备出口，原因在于他希望改变中国人对日本人的负面认识。二战期间，他在上海大使馆工作时，中国人仇视日本人，称之为“东洋鬼子”。冈崎想让中国人明白“日本人并不都是坏人”。通过出口成套设备，派遣日本技术员，这样，中日两国工人长期在一起劳动、一起生活，自然也就能够理解日本人的诚意，促进双方的了解。
冈崎嘉平太著，陈耐轩、骆为龙译：《寄语二十一世纪》，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58页。
另一方面，在长达11年的备忘录贸易中，冈崎不断组织日本通产省、大藏省、工商界、金融界代表百余人常驻中国，要他们了解中国，与中国人交朋友，增进相互理解与信任，为促进两国关系做好工作。冈崎认为，备忘录贸易最重要的成就是造就了一批致力于中日友好事业的各阶层人士。在1973年备忘录贸易完成历史使命后，冈崎依旧组织经济界、贸易界技术人员、同乡人士、青少年以及他的儿孙，每年都来中国，致力于周总理所提倡的“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中日友好事业。
吴学文：《风雨阴晴：我所经历的中日关系》，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第299、300页。
两国的贸易促进团体则互派代表团访问，互办展览会，协助办好广州交易会等，特别是互办展览会，每次参观人数都达到数十万到百余万，成为一个群众性的友好大交流，对增进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从1955年开始，中方分别在日本的东京、大阪、名古屋等城市，日方则在北京、上海和天津等城市，陆续举办了多次商品展览会或经济建设成就展览会。日本当时的评论说，展览会的举办增强了人们的“日中友好和日中贸易正常化”的愿望。据说，有的中学生在参观之后所写的作文中，也“表现出对新中国的惊叹和亲近感”。当时有人将中国商品展览会的成果总结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通过展览会，人们变得比以前更关心新中国了；第二，改变了对新中国的认识；第三，在现实生活中，对日中贸易更加关心了；第四，在社会舆论方面，促进了人们对中国的关心等。特别是对新中国的再认识方面，那些了解半殖民地中国状况的人，通过工业、农业等方面的陈列品看到了新中国的巨大变化，感觉到独立后的中国确实是在“日新月异地发展着”。
《大获成功的中国展览会》，日本国际贸易促进会：《国际贸易》第58号，1956年1月5日，转引自李恩民著《中日民间经济外交（1945—1972）》，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93—194页。
中国民众对于日本商品展览会的召开，及其在会场悬挂日本国旗的行为，在初期有抵触情绪，但通过多方说明、宣传，特别是周恩来总理嘱咐说，“向群众讲清楚，中日两国人民都是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受害者，日本人民是没有责任的，日本人民是愿意同中国人民友好的，况且现在情况变了，中国和日本都不是从前的中国和日本，应该在新的基础上重新友好”，孙平化：《中日友好随想录》，世界知识出版社，1986年版，第36页。从而使得展览会取得了成功。前来参观的群众有工人、农民、学生、干部……来自各行各业的男女老少，十分踊跃，秩序也基本良好。他们对日本商品“耐用”、“实惠”的特性有了直接的感知，心目中的日本人形象有所改善，一些感情的障碍也有所减弱或随着时间而消失，对日本人的好感度亦有所上升。
正如冈崎嘉平太强调指出的那样，“要充分认识到，中日贸易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经济上，无论是日本的现在，还是将来，都是有益无害的，如若轻视，则将会给日本民族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政府与民间必须齐心协力，积极推进中日贸易。”总之，日本经济界有识之士的对华认识，有对中日传统历史和近来以来侵略战争反省意识的成分，但更重要的是着眼于现实经济利益的考量，以及对中国未来经济、政治地位的战略性预期或判断，故相比政界在行动上表现出一定的超前性或前瞻性，成为推动中日邦交正常化的一支重要力量。
冈崎嘉平太：《我的记录：飞雪迎春到》，［日］东方书店，1979年版，第4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