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来说，在日本四大报纸系指《朝日新闻》、《每日新闻》、《读卖新闻》和《产经新闻》。中，《朝日新闻》被认为是具有“革新”特色的媒体，在对待中国问题上也比较客观，正如同这篇社论所表明的那样，《朝日新闻》的确对当时新兴的社会主义运动是持赞同态度的。
战后初期的日本媒体正处于美军的占领之下，报纸和广播很难正确地报道中国革命的真实情况，甚至散布诸如“用人民的审判进行大屠杀”、“血腥的清洗”、“共产共妻”等谣言，把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妖魔化。
但是，1950年代中期，鸠山内阁上台以后，日本舆论界普遍关注鸠山内阁的对华政策。1954年12月11日，《朝日新闻》提醒新内阁“不要重犯”吉田内阁“不必要地阻碍了和共产党国家恢复外交关系的道路”这一错误，要求调整日中关系；12日，《读卖新闻》也强调“死硬的反共态度”已不合时宜，敦促新内阁“修改吉田的外交”政策；《东京新闻》则希望外相“在调整和共产党中国的关系问题上采取一种新姿态”；《日本经济新闻》认为重光葵外相在声明中主张与“共产党国家共处的积极政策”与吉田的政策“形成尖锐的对比”，“这一点是很重要的”；《产业经济新闻》评述日本目前在“和自由国家的联系度以内和共产党国家建立较为友好的关系”是“一件好事”，主张更要采取行动。
2．日本学界的对华认识
学界是一个涵盖面很广的群体。这里所指的日本学界，主要是从事中国研究的学者，即所谓“中国学界”，特别是一些中国思想史和哲学史的研究者。
战败伊始，日本的一些具有民主思想的中国学家们，便开始了中国学的重建工作。为了能真正地了解中国，并借以反省战前对中国研究的弊端，他们首先是大量地翻译、介绍中国各个方面的著作。主要有，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的青年时代》；《鲁迅语录》、《暴风骤雨》、《郭沫若作品集》、《丁玲作品集》、《茅盾作品集》等。这些作品将中国社会的具体现实介绍到了日本，这对日本新的中国观的形成起了很大的作用，同时，这也是重建战后中国学的起点。
1946年1月，岩村三千夫、平野义太郎、石滨知行、伊藤武雄等著名学者发起并组建了中国研究所，创办《中国评论》（后改为《中国研究》），这是战后日本第一个研究中国问题的民间组织。其宗旨是发展日本与中国等亚洲国家的友好关系，强调对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教育和历史开展研究，以促进中日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理解，其活动创中日友好的先河。岩村三千夫在《中国研究月报》上撰文回忆当时的情况时说，“过去日本的中国研究，大都是为了侵略中国、企图霸占其资源的所谓调查和“理论”上的强词夺理。然而，要使日本成为民族主国家，现在就必须对中国进行真正的科学研究，而且，这种研究完全是可能的。我认为，我们在正确了解中国的同时，还要努力从中国伟大的民众运动中学习其经验。中国研究所就是在这样一个目标之下，作为一个站在全新的科学立场上从事中国研究的共通研究机构而成立的。”
马场公彦：《战后日本人的中国像》，［日］新曜社，2010年9月版，第86页。
又说，“一些思想或者学问相异的人相聚在一起，可以说是当时的一个特色。其中，有对战争时期对中国的侵略的反省，以及对在很大程度上协助了侵略战争、或者做了有利于侵略战争的中国研究的反省。这也许是中国研究所初创时最富有特征性的东西。”
［日］《中国研究月报》，1976年10月号，第20页。
20世纪50年代，随着对中国关心的高涨，在日本又出现两个规模较大的研究中国的学术团体。其中之一是以中国研究所为母体成立的现代中国学会。该学会成员的专业包括各个学科，试图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思想、历史、科学和文学等进行全面的研究，这可说是该学会的一大特色。
亚洲政经学会是以现代中国为研究对象的另一个学术组织。该学会成立于1953年，主办刊物《亚洲研究》。主要成员有村松祐次、天野元之助等。与现代中国学会相比，该学会更注重中国的政治和经济研究。
这样，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日本的中国学在对战前活动的反省和整顿的基础上，建立起新的研究机构，逐步完成了它的重建工作，进入了恢复时代。但由于当时中日两国关系尚未正常化，研究中国的学者们既不能到中国进行实地考察，也不能同中国学者交流，只能运用战前在中国获得的史料来从事研究。
在战后的一个时期内，日本知识分子对中国革命充满了兴趣，中国通过反帝反封建的自下而上的社会革命而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成功经验对日本知识分子尤其是左翼思想潮流的影响很大。《实践论》、《矛盾论》以及《新民主主义论》都是当时读者最多的读本。可以说，在日本知识界，中国革命代表了一种全新的社会变革的理念。
中岛岭雄：《以文明的再铸造为目标的中国》，［日］筑摩书房，1984年版，第168页。
社会主义思想在当时的日本有着很强的影响力，很多知识分子都看到了以苏中联合为象征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强大。以此为背景，知识分子希望能发掘出共产国际与毛泽东的中国革命论之间的共同点。在这一时期，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也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范畴内进行的，毛泽东思想被很多知识分子视为当代的马克思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
对当时的日本来说，一场涉及全民的社会变动刚刚结束，不少知识分子都在沉寂中思考着日本的未来之路和世界格局的发展趋势。对中国社会未来的发展前景，一桥大学教授村松祐次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新中国即将成立之前的1949年7月，村松就已出版了《中国经济的社会体制》一书，在该书中村松所关注的是中国即将面临的问题是什么。
村松祐次在其书的《序言》中称，“中国的所谓新民主主义革命，不是成于用兵完了之时，而是始于用兵完了之时”。村松指出，中国经济停滞的原因不只是由于外国资本主义以及帝国主义的影响，而且如果只注重这种外部因素的话，就永远也不能把握中国社会的本质。由此，村松指出，表现在中国政府行为中的“例外”倾向，即全国市场的不发达和公私不分的官民关系等才是中国社会发展的最大阻碍。与这种社会体制和经济生活相关联的“心态”不改，中国的近代化也就难以取得进展。村松的观点是，新中国成立后的发展也全部有赖于对这种历史重负的清算。
小岛祐马小岛祐马（1881—1966）生于日本高知县春野村，1912年毕业于京都帝国大学哲学科“支那哲学史”专业。1918年任同志社大学法学部教授。1931年任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教授。1946年5月22日，第一次吉田内阁组建时，欲请小岛祐马出任文部大臣，小岛婉拒。在日本中国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是一位承前启后的重要人物。可以说他是京都“支那学”京都“支那学”系指日本一个特定的学派，因为这个学派以京都大学为中心，因此常常称为京都“支那学”。的继承者和开拓者。他的中国研究涉及的范围从上古到清代，领域从哲学到法律制度到文学。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也是晚年小岛祐马关注的一个焦点。
小岛祐马把中国革命看作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环，认为苏联和中国将会结成亲密的联盟。在他1950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一书中，讲述了中国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冷战局势下所处的重要地位。他认为，从国际社会来看，共产国际所宣传的世界革命是不可忽视的社会运动。中国进行了很长时间的革命，已经成为世界革命的一环，中国的革命运动不仅给日本带来了影响，还会推动整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迅猛发展。
小岛认为，共产主义革命是“铁板一块”的运动。“中国共产党是世界共产党的一个支部，世界各国所有的共产党，都是没有自己独特的理论的，如果有，也就不是共产党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中的理论，也是一种政策，一种战略，不是原理。它既不是以中国古代的传统革命思想为基础的，也不是什么独特的思想。完全是建立在布尔什维克主义原则之上的战略。”
小岛祐马：《中国共产党》，收于《中国的革命思想》一书，［日］筑摩书房，1967年，第204页。
小岛在1950年发表的《中国革命思想》一书中，在认为中国革命的理论和毛泽东思想属于列宁主义的范畴的同时，也对中国革命接受外来文化和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作了分析。他认为，这两个条件，是共同形成中国革命理论的主要因素。在中国文化的根基中，有古已有之的“革命”的思想传统。传统的儒家思想也认为，革命应该以民众的舆论为基准。他把这种由人民的意志来评价统治者的基本概念称为“民本主义”。
岩村三千夫在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系学习期间就进入了无产者科学研究所，以中山耕太郎的笔名撰写了不少有关中国的文章。1946年参与创建了“中国研究所”，后来成为研究所机关杂志的总编。他在战后日本的中国研究学界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岩村三千夫战前作为报社记者来往于上海、香港等地，从事中国研究。这种在中国实地采访、考察的经验，对他的思想形成有着很大的影响。岩村主张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环，尤其强调中国革命作为殖民地革命的意义。他认为，中国革命最先受到苏联的影响。没有苏维埃联盟，就没有中国革命的胜利。反过来，中国革命的胜利，也提高了苏维埃联盟的地位。
1952年，岩村参加了日中友好协会的组建工作，被选为常任干事之一，成为机关刊物《中国与日本》的一名主要撰稿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研究所”的主要成员都表现了亲大陆的倾向，他们在日本国分发《人民日报》和《大公报》，以求扩大中国共产党的影响。
20世纪50年代，岩村三千夫在学术界甚为活跃。这期间，他著有《中国民主革命民主主义的科学教程》（彰考书院，1947年）、《毛泽东思想》（世界评论社，1948年）、《新中国的诞生》（东京民报出版社，1949年）、《毛泽东思想及其发展》（青木书店，1951年）、《中国现代史》（岩波新书，1945年）和《毛泽东传》（日本书房，1959年）等著作。在这些作品中，岩村论述了中国社会主义革命成功的意义和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意义。
他认为，在有着近5亿人口的邻国中国，出现了一种新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现象，“我们日本如果不能正确理解新中国，就更无法奢谈明天的亚洲”。
岩村三千夫：《毛泽东思想及其发展》，［日］青木书店，1951年，第3页。
理解中国，最重要的是理解中国革命的思想。
在日本战败后不久的1948年，岩村三千夫出版了《毛泽东的思想》一书。1951年他又以《毛泽东思想及其发展》为题改写了此书，补充了一些新的资料。岩村的基本观点是，毛泽东思想继承了苏共、共产国际的中国革命理论。他在《毛泽东的思想》中写道：“我相信，毛泽东的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中国版本。……但他的思想不单单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翻版，而是在继承的基础上有所创新，有所发展，有着更丰富、更深刻的内涵。不仅如此，当我们越是注目于亚洲的实际情况时，就越会认为毛泽东的理论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亚洲版本非常有代表性。因为中国以及中国革命的状况、条件和亚洲各国及其民族运动的状况、条件是基本相同的。”在其《毛泽东思想及其发展》一书中，岩村对毛泽东思想的特征作了如下概述：毛泽东的理论产生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中，其理论基础来源于马列主义的方法论，并且毛泽东思想的另一个特点是不拘泥于马列主义的教条。毛泽东的理论经常是随着革命的发展一起发展的。尤其是在有了北伐战争、土地革命和抗日战争的革命经验之后，毛泽东思想日趋成熟，在对中国革命的认识上，具有科学性和客观性。
岩村论证了毛泽东与斯大林的一致性，“与斯大林的指示同步行动的是以毛泽东为中心的部分中国共产党干部们。……国共分裂前后毛泽东的理论和实践，是正确贯彻和执行了斯大林指示的精神的。”“原本出于马克思主义方法论，观察问题时讲的大局性的东西，与在湖南实地考察的毛泽东的见解，也有着惊人的一致性。”
同上书，第38页。
岩村三千夫：《毛泽东思想及其发展》，［日］青木书店，1951年，第33页。斯大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