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电视连续剧《流氓大亨》中，有一段精彩的对话辩论。赞美食品公司经理的养子钟伟舜，贪图富贵，竟用小汽车撞死了亲生父亲，然后到电影院看电影，散场时故意调戏妇女，与人大打出手，被警察扣留。钟伟舜企图借此制造假象，以便证实其生父被害时他不在现场。钟伟舜终于被指控犯罪，传讯到法庭。主控律师步步为营，逼得钟伟舜的回答自相矛盾，在答话中将自己暴露得淋漓尽致。请看律师与钟伟舜之间的一段问答：
律师：请问，你能不能再一次肯定，你当晚确实是9：20进入电影院看电影的？
钟：我记得十分清楚，我肯定是9：20进场的。
律师：好。我再问你，你入场的时候电影开始了没有？
钟：唔……我觉得……好似开始了一阵。
律师：这就怪了。我到电影院调查过，该电影院一向习惯在9：25开映，你9：20入场，为什么电影已经开始放映了呢？
钟：这……或许我看错表，当时可能是9：25。
律师：好，就算你当时看错表，你是9：25入场的。据我调查所知，该电影院习惯在正片放映前先放三分钟广告片，两分钟预告片。那么请问，当晚电影院放了哪些广告片？
钟：对不起，我对广告片没有兴趣。
律师：难道你对自己的赞美食品公司的广告都没有兴趣？
钟：（迟疑了一会儿）哦，我记起来了，是放了赞美食品公司的广告，只是关于我公司的广告太多了，我一时记不清楚是不是那晚上放的了。
律师：那又错了。我去该电影院调查过，该电影院素来与赞美食品公司没有任何联系，素来未放映过赞美食品公司的广告，而当晚也不例外。我再问你，当晚放映了哪些预告片？
钟：我记不得了。
律师：你对广告片没有兴趣，难道对预告片也没有兴趣？
上述这段对话很富有戏剧性。主控律师通过提出的多种问题，逼得钟伟舜团团转。钟伟舜先是趾高气扬，一口咬定自己记得十分清楚，当晚是9：20进场看电影的。后来经不住再一问，又不得不否定9：20进场，假托手表看错了。这使得钟伟舜第一次自相矛盾。律师与钟的有关广告片的对话，又使钟伟舜第二次矛盾。这一个接一个的矛盾点，让法官和听众看出了破绽，看清了钟伟舜9：20入场看电影的虚假，从而为下一步论证钟伟舜很可能先开车杀父，再入电影院看电影的事实打下基础。
在庭审中，主控律师运用的就是一种问题思维的方法。
所谓问题思维，是指提出疑问，要求回答的思维形式。这里所说的问题，就是通常所指的问话，也就是句子中的疑问句。在社会生活中，人们经常要使用疑问句，司法工作者尤其如此。无论办理什么性质的案件，为了弄清案情，掌握实事，必须讯问被告人，询问当事人，询问证人，这都要提出问题并要求回答。例如：
①“你当晚确实是9：20入场看电影的吗？”
②“合同履行的情况怎样呢？”
③“你作案后是否顺手拿走了死者的手表？”
④“为什么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现在我们结合上述四例，来分析一下问题的逻辑结构。
在社会实践中，人们会经常遇到或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由于实践或认识领域的差异，思维对象不同，所提出的问题就内容和形式来说，都是千差万别的。但是问题的逻辑结构都是共同的，凡问题都是由“题项”和“问项”两部分组成。
问项是问题的重要标志，它是问题的逻辑常项。没有问项，就不存在问题了。问项一般由问词和问号组成。有的还带有表示疑问的语气助词如“吗”、“呢”、“吧”等。
题项是问题的逻辑变项。题项是以问词、短语或问句进行表述的。例如：
①“你当晚确实是9：20入场看电影的吗？”
题项：“你当晚9：20入场看电影”；
问项：“确实是的吗”？（确实A？）
②“合同履行的情况怎样呢？”
题项：“合同履行的情况”；
问项：“怎样呢”？（A怎样？）
③“你作案后是否顺手拿走了死者的手表？”
题项：“你作案后顺手拿走了死者的手表”；
问项：“是否？”（是否A？）
④“为什么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题项：“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问项：“为什么？”（为什么A？）
通过对上述四例的分析，我们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到，问题在逻辑结构上都是由问项和题项组成的。其中问项是未知部分即问题的疑问所在，它是问题的逻辑常项，是问题的一种标志；题项是已知部分，即显露或隐含在题项中的判断，这种已知部分也称为题设，题设也是一种预设，它是问题的逻辑变项。
我们已经知道，问题的定义“是一种提出疑问并要求回答的思维形式”。人们提出问题，都是在特定的思维范围内展开的。这种问题的特定思维范围，我们称之为问题的论域。例如：
“合同履行的情况怎样呢？”
这个问题是说合同经过签约、公证后，已经进入了履约程序，是在议论合同履行的过程和结果。
任何问题都有其自身的特定的思维范围。问题的论域就是指这种特定的思维范围。凡问题都有论域，没有论域的问题是不存在的。只有确定了问题的论域，才能通过题项确定问题的已知条件，以保证正确地回答问题。
所依据的标准不同，可以对问题作出不同的划分。
（1）从问题和答案的表面特征划分，问题可以分为：
①是否型：“凶手是他吗？”
②举例型：“最近本地区有打墙洞入室的案例吗？”
③求解型：“小王的侦查能力怎样？”
④选择型：“是一人作案还是二人作案？”
（2）从问题和答案的要求不同划分，问题可以分为：
①判断型：“死者是自杀还是他杀了。”
②填充题：“本案的辩护律师是谁？”
③说明型：“什么叫做过失犯罪？”
④论证型：“为什么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3）从答案的性质来划分，问题还可以分为：
①事实问题：“明天是星期几？”
②规范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你应该怎样做？”
……
问题的分类，不仅有益于我们去揣摩问题的逻辑特征，而且有益于我们根据司法工作实践的不同需要选用不同类型的问题，去设疑引思，排难解惑，提高办案的效率。
前面我们已经提到，任何问题都有预设——题项中都隐含着某种思想，这是问题思维的一个显著的逻辑特征。这种题设，是通过问题的题项曲折地表达出来的。例如：
“你作案后是否顺手拿走了死者的手表？”
这个问题中，已经预设了“你已经作了案”这一思想。问题就是在预设的基础上提出来的。
预设在逻辑上有真、假、无意义三个值。
“今天刑警大队哪几位同志值班？”其预设是刑警大队是有人值班的。事实上公安机关担负着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保卫公共安全的重任，刑警大队总是有人值班的，所以这一问题的预设逻辑就是真值。
“你作案后是否顺手拿走了死者的手表？”其预设是你已经行凶作了案。但如果对一个与案件根本无关的人提这样的问题，那就是虚假预设，这一问题的预设逻辑就是假值。
“万能溶液是什么颜色的？”其预设是有万能溶液存在。但事实上万能溶液是不存在的。不存在的东西是谈不上什么颜色的，所以这一问题的预设逻辑值是无意义的。
从司法工作的实际出发，我们着重叙述“选择型”和“填空型”这两类问题的预设，因为这两类问题的预设都是我们司法工作中经常用到的。
“选择型”问题的预设，细分起来又有“是一否型”和“是，还是型”。这两种预设大体相同，但也有细微的区别。例如：
“你是北京人吗？”其预设为，你是北京人或不是北京人。
“是张某还是王某撬的锁？”其预设为，张某或者王某中有一个人撬了锁。
这两种预设相同处在于，它们都是选言判断；不同处在于前者是由“A或非A”组成的选言判断，后者是由“A或者B”组成的选言判断。
“填空型”问题的预设，是由原问题去掉问式，并在疑问词的空位上填入与其相对应的词所形成的语句。例如：
“罪犯是怎样进入现场的？”其预设为，罪犯采取了某种方法进入了犯罪现场。
在具体情况下，什么时候提选择型问题，什么时候提填空型问题，主要取决于我们想达到的目的。假如只想粗线条地掌握对问题的肯定和否定的回答，就提出选择问题；假如需要了解对某一具体问题的各种可能中的正确答案，就宜提出填空问题。
应当注意的是，选择型问题有时带有示意性。例如我们就某一案件询问目击者：
“那个人体貌有什么特征？”回答可能是：“当时我没有看清楚。”如果我们再问：
“那个人是30岁左右中等个子吗？”回答就可能说：“是的。”
这第二问就带有了明显的示意性。而填空型问题就能使回答者能比较确切地表达他对所提问题的看法。
在办案实践中，当初次讯问被告人时，到底应该先提出选择型问题，还是填空型问题，我国刑事诉讼法64条有原则性的规定：
“侦查人员在讯问被告人的时候，应该首先讯问被告人是否有犯罪行为，让他陈述有罪的情节或者无罪的辩解，然后向他提出问题。”
按照本条的规定，在初次讯问被告人时，应该首先向被告人提出“是否有犯罪行为”这一选择型问题。如果先提出填空型问题“你犯了什么罪”，则是违反问题思维逻辑的。因为填空型问题的预设是一个直言判断，等于事先肯定被告人犯了罪。
在司法工作中，我们所提出的各种问题，主要的目的是弄清事实真相，确保案件质量。所以，问题本身就应该是准确、清楚的。以下四种问语是我们应该避免使用的。
第一，不通俗问语。提问题要看对象。对那些文化程度较低的人，有些法律用语如时效、法人、管辖、标的等一般不容易理解。如果问语中夹带这些专业术语，被告人可能听不懂，从而达不到发问的目的。
第二，含混问语。含混问语是在问语中使用了不确定的术语或问语自身不合法。不确定的术语既可以这样理解，又可以那样理解，既会使被问者不知如何回答是好，又不能达到我们提问的目的。例如：“你上床和她睡觉没有？”“你在公共汽车上摸钞票了吗？”
第三，论域不确定问题。凡是正确的问题都应该有确定的论域。论域不当或者论域过大，都会使被问者无法回答问题。如某劳改单位干部问一犯人：“你最近怎样？”就让他很难正确回答。
第四，复杂问语。复杂问语是这样一种问语，其中隐含着对方并没有承认的假设。例如，“你戒烟没有？”不管你作肯定或是否定的回答，都等于承认你过去是吸烟的。又如，“上次审讯，你交代自己的罪行了吗？”这个问题对一个一直不承认自己犯了罪的人来说，是复杂问语。因为被告人不管作肯定回答或否定回答都等于承认自己犯了罪。在办案中禁止使用复杂问语，因为这样提问，实际上是一种套供，往往可能导致冤假错案的发生。
有问必有答，问题思维法就其逻辑结构来说，它包含着问——答两个方面。从我们司法工作的实际出发，在本章中我们只是重点研究提出问题这个侧面，而不具体叙述回答问题那个侧面了。在司法实践中，证人、被告人、民事法律关系中的当事人回答问题并不都是真实的。虚假回答无非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无意识的，就是说由于认识上的差异或对问题根本不了解而误答；另一种就是故意的。证人的故意假答是作伪证；被告人的故意假答是态度不老实；被告人在事实证据面前拒绝供认，是抗拒交待罪行。针对这三种情况，我国刑事诉讼法都作出了明确的规定：
第68条：“询问证人，应当告知他应当如实提供证据、证言和有意作伪证或者隐匿罪证要负的法律责任。”
第64条：“被告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
第35条：“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充分确实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
这些法律规定，在提问前我们都应该向提问的对象说清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