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祖以后，唐对官吏的赏赐也史不绝书。武则天时，二张入侍禁中后，赐“第一区，物五百段，奴婢驼马等”[67]。玄宗时，对杨贵妃姊妹昆仲五家，颁赐“中使不绝”[68]。安史之乱以后，战争频繁，因军功得赏赐的很多。如郭子仪“前后赐良田美器，名园甲馆，声色珍玩，堆积羡溢，不可胜纪”[69]。又如裴度讨淮西时，“恩赐巨万，贮于集贤私第”[70]。
在一般情况下，接受赏赐的对象主要为皇亲、勋贵、宠臣等。在皇帝即位，或郊祀大典，或其他节日喜庆的时候，一般也普遍赏赐，以示皇恩浩荡。如唐太宗即位以后，就曾“宴群臣于显德前殿，赐物各有差”[71]。又如开元十一年（723年）十一月，祭祀南郊：“亚献邠王守礼，终献宁王宪，各赐物一千匹；侍中源乾曜，中书令张说，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王晙，各赐物五百匹；二王后，赐物一百匹；二品、三品八十匹；四品、五品六十匹；六品、七品四十匹；八品、九品三十匹；郡主、县主各赐物八十匹。”[72]
赏赐中还有所谓的岁赐：如元和年间（806年-820年），张茂昭归顺朝廷后，特“岁赐绢二千匹，春秋二时给”[73]。又在经济困难，俸禄不能正常发给的情况下，赏赐还被用来作为官吏俸禄的补充。如贞元年间，朝廷敕令说：“宜共赐钱七万贯，委度支，据秩职事及所损职田多少，量等级，从今至明年四月己未，随月支给。”[74]不过应注意的是，在我国封建社会，赏赐是皇帝驾驭官吏的一个手段，因此也往往显露出很强的随意性。如唐初功臣长孙顺德监奴受人馈绢的事暴露以后，唐太宗不忍加罪，“遂于殿庭赐绢数十匹，以愧其心”[75]。做了违法的事，还要受到奖赏，显然是不合于法理的。
赏赐的物品种类很多，常见的有田宅、金银、钱币、绸绢、奴婢、女乐等。此外，一些生活用品也在赏赐之列。文宗太和三年（829年），对李载义的赏赐即有米面、粟豆、油盐、钱币、绫绢、柴草、良马等。[76]从现存史料来看，唐代一次所受赏赐最为显眼的当推《酉阳杂俎》卷1所载对安禄山的赏赐，计有桑落酒等三十七种。
赏赐在官吏的经济收入中也往往占有很大的比重。如唐初，李道宗坐赃下狱后，唐太宗对侍臣说：“道宗俸料甚高，宴赐不少，足有余财，而贪婪如此，使人嗟惋，岂不鄙乎！”[77]这里把宴赐与俸料并提，可见宴赐收入是相当可观的。又如窦参败后，其宠妾上清被没入宫廷，一日流泣对德宗说：“窦参自御史丞，历度支、户部、盐铁三使，至宰相，首尾六年，月入数十万。前后非时赏赐甚厚。乃者，郴州所送纳官赃物，皆是恩赐。”他要求德宗验之，结果“皆如上清言”[78]。由此可见当时赏赐数额之大。唐后期战争频仍，朝廷对一些统军将帅赏赐无度，极大地助长了当时的腐败风气，如杜牧谈到唐后期的将官时说：“夫战辄小胜，则张皇其功，奔走献壮以邀上赏，或一日再赐，一月累封，凯还未歌，书品已崇，爵命极矣，田宅广矣，金缯溢矣，子孙官矣。”[79]又说：“官为将军，绶有朱紫，章有金银，千百骑趋奉，朝庙、第观、车马、歌儿舞女，念功赏劳，出于曲赐。”[80]
十四唐代授受俸禄的相关规定
1.官吏授受俸禄的范围。
陆贽说：唐朝“命秩之载于甲令者：有职事官焉；有散官焉；有勋官焉；有爵号焉。虽以类而分其流有四，然其掌务而受俸者，唯系于职事之一官……其勋散爵号三者，所系大抵止于服色资荫而已。”[81]就实际情况而言，散官也有给俸的。《旧唐书·职官志》中说：“旧例：开府及特进，虽不执事，皆给俸禄，与朝会。”所谓“开府及特进”即属于散官。又，流外官也有给俸禄的。《新唐书·百官志》载说：“流外虽鄙，不数年给禄廪。”又，员外官也给俸禄。天宝三年（744年）十一月十三日敕中说：“郡县阙职钱送纳太府寺，自今以后，纳当郡，充员外官料钱，不足，即取正官料钱分，若无员外官，当郡分。”[82]又，东都洛阳设分司官，“不关政事，而食其禄”[83]。又，唐朝进士及第并不即授俸禄。《册府元龟》卷630《铨选部·条制二》载：“选人既广常限，或有出身二十年而不获禄者。”
唐朝职事正员官并不多，如唐初省内外官，定制七百三十员。[84]元和年间（806年-820年），“内外官给俸料者不下一万余员”[85]。据杜佑统计，官吏的总数达到三十六万八千六百六十八人。[86]即非职事正官和小吏远远高于职事正员官。而在当时，这些非正员官和小吏也是享有一定俸禄的。如毕减舅为太湖伍伯，其舅自称：“某每岁秋夏征租，享六十千事例钱，苟无败阙，终身优足。”[87]所谓“事例钱”，也就是工钱，实际也就是小吏的俸禄。
2.俸禄的发放机关。
《旧唐书·职官志》载：比部“郎中、员外郎之职，掌勾诸司百僚俸料”。但比部不是直接发放俸禄的机关，仅是“覆其出入”，也就是是掌握赋税、经费和俸禄等事项稽核审查的总机关。具体发放单位，禄米为户部尚书所属的仓部发给，其规定说：仓部郎中、员外郎之职，“掌判天下仓储，受纳租税，出给禄廪之事。凡中外文武官，品秩有差，发再给之。乃置木契一百枚，以与出给之司合”[88]。月俸钱则由户部尚书所辖的金部发放，其规定说，金部郎中、员外郎之职，“掌判天下库藏钱帛出纳之事，颁其节制，而司其簿领……百司应请月俸，符牒到，所由皆递覆而行之，乃置木契，与应出物之司相合”[89]。唐代的财经制度是比较严明的，所谓“总制邦用，度支是司；出纳货财太府攸职。凡是太府出纳，皆禀度支文符，太府依符以奉行，度支凭案以勘覆，互相关键，用绝奸欺。其出纳之数，则每旬申闻；见在之数，则每月计奏。皆经度支勾覆，又有御史监临，旬旬相承，月月相继，明若指掌，端如贯珠”[90]。
职田则由屯田郎中掌发。《新唐书》卷46《百官志》载说：屯田郎中“掌天下屯田及京文武职田、诸司公廨田，以田给焉”。
3.官吏致仕、休假、奖罚、兼职等的给俸规定。
唐朝官吏七十致仕，如“年虽少，形容衰老者，亦听致仕”[91]；“若齿力未衰亦听釐务”[92]；“曾任高品官，不缘贬责为卑品官者，致仕、身亡，并听同高品例”[93]。
关于致仕官给俸禄情况，高宗永徽六年（655年）诏中说：“文武五品以上解官充侍者，宜准致仕例，每给以半禄，并赐缣帛。”[94]致仕官给俸料钱在贞元年间（785-804年）。《唐会要》卷67《致仕官》载说：肖昕、鲍防、韦建“并致仕，仍给半禄及赐帛，其俸料悉绝，上念旧老，特命赐其半焉。致仕官给半禄料，自昕等始也。”关于致仕官给禄赐，《唐会要》卷67《致仕官》还规定：六品以下致仕官，四载之后，准各并停。天宝九载（750年）又规定：“五品以下致仕官，并终其余年，仍永为常式。”
另，致仕官经特赐也有给全禄全俸的，如清人赵翼在《陔余丛考》卷27《致仕官给俸》中说：“《唐书》：虞世南致仕，诏赐同于职事；许敬宗致仕，仍朝朔望，续其俸禄；唐休璟请老，给一品全禄；张仁愿致仕，亦给全禄；宋璟请老，以全禄退居东都；王邱既老，药饵不给，诏给全禄，以旌洁吏；解琬告老，诏以金紫光禄大夫致仕，准品给全禄；杨于陵致仕，诏俸料全给。”此外，官吏还有所谓的赙赠。文武朝臣有薨卒者，“其月俸料宜全给，仍准本官一月俸料以为赙赠”[95]。
唐代官吏的禄米发放，还要先进行考核，吏部考功郎中、员外郎“掌文武百官功过、善恶之考法及其行状……凡考，中上以上，每进一等，加禄一季；中中，守本禄；中下以下，每退一等，夺禄一季”[96]。影响俸料钱发放的主要表现为罚俸，而罚俸又主要是缘于一些特殊的规定：如百官“凡朝，晚入、失仪，御史录名夺俸”[97]。
关于兼俸，开元二十二年（734年）四月十四日敕中说：“京官兼外州都督刺史、大都督府长史俸料，并宜两给。”[98]天宝二年（743年）十一月六日敕又说：“京官兼太守等官俸料两给者，宜停；其外官太守兼京官准式；亲王带京官任外官副大将军者、副大使知军事及知事、京官兼外官知政事，据文合兼给者，余并除一处给，任遂稳便。”[99]至太和四年（830年）七月又敕说：“应外官带一品正官京职，纵不知政事，且依俸料，宜付所司，并令兼给。”[100]也有特赐兼俸的，如开成四年（839年）三月敕：“侍讲学士，兼太子少师王起，宜兼给料钱。”[101]另外对留官、摄官的俸料钱规定，开成五年（840年）中书门下奏中说：应京诸司敕留官，“亦管公事，俸入多少，事未得中。臣等商议：其料钱杂给等钱，望每贯割抽二百文与摄官，其职田、禄米，全还正官”[102]。此外，还有一些临时性的措施，如孟郊做潥阳尉的时候，经常吟诗游玩，把公务荒废不办，上司只好派人代理，分一半薪水给代理人。[103]
唐朝对官吏请假超期的规定说：“京诸司六品以下官，请假往外府，违假不到，本官停给料钱。”[104]此规定制于开成二年（837年），此前，情况可能比较混乱。再应注意的是，唐官吏的俸禄在任实职以后才发给，如李德裕说：“选人官成后，皆于城中举债，到任填还。”所以“望许连状相保，户部各借两月，加给料钱至支给时除下”[105]。
十五五代十国时期的经济制度
五代十国时期的经济制度大致沿袭唐朝，但由于纷争割据，具体情况则因时因地因人有所不同。李存勖灭后梁后，骄恣荒淫，不问政治，宠信伶人，疑忌功臣，搞得众叛亲离。他任用孔谦管理财政，重敛急征，很快造成四方饥馑，军士匮乏的状况。不久，李嗣源继位以后，废除孔谦所立苛法，更新政治，在经济上下令诸道均平民间田税，关心农事，经济有了一定的发展。可是后唐时期经济制度未闻有何重大改革，经济状况却因人因时有所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