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均田制对世家大族经济基础的瓦解
北魏政府之所以要推行均田制，其主要目的就是要以自己所掌握的荒地分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把农民安置在土地上，其实质是与世家大族争夺劳动人手。从当时的情况看，要想保证均田制的推行，除了中央政权的强大及政府坚决推行外，还有三点是非常关键的：第一，不致遭到世家大族的强烈反对；第二，该制度是否对农民有吸引力；第三，怎样管理均田农民，以保证这一制度的推行。
就第一点而言，北魏颁行均田令时，世家大族占有奴婢的实际数额是很高的。如《洛阳伽蓝记》载，孝文帝的弟弟高阳王雍有“僮仆六千”，尚书令李崇有“僮仆千人”。又如《通典·食货典》引宋孝王《关东风俗传》称：“瀛冀诸刘，清河张宋，并州王氏，濮阳侯，一宗近将万室，烟火连接，比屋而居。”这种情况下，均田如触动世家大族的利益，必然会激化北魏政府与世家大族的矛盾。但从前文所举北魏均田令看，表面上并没有触动世家大族的利益，反而还较多地考虑了世家大族的利益，这主要表现在对奴婢和牛的授田上。按前文所引，受田“奴婢依良”，即奴受田四十亩，婢二十亩。又“丁牛一头受田三十亩，限四牛”即按牛受田最多可达一百二十亩。所谓“所授之田率倍之，三易之田再倍之”，是指当时在农业耕作技术方面的休耕法，即采用二圃制的休耕法，奴受露田八十亩，婢四十亩；如采用三年轮种一次的休耕法，奴受露田一百二十亩，婢六十亩。再则初受之田，“奴各依良”，即每人“给田二十亩，课莳余，种桑五十树，枣五株，榆三根”。如非桑之土，奴“给一亩，依法课莳榆、枣”。麻布地区，奴婢也和平民一样有别给田，奴麻田十亩，婢五亩。按牛受田，如采用二圃制的休耕法，四牛可达二百四十亩；如采用三年轮种一次的休耕法，四牛可达三百六十亩。此外，奴婢五口又给宅田一亩。
奴婢和牛可以通过北魏均田令接受土地，但奴婢与牛没有自己的经济，其所受田地和田地上的耕作收入及其他劳动所得，全归奴婢与牛的主人所有。一般情况下，奴婢不给国家服徭役，北魏均田令对占有奴婢的数额没有限制。从北魏均田令的表面规定看，法令对占有奴婢和牛的人有利，而对广有奴婢的世家大族来说，更是最大的受益者。因此，从北魏均田令的本身看，不会遭到世家大族的反对，或至少不会遭到世家大族的强烈反对。
就第二点而言，北魏均田令对无地、少地的农民来说也是有利的，因为他们可以通过均田令合法获得一块土地或补充自己土地的不足，这对于遭受“豪强征敛，倍于公赋”[34]的世家大族荫庇户来说，当然也是富有吸引力的。又均田令规定的“诸桑田皆为永业，身终不还”，实际是维护了小农的屋基地和庭院土地。此外，均田令还规定：“诸远流配谪无子孙及户绝者，墟宅、桑榆尽为公田，以供授受。授受之次，给其所亲，未给之间，亦借其所亲。”这后四句考虑到了当时以血缘为纽带的家庭关系，使绝户田不至于落入异姓手中，这也是北魏均田令吸引小农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就第三点而言，北魏在推行均田制之前，地方的基层组织是宗主督护制。对此，《魏书·李冲传》称：“旧无三长，唯立宗主督护，所以民多隐冒，五十三十家方为一户。”宗主督护缘起于十六国时期，当时黄河流域的豪强地主多据坞壁自守，聚族而居，北魏建立后倚为地方基层组织，任命豪强为宗主督护百姓。这实际是认同和助长世家大族对奴婢的占有或对农户的荫蔽。这种情况与北魏推行的均田制是不相适应的。北魏推行均田制不仅要对世家大族及其奴婢授田，而且还要对个体农民授田，进而吸引世家大族的荫庇户向政府申请土地。这样，对申请到土地的农民或农户如何管理，是北魏政府必须重新考虑的。为此，在颁布均田令之后不久，北魏即采纳了李冲的建议，强化县级以下的地方组织，确立了三长制。三长制确立后的第一步工作是校比户口，建造户籍。这实际就是配合均田制，把向政府申请授给土地的农民固定下来，成为政府的编户齐民。这样做的结果是形成了政府与世家大族争夺劳动人口的态势。与此同时，社会上的流浪人口也因此大大减少，世家大族搜求庇荫户也不那么容易了。至此，世家大族感到自己的利益受到威胁，表示“尤弗愿也”。当时中原世家大族的冠冕人物中书令郑羲和秘书令高有祐，都公开站出来表示反对。由于北魏王权的强化和世家大族在均田制推行中也得到了一定的利益，三长制在遭到一段时间的反对后，最终还是得以确立。
三长制确立以后，北魏展开了校比人口和建造户籍的工作，使均田户纳入了政府的管辖之下。“隐口漏丁，即听附实”，“朋附豪势，陵抑孤弱”[35]，政府也可以及时制裁，这样更有利于均田制的推行。
从现存史料记载看，北魏颁布均田令后，世家大族的荫庇户，纷纷向政府申请授予土地，过去“州郡之民或因年俭流移，弃卖田宅，漂居异乡，事涉数世”者，现在也“始返旧墟”[36]了。这样，政府编户齐民的数字即通过均田制的推行而不断增加。北魏孝明帝正光（520年-524年）以前，政府的编户齐民达到五百万户，这在当时是一个相当可观的数字。政府编户齐民的增多，意味着世家大族控制人口数额的减少。应该说，这是政府通过均田制、三长制，与世家大族争夺劳动人手的成果。
从北魏均田令看，世家大族可以通过自己占有奴婢和牛受田，而其中又以通过奴婢受田为要。但在均田制的实施中，很多世家大族的荫庇户却向政府申请土地。这种情况下，世家大族占有奴婢的数额是很难通过均田制的推行得到增加的。实际上，均田制的推行会促使奴婢为摆脱自己的地位而斗争，从而使世家大族奴婢的数量呈现出一种减少的趋势。就总体而言，世家大族除在均田制推行初期通过占有奴婢受益外，不可能通过均田制推行的深入去扩大这种受益，进一步扩大自己的经济基础。相反，其经济基础随着均田制的推行而削弱，当时政府编户齐民的增加是对此最好的说明。
再从《洛阳伽蓝记》所载看，北魏实行均田制以后，“百姓殷阜，年登俗乐，鳏寡不闻犬豕之食，茕独不见牛羊之衣”。这虽是溢美之词，但也不难看出当时百姓的富足景象。因此，很少有人愿在世家大族门下当奴婢的。
推行均田制的成功，北魏从世家大族手中争取到了大量的劳动人手，动摇了世家大族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
十北魏的赋税制度
北魏初入中原时所遇到的情况是，许多汉族豪强地主建立的坞堡。这些坞堡“或百室合户，或千丁共籍”[37]，并拥有武装，北魏无力一一削平。对此，他们只有承认事实，任命这些坞堡主为“宗主督护”，让他们代表政府去行使基层政权职能，维护统治秩序，并向农民征收租调力役。
北魏初年的田租户调是“天下户以九品混通”，“计赀定课”。“九品混通”就是把当时中原每一地区的民户分为九等，征收户调绢布，“令户各差除二丈”，即“上上户户各出绢五匹”，至“下下户户出绢一匹”。此外，因“山东之民咸勤于征戍转运”，“遂因民贫富，为租输三等九品之制。千里内纳粟，千里外纳米；上三品户入京师（平城，今山西省大同市），中三品入他州要仓，下三品入本州”[38]。其之所以这样规定，是因为绢面体积小，运输方便，所以用多少调节，租米运输困难，所以以交送远近调节。
此外，当时还有临时性的征收，且数额较大，如孝文帝延兴三年（473年）七月，“诏河南六州之民，户收绢一匹，绵一斤，租三十石”[39]。之所以征收这么多，主要是由于当时三十家、五十家为一户的编户很多。
北魏后来有了正常的租调。据《魏书·食货志》载：“太和八年，始准古班百官之禄，以品第各有差。先是，天下户以九品混通，户调帛二匹、絮二斤、丝一斤、粟二十石；又入帛一匹二丈，委之州库，以供调外之费。至是，户增帛三匹，粟二石九斗，以为官司之禄。后增调外帛满二匹。所调各随其土所出。”不过应注意的是，这里所言“九品混通”调绢数额与前述不同，可能这之前还有过变化。此外，这里还提到对官员班俸禄之事。北魏初期，官吏没有俸禄，其经济来源全靠向人民搜刮。于是他们有的用大斗、长尺、重秤变相加重剥削，有的放高利贷，强迫人民借贷，吏治腐败，人民苦不堪言。颁定百官俸禄之后，这种情况有了一定的好转。但就总体税额而言，却加重了很多，迫使贫下户“质妻卖子”[40]或“弃卖田宅，漂居异乡”[41]。于是，政府管辖下的编户齐民逐渐减少，税收也随之减少，这样就必须争取劳动人手，开辟新的税源。
《魏书·食货志》载：“李冲上言：‘……其民调，一夫一妇帛一匹，粟二石。民年十五以上未娶者，四人出一夫一妇之调。奴任耕，婢任绩者，八口当未娶者四（即当一夫一妇之调），耕牛二十头，当奴婢八。其麻布之乡，一夫一妇布一匹，下至牛，以此为降……’书奏，……高祖从之。”此外，因“军国须麻绵之用，故绢上税绵八两，布上税麻十五斤”。这种新的税制较以前的税制有所减轻，对政府而言比竭泽而渔更为有利。北魏这次变更税制，实施于颁布均田令的第二年，显然是为了均田令的推行。此外，政府又按户调收入的总数，分十份来支配。对此，《通典·食货典》称：“后魏‘户调’大率十匹中，五匹为公调，二匹为调外费，三匹为内外百官俸。”
北魏政府的轻税政策，使荫庇户纷纷向政府请求授予土地，从而保证了均田制的推行和政府的收入。重定户调田租的同时，北魏又采李冲议，强化县级以下地方组织，“初立党、里、邻三长，定民户籍”。这实际是有组织地搜括荫户，以扩大剥削对象。推行三长制使过去“州郡之民或因年俭流移，弃卖田宅，漂居异乡，事涉数世”者，“始返旧墟”[42]了。这样，均田、重定户调田租的课征额和强化三长制度结合起来，把农民束缚在了土地上。
均田制在北魏的实施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不久便被破坏了。继之而起的东魏、西魏、北齐、北周、隋、唐等王朝又不断在同一地点加以推行均田制，从而巩固了均田制的效果，并得以继续发展。
均田制的成功使自耕小农在中原地区增多起来。西魏、北周起，统治者又把府兵制度和均田制度结合起来。这种在均田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府兵，后来成为隋及唐前期的主要军事力量。
均田制的成功使农业在社会经济中占了绝大的比重，从而加速了拓跋族封建化的过程，促使其政治重心南迁和生活方式的改革。
应该注意到的是，北魏初期的手工业者和商人地位非常低下。拓跋珪克中山以后，曾“徙百工伎巧”，“以充京师”，把州郡的漏户逃户，编为“绫罗户”，并不允许私家养工匠，百工伎巧子弟，还必须承父兄之业，不准工匠私收门徒，王公士庶之家也不得与百工伎巧卑姓通婚。工匠和商人走仕途之路，也受到一定的限制。但随着均田制的推行，北魏封建化程度加深，鲜卑内自由民的身份大大降低，而工商业者的地位却大大提高，允许“工商杂伎，尽听赴农”[43]，并逐渐吸收入编户齐民之列。
十一北齐均田制对世家大族经济基础的再瓦解
北魏分裂以后，均田制日益遭到破坏，其中东魏、北齐统治地区破坏尤为严重。据《资治通鉴》卷158载：“东魏以丧乱之后，户口失实，徭赋不均。”
按北魏均田令规定，桑田在某种情况下是可以进行买卖的，即前文所谓“盈者得卖其盈，不足者得买其不足”。这一规定实际上为均田户买卖桑田提供了依据。也就是说，均田户在出现困难及一些其他情况后，可以将其桑田卖掉。桑田实为农户的宅基地，这对均田农民来说，损失是很大的，可能会直接导致均田户的破产。但这也为兼并之家提供了一个机会，使其可以买进土地，从而使土地不断得到扩大。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这种情况还会恶性的发展，从而对均田制形成冲击，导致均田制自身的破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