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石家庄度过了1970年的元旦和春节。春暖花开，春去夏来。学习班所在学院道路两旁的飞絮杨柳，变成了一片浓阴。直到1970年盛夏学习班宣告结束，上级决定对学习班人员做了如下处置：选拔了少部分人回“省革委”工作；输送了十几名干部到内蒙古自治区革委会；对绝大部分干部，不分单位，全部打散，分赴全省雁北、忻县、阳泉、晋中、晋东南、临汾、运城七个地区去“插队”。对一部分历史问题仍未做结论的作为“对象”，按照一比一的比例配备了“动力”，到忻定的省五七干校继续办学习班。我被作为“动力”，且被任命为一个班的班长，去了忻定的“山西省毛泽东思想学习班”。
从忻定学习班到省革委
山西省忻定五七干校坐落在一片空旷的土地上，似是才盖成的样子。周围没有围墙，宿舍内也无床、桌、板凳。我们都是打地铺睡地板。
我们这个班的几位“对象”，全是省文联的人，他们是：马烽、西戎、孙谦、李束为、邢野、郝汀、程曼、陈志铭等，范彪和阎天海则在另一个班。我是班长，党小组长是李太和。李太和原是省委宣传部文艺处的副处长，“文革”前调省文联任《火花》副主编。其余几位“动力”则都是其他单位的。记得有省委组织部两位年岁较大的同志。我和李太和担任班长和党小组长，马烽、西戎、孙谦等人内心肯定是高兴的；但那时候只能是“心照不宣”罢了，并不能也不敢有私下的接触。连部和校部的领导都是石家庄步兵学校的干部。没有多久，我被调往连部专案组，组长是省建设厅的办公室主任高塞，一位很稳重、老练的中年同志。我和高塞住在一个宿舍里。因怕地板潮湿，用新砖排了几列纵行，上面横担了新砖，便搭成了“床”。
住房旁边，即是农田。我们去时，正值盛夏，庄禾葱茏，虫叫蛙鸣。一天下午，我忽然发现宿舍门后一摞新砖与墙之缝隙间有一条花蛇，不由得头发一奓；那时即将黄昏，如不除掉，晚上花蛇钻到铺下的砖洞里，一夜哪能睡得安然？我突然心生一计，打了一小桶滚烫的开水，朝着花蛇所在的地方猛然一泼，只见那蛇会飞了一般，“嗖”的一声蹿往门外，跌在地上，成了软沓沓的一条死蛇，终于解了心头之患。后来我曾经以《会飞的蛇》为名写了篇散文。
来到忻定学习班的“对象”，都是些历史问题尚未做结论的人。我在文联专案组时，曾看过马烽、孙谦等人的档案，他们都没有任何历史问题，不知为什么也叫来了学习班。一次，学习班的黄校长来到一连检查工作，我向他说了马烽、孙谦的情况，黄校长说你给两人写出结论交校部。我即写了马烽、孙谦的结论，两人很快得到解放，到周围村宣传毛主席关于养猪的最高指示去了。西戎的材料中有个所谓“疑点”，我明知是个讹传，便动了脑筋：叫西戎提供了那时期一块儿工作的几个人的地址，一下发出了八九封函调信。记得有新疆、武汉、北京等地。许是年代久远，一些人的工作多有变迁，只回来了四五封函调材料，但也足够否定这个“疑点”，西戎于是宣告“解放”。西戎会用推子理发，成了学习班的“理发师”，和大伙儿相处甚好。
学习班尚未结束，1970年12月13日，于连长通知我，说经校部推荐，从学习班抽调了15人，到省革委保卫组临时帮助工作。我听到后很感突然。因为我早有回晋南工作的想法，便找连领导说我不想回太原；连领导说校部已经定了，你回到省里还可以反映你的意见。原说15日回太原，14日省保卫组就来了一辆大客车，把我们15人拉回了省保卫组。
15日上午，省保卫组即宣布了15人的分配情况：
行政办公室：刘永胜等2人。
治保办公室：张孔森、赵步仑、李忍等5人。
审判办公室：李俊虎等3人。
政保办公室：周正。
“一打三反”办公室：我和尚勤阁、朱嘉峰等4人。我和朱嘉峰在秘书组，尚勤阁等二人到调查组。
很明显，说是“临时”帮助工作，实际就是把我们正式调回省革委了。
这期间，我跟随“一打三反”办公室甄育龙主任到晋中祁县等地下了几天乡。记得那晚司机往火车站送我们时，吉普车像个喝醉了酒的人，一会儿往这边倾斜，一会儿又往那边悠去，我紧紧握住了“抓手”，做好了出事的准备。司机很熟悉车的习性，算是没有出现故障。
在“一打三反”办公室待了近20天的样子，1971年1月4日“天天读”以后，甄育龙主任告我，组织上决定要我到省政工组工作。省保卫组干部办公室陈副主任、刘长力干事正式通知了我。我们15个人这次去政工组的7人，留在保卫组的8人。
当天下午，来到省政工组干部办公室，雷振亚副主任告诉我们（同去的还有李忍、吕荣民同志），暂时筹备省办学习班。干部办公室主任李文亮也见了我们。那时候，省革委干部办公室是许多人想去都去不了的地方，根据当时我的条件，30多岁，大学本科毕业，共产党员，可以说有着很好的发展前途。但那时，我觉得30多岁还应该是被领导的角色，一点也没有盼望升迁的念头，便向李文亮、雷振亚说了自己想回晋南、不想留在太原的意见。他们说先工作，以后再说。
当时，省里办学习班的目的，是将已解放还未安排工作的县委一二把手和地专副部长以上的领导，经短期培训后安排工作。省毛泽东思想学习班领导班子的组成是：
领导组组长：徐守恒
副组长：田英（雁北军分区政委）
组员：石效由（忻县地革委副主任）
李琦（原劳动大学副书记）
李晓明（省干部办副主任）
省干部办决定，每个地区去一个人，和地区干部办研究决定该地区参加省学习班的人选。我因怀着回临汾工作的小算盘，便自报去临汾地区。当时临汾地革委干部办公室的主任，是临汾军分区干部科的科长陈丕显同志。在定好参加学习班的人员（记得共16人）后，我向陈丕显主任谈了自己想回来工作的意见，陈丕显主任极表欢迎；我说我回来不想留在临汾，想到离家乡翼城近一点的地方，陈主任说那还不好办！心里有了这个底，回到省政工组干部办以后，我就向干部办副主任李晓明（28军的一位同志）提出想回临汾工作的要求。李晓明副主任说，你们都是学习班校部推荐的，是组织上信任的同志，家庭困难是可以克服的么！给我讲许多革命的大道理。我知道不能硬碰领导，便死缠软磨。领导见我主意已定，终于同意了我回临汾工作的要求。我怕夜长梦多，很快办理了调离手续（记得那天李辉同志也是办调往临汾的手续，先后任临汾地革委政工组副组长、专区副专员）。离开太原回到临汾的时间是1971年3月份。
平阳岁月
（1971年3月~1984年12月）
侯马纺织厂
我来到临汾后，当即把调动手续交地革委政工组，住在临汾一招（即现在的临汾宾馆）等候分配。由于我不想留在临汾，临汾的几位很熟识的朋友，我一个也没有去拜访。一天，我作为零客排队买饭时，地革委干部办公室陈丕显主任走过来，拍了下我的肩膀，说：“桂柱，把你留在机关了！”便去招待客人了。我不知道留在机关是怎么个情况，便托我大学时的同班同学、临汾军分区宣传科的董国玺去问陈丕显主任。董国玺告我：陈丕显主任把你留在他的干部办公室了。我一下慌了神：省干部办公室我不待，现在又是地区干部办公室！我原先和陈丕显主任说好了的，我不想留在临汾，想到离家乡翼城近一点的地方，陈主任怎么又变了卦？便由董国玺同志引领，找到临汾军分区陈主任的家，说我不愿意留在临汾，陈主任尽力挽留我，见我执意要离开临汾，问我愿意到哪里去。我说想去侯马纺织厂。其实，侯马纺织厂我没有一个熟人。只是那些年看见行政干部变动太大，企业干部要稳定得多；侯马纺织厂是从新绛纺织厂分出来的一个新厂子，心想可能派性要小些。侯马离翼城又不远。陈主任只好答应了我。办好手续，我于当天就出发去侯马，走到鼓楼西边时，碰到了谢俊杰同志。谢曾在《火花》上发表过作品，我曾经评论过他的作品，两人很熟，我就叫他用自行车把我带上，送到临汾火车站。当天下午，我到了侯马纺织厂。
我被安排在厂办公室工作。从群团、党政单位来到一个生产单位，一切都感到既新鲜又陌生。最突出的一个感觉是，人们都称呼我“侯师傅”。我和一个年轻人住在一个宿舍里，这人名叫郑文礼，也是办公室人员，负责文字材料工作，写的一笔漂亮的钢笔字。两人相处甚密。我后来也担负点文字工作。我看到厂子好些材料总是穿靴戴帽，便在写一个材料时，开门见山就进入了正题。郑文礼很是欣赏。我发现郑文礼很爱好文学，他知道我原在省文联工作，发表过一些文学作品，经常和我探讨一些文学创作的事。没想到十多年后，我回到翼城工作，郑文礼先担任翼城县县长，后任县委书记；退休后，热衷于写作，由作家出版社先后出版了两部作品，并成为了山西省作家协会会员。自然，这些都是后话。
那时，侯马纺织厂和整个临汾地区一样，也正在搞“一打三反”运动。我被抽调到厂专案组。厂里进驻了工作队，队长是栾国福同志。栾国福原在省商业厅工作，插队回到了家乡曲沃县（当时侯马为曲沃县的一个镇）。栾国福也是曲沃中学毕业的，比我晚一些，原来并不相识。但由于同是曲中学生，都是从省里下来这两层关系，很快就熟悉了。栾国福一副好口才，很善于讲话，且富于鼓动性。一天，栾国福告我，临汾地革委政工组来函，要调我到临汾地革委文教办公室工作。我告诉栾国福，你给咱顶住！我不想在临汾工作。没过多久，栾国福又告诉我，临汾打电话，催得很紧。我给栾国福说，不理他那个茬！后来栾国福说，不行呀，临汾又是打电话，又是发电报，顶不住了。据后来谢俊杰告我，临汾文化艺术界几个熟人，听说我由省里调回临汾，马上要挽留我在临汾。谢俊杰告他们说，人家早去了侯马。几个人不相信会走得这么快。谢俊杰说，那天是我把人家送到火车站的。于是，地区文教办便通过干部办三番五次催我回临汾。无奈，我答应只以“借调”名义，去临汾地革委文教办公室“帮助”工作，没有办调动手续，返回临汾的时间是1971年10月5日。
文教办公室
临汾地革委文教办公室当时在地区蒲剧团东北角的一个院落内，属20世纪50年代的建筑，土坯墙，天花板上不时掉下碎小的土块，夜间老鼠在上面行走，如敲击小鼓。主任贾国璋为翼城籍人士，副主任是乐庆华和一位部队同志王万生。乐庆华，晋东南人，个性很强，对工作要求很严。王万生，态度温和。
还有一位年岁较大的郑怀礼同志，襄汾汾城人，说话十分风趣，没有具体职务，重点负责文艺创作方面的事；他记忆力特强，能背出大段大段的蒲剧唱词；老伴仍在汾城老家。他住在小院大东房的北间里，穿戴很不讲究，每天趿拉着鞋，特别爱吃核桃，回到房中就是用小铁锤“吧嗒吧嗒”砸核桃吃，床底下纸箱中盛满了核桃皮和纸烟盒。他外出时总是背一个纸箱子当提兜。郑怀礼解放前曾任中共汾城代理县委书记，213旅敌工科科长，有点老资格，敢于顶碰乐庆华，两人关系不怎么和谐。
在这儿遇到了熟人王振湖同志。我们既是同乡，又是山西大学的校友，但他比我晚一个年级。在翼城上高小时，他在一高七班，我在四高一班，同期毕业。我曾在一高榜上看到他毕业时是班上第一名学生，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在山大学习时即已是党员，是一位班干部，政治上很活跃。王振湖后来任文化局副局长。此人十分勤奋，兴趣广泛。有不少著作出版，涉猎面很广，并成为临汾锣鼓国家级“非遗”传承人。
还遇到了一位山大的校友。说来好笑，在电影公司看电影时，一位胖胖的满头白发的同志过来和我热情地握手，叫着我的名字；我却愣怔了，一时弄不清是哪位。待他报出自己的名字，我才认出他是语专二的杜曙波！在山大上学时，1958年他就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了小说《合槽》，印象很深的。十多年没见，怎么变成一头白发了。后来解决他的入党问题时，组织上派我到他的家乡万荣县取证家庭状况。杜曙波后来回到了运城地区，发表了不少文学作品，成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如果说，这两位老同学还算是相见如故的话，那么遇到的另外两位相识，则使我产生了无限的感慨！
在文教办公室，我看到了20多年前曲沃中学的文振强同志。20世纪50年代初，我刚上曲沃中学时，他是学校教导处的一名干事，人长得很清秀，后来带政治课（他没有带过我们班的课），对时事十分关心，有时为全校学生做时事报告，口才极好。嘴唇薄，讲话如炒芝麻，在学校里算得上一位活跃分子……这次见面，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穿一身很旧的棉衣，说得好听点是老诚、稳重，难听点是有点老气横秋。我在上大学时的1959年、1960年，就听说文振强在1959年的反“右倾”运动中挨了整，虽没有戴“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帽子，但精神上受到了很大的打击。1959年反“右倾”中挨整的人，绝大多数都是很正直的同志，对所谓“三面红旗”（大跃进、人民公社、公共食堂）说了些不满或批评的话。我对此深有体会，因此很同情、很敬佩文振强同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