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感谢的东西很多，但一切都得慢慢来。首先要感谢的是某些我认识或者不认识的生者或死者，当然还要感谢诚实的记忆。正是他们（它们）帮助我渡过了难关，最终让我成了一个稍有良心的人。
贷款之后修什么房子？
在向生灵们发放记忆的能力这方面，老天爷真可谓一个平均主义者，因为它给许许多多动物都赋予了记忆才能，甚至看上去智商不高、身披盔甲、信奉缩头主义的乌龟，也能凭借记忆找到失散多年的恩主（这样的故事屡见于报端）；而在分配回忆的能力这方面，上天显然只垂青人类，它只给人类配发了语言装备，让人仰仗语言有能力清晰而有目的地回忆往事。如果说记忆只是往事的储藏器，是存放往事的私家银行，回忆无疑是这家银行忠实而不懈的借贷者。有意思的是，作为借贷者，回忆不但从来不向银行付息，干脆连本钱也不还；作为放贷者，记忆不仅幽默而且怀着不可告人的心理纵容了回忆的如许行径，还能使自己的存储量不但没有丝毫减少，反而还在不断增多——这仅仅是因为“人这畜生”（that animal called man）天天都在无事忙，随时随地都在生产转瞬即逝的往事。也就是说，我们这些两脚动物不仅在以自己的行动替回忆向往事银行还贷，而且还向记忆付出了超高额的利息。这实在是一个过于久远的故事，它的起源和发生远在我们的智力之外。
记忆，也就是那家往事银行的幽默和不可告人还远不止于此。它之所以原谅和纵容回忆借钱不还、骗本牟利的唐突本性，并不是因为记忆特别具有宽容精神或者特别具有活雷锋精神，而是为了它自己：往事只有通过回忆才能长大成人；仅仅将往事存储在记忆中，如同将一个婴儿始终幽闭在子宫里，甚至是将可能存在的孩子始终封锁在卵巢隐蔽的沟壑中。而往事在回忆的搓揉和敲打下长大成人，才是记忆最乐于看到的场面，仿佛花旗银行乐于看见放出的贷款在奸商手中翻滚着、嚎叫着上升与飞翔。就是在这个前提下，最为搞笑的事情大面积地出现了：回忆在使用不费吹灰之力就到手的款项时，往往张冠李戴、上蹿下跳并四处行贿，鲜有老老实实做生意的时候。大量的怪胎就这样被回忆炮制出来了。依照钱锺书的记载，到人间吃醉了酒因而误入钱先生之书房的魔鬼，对上述情形有过上好的描述：“你要知道一个人的自己，你得看他为别人做的传；你要知道别人，你倒该看他为自己做的传。自传就是别传。”（钱锺书：《写在人生边上·魔鬼夜访钱锺书先生》）这或许就是往事银行假装慷慨之后最想看到的闹剧。但那无疑是我们这些回忆者屡教不改的丢人现眼。
说这些看起来不着边际的闲话，为的是给谈论徐晓女士的散文集《半生为人》（同心出版社，2005年，以下引自本书只注页码）打个铺垫，因为这本书也是向往事银行进行大肆借贷并经回忆四处打点的产物。无论作为读者的我们多么简陋和粗心，我们都能看到，那些曾经鲜活的事情、那些一经发生随即就被存放在记忆当中的往事，也在徐晓女士的回忆中长大成人了。不过，无论我们多么挑剔、苛刻和眼睛带毒，都无法从中看到从各种型号的回忆录中经常看到的怪胎；《半生为人》也没有让诸如“自传就是别传”那样的搞笑场面出现。这当然是有原因的。和许多人一样，徐晓从往事银行贷款也是为了今天；和许多人稍微不同的是，徐晓女士的回忆显示了某种显而易见的急迫感。这是个和生命、命运、时间有关的故事：
三年以前的这个季节，后来成为我丈夫的周郿英离我而去。我之所以写下以上的文字，大多是因为我们的儿子周易然，当年他还没有出生，如今也只有九岁，一个没有父亲的儿子，只有靠母亲为他留下一点儿父辈的踪迹。我希望将来他能从这些文字中了解并感知自己的父亲和母亲。在我来说，这是写作的理由，也是活着的理由。（第170页）
徐晓说得很明白，回忆是活下去的理由，在最低的水平上也是写作的理由。更重要的是，她是为儿子而回忆，是为了儿子才走进了往事银行的大门。她不希望在走出银行大门时两手空空。这个过于繁重的任务或目的，要求回忆在动用到手的款项时必须小心翼翼、诚恳谦逊和谨慎有加；否则，稍不留神就有可能陷入魔鬼先生说过的那种陷阱。为着这个目的，回忆既是往事的主人，又是往事的仆从。它们必须相互妥协，必须采用一种平等互利的对话方式，以求得各自的道德完善。更为致命的是，往事既要在回忆的搀扶下长大成人，又不能全由着回忆的性子让自身处于委曲求全的境地；回忆既不能把往事弄成连往事自己都不认识的尤物，也不能故意丑化往事以抬高自己的品貌和身价。《半生为人》中有好几处提到过和监狱有关的事情，因为作者在不足二十岁时曾因莫须有的罪名在某座监狱呆过两年。这在被赞扬为“人妖颠倒”的“文革”中倒是常见的事情，虽让人震惊，实际上不足为奇。徐晓在《无题往事》中如是写道：
平反时我正在北师大中文系读一年级。平反决定在全年级宣读时，我的平静使自己都觉得吃惊。被逮捕，被开除，这些惊心动魄的字眼，对我来讲已经算不上是刺激，平反与不平反，似乎对我都没多大意义了。就是不爱听别人说我是反“四人帮”的英雄。张志新的死是悲剧，可我的被捕是闹剧。我要真的是英雄，倒显得那些抓我的人不那么荒唐了。我还怕那些真心实意的赞扬。夸你坚强，说一个二十岁的女孩儿坐了两年牢还能保持身心健康很不简单。其实只有我自己最清楚，事实并不是这么回事。当生活把你抛进火坑，你不得不在里面时，根本谈不上什么坚强和勇敢。你有的不过是活下去的本能，别人所能承受的你也同样能承受。我觉得最不能接受的是关于是否出卖过朋友的委婉询问，我的回答一定让人很扫兴：我之所以没有出卖什么，是因为我实在是什么也不知道。我无法假设，如果我知道更多，会不会在几十个小时轮番审讯的疲劳战术中败下阵来。我不是一个遇罗克式的自觉革命者，我缺乏最起码的政治常识，我是一个完全名不副实的政治犯。（第80页）
面对让自己过于委屈的往事而有如此质朴和坦诚的态度，确实让人佩服，尤其是联想到动辄把手臂上的小伤口上升为民族的心脏中了一刀的人，徐晓的风范就更让人佩服了。不过，徐晓肯定明白，质朴和坦诚并不是从天而降的，毕竟动用往事银行的贷款花天酒地，将它充当四处喊冤的盘缠，才是人的常态；毕竟自哀、自怜、自恋才是我们首先想到的情感方式。这些并非不可原谅的缺陷需要我们克服，而克服显然需要极大的勇气、耐心和智慧。徐晓在另一篇文章中，用更为坦诚的语调说明了质朴和坦诚的由来：
“文革”后二十年，有许多人记述了许多形形色色的狱中经历，这些记述因不同身份、不同体验，甚至因不同的写作时间和写作心境而不相同。回过头来想，如果是二十年前，我的记忆会筛选出完全不同的素材，我的心境会选择完全不同的词汇，我的笔而不是电脑的写作工具会使我结构出完全不同的句型。我可能写得很宏大、很悲壮，也可能写得很哀伤，但一定不会像现在写得这样从容和琐碎。最有可能的是，我会让读者和我一样声泪俱下，悲愤不已。那肯定是真实的，就像现在我所要写的仍然是真实的一样。（第89页）
或许正是因为征用了这种历经磨难才获得的低平语调，往事才从记忆中挣脱出来，并穿越时间的重重迷雾来到了回忆者眼前。它带来了它必然要带来的启示以及它睡梦般迷人的温度。但无论是启示还是诱人的温度，不管我们承不承认，都不是无条件的，也不是轻易就能获得的。事实上，它们是徐晓为儿子准备的礼物，其间肯定经历过无数的自我斗争，也经历过无数次的与往事的斗争。但无论是自我斗争还是和往事较量，不过是从往事银行获得贷款的必要代价。“无端歌哭因长夜，婪尾阴阳剩此时。”（谭嗣同：《感怀》）徐晓经过二十多年的漫长岁月，最终拼力付出了这一代价；《半生为人》也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这一至关重要的回忆原则，体现了这一至关重要的回忆原则。
《半生为人》的封底引用了一位自称“（20世纪）70年代出生的识字者”的话：“上世纪80年代，当我还是无知少年，书中的人物是我仰望的群山，而当今我长到他们当时的年龄，才发现他们那一代的精神气质，业已成为绝响。”也许这位朋友指的是北岛、芒克、江河、阿城、史铁生而不是李南、郭海和刘羽。实际上，徐晓的回忆重心也许刚好放在了后者的肩上。有眼睛的人都能看出，《半生为人》名为散文集，实为回忆录，只不过它回忆的不仅仅是徐晓本人，更是徐晓的同代人——在迷信、盲从、残酷而封闭如沙漠的岁月里寻找智慧、独立、尊严、自由和思想的那一代人。二十多年过去了，他们中的有些人如今早已大名鼎鼎，另一些人则寂寂无名；有的人早已撒手人寰，另一些人则在这个越来越冷酷的世界上残缺不全地活着。他们的青春，他们的激情，他们的追求，他们在普遍而持久的迷惘中坚定而犹豫的思索，在《半生为人》中都显得活灵活现而又不失分寸。当年他们贫穷、无名、落拓，但那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代、思考的时代、求索的时代，远不像今天这样势利、俗气和浮躁。他们在那个充满了青春气息却又压抑青春的年月里，卑微而不失高贵地活着，对不入法眼的东西不屑一顾，对想念中的事物和人则掏足了心窝子，也挥霍了太多的语言炮弹和激情。的确，按照徐晓的回忆，那确实是炮弹，迷人的、火热的语言炮弹。
正因为如此，我愿意说，徐晓的回忆不仅仅是为了今天，更是为了将来。她是为了将来而回忆，而使用了那笔珍贵的款项。而将来是儿孙们生存的时间段落，因为无论是徐晓那一代还是我们这一代，都将老去和死去。她在《半生为人》中反复提到的儿子，既可以读成实际存在的儿子、她的儿子，也可以读做隐喻意义上的儿子、将来的儿子、人的儿子。为了将来的人，回忆者必须善待偶然漂到自己手中的银行贷款：不是为了仇恨，而是为了爱；不是要将往事弄成纪念碑，而是要将它在回忆中重新转化为记忆——那也是一个银行，但它不应该只是徐晓的私家银行，更应该是子孙们的公共银行，目的是要给他们一个见证：曾经有一群人在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活过，曾经有一群和我们一样年轻过的人在那个荒谬的年代里真正地年轻过、爱过……死过。
我故意放弃了《半生为人》中津津乐道的“故事”情节，因为愿意了解和共和国同龄的那一代人的读者，或许有机会、有兴趣读到这本书。我想说的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拥有一家私人往事银行，我们的回忆也始终有权利向这家银行无偿借贷，问题是我们贷款之后想做什么？想修什么样的房子供什么样的人居住？或者说，我们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有什么样的权利动用这笔款项？在我看来，《半生为人》很好地回答了这些问题。
苏珊·桑塔格（Suan Sontag）在一篇关于韦伊（Simone Weil）的短文中深有感慨：“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有意识地追求健康，却又只相信疾病包含的真实性的时代。”（苏珊·桑塔格：《反对阐释》，程巍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第56页）《半生为人》或多或少也透露了这层消息，但又将这层消息的原意进行了改编和重组：她那一代人是在一个病态的时代里成长起来的，但她那一代人凭借自己卑微的反抗和昂贵的热情，使自己甚至时代获得了必要的健康和真实性，哪怕只有一小把。现在我们终于看到了：回忆在此走上了它最正确的道路，那笔无须付息和还本的款项也找到了自己的最佳用途：不是给回忆者修建疗伤的私人别墅，而是给所有的后来人修筑一间会议室，让所有人的记忆在这间会议室中聚首、交流，让它们找到自己的回声，听见时隔多年后那熟悉的心跳。因为不管怎么说，所有人归根到底只是一个人，所有时代的人归根到底只是一代人。
这间会议室最终被徐晓处理成了故乡，这是回忆最应该奔赴的目的地。回忆就是要将往事打造成故乡。当然，这绝不仅仅是徐晓的目的，更应该成为拥有回忆能力的人的本性，尽管在一个浮躁、势利的时代这一目标很难实现。徐晓不过是本着这一本性的指引并诚恳地接受了指引。而故乡意味着起源。由此，徐晓从私家往事银行征用了贷款后，终于将故乡和属于未来的异乡联结起来了。但把徐晓修筑的房屋称作会议室也好，唤作故乡、未来的异乡也罢，在徐晓那里，不过是同一幢建筑的不同名号。卡尔·克劳斯就曾斩钉截铁地说过，起源即目标。
我无意说《半生为人》是部伟大的著作。如前所述，它不过是一间会议室，一间贫民的草房子，是这个世上某些人安置自己心灵的故乡或目的地，也是一间无权者安放自身权力的秘密斗室。如今，这间秘密斗室公开展出了，但它或许只接待少数几个有兴趣的人来此聚谈——不过，这不能被理解为私家银行的吝啬，而要理解为时代的匆促和人心的浮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