较之李广，他们出战的次数较少，但在对匈奴作战中，他们和李广一样都是勇敢善战的，都是汉朝的功臣。司马迁之所以没有像写李广将军那样去写他们，原因就在于他要以此来揭露汉武帝用人及封侯的私心。卫青和霍去病都是皇上的亲戚，他们在皇宫里有靠山，而且他们都会“以和柔自媚于上”，篇末言：
太史公曰：苏建语余曰：“吾尝责大将军至尊重，而天下之贤大夫毋称焉，愿将军观古名将所招选择贤者，勉之哉，大将军谢曰：‘自魏其、
武安之厚宾客，天子常切齿。彼亲附士大夫，招贤绌不肖者，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遵职而已，何与招士’”骠骑亦放此意，其为将如此。
他们吸取窦婴、田的教训，害怕因招贤选能会招来侵犯人主权柄的祸患，这无疑是在透露天子专制的威严只能使大臣奉法遵职，唯唯诺诺，不敢越雷池一步。人主之柄的杀伐威权，诚可畏惧。而苏建对于卫青的这种作为是深有体验的。他曾随卫青出定襄，但尽亡其军只身逃归，当时军正认为应该斩苏建以明大将军之威，卫青却说：“使臣职虽当斩将，以臣之尊宠而不敢自擅专诛于境外，而具归天子，天子自裁之，于是以见为人臣不敢专权，不亦可乎。”卫青在外有权处置的事不敢处置，怕招来“专权”之隙，这不仅说明了卫青忧心会丢了“尊宠”，更重要的还是揭露汉武帝之唯恐大权旁落所形成的政治紧张气氛。难怪卫青即使是卫皇后之弟，当卫皇后色衰而汉武帝方幸王夫人之时，也不能不拿出受赐千金中的五百金为王夫人上寿，以便讨汉武帝的欢心。《卫将军骠骑列传》还写了以下十六员大将：公孙贺、李息、公孙敖、李沮、李蔡、张次公、苏建、赵信、张骞、赵食其、曹襄、韩说、郭昌、荀彘、路博德、赵破奴。他们中的大部分都是汉朝的有功之臣，但是后来却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有的被贬为庶民，有的被处死。司马迁借此是说明朝廷政治中的个人色彩太
重，天子的意志、喜好，对国家事务影响的深入、重大，以见其时之弊端。
六、《史记》里写了外族的生活
司马迁突破了儒家先内后外轻视排斥夷狄的思想，将中原以外的边境少数民族国家和地区，纳入了中华民族整体的历史范围之内，表现了他进步的民族观。从横的方面看，《匈奴列传》、《南越列传》、《东越列传》、《西南夷列传》、《朝鲜列传》、《大宛列传》等篇目写出了中原边疆之北面、南面、东面、西南、东北、西面等国家和地区的自然环境、物产风貌、社会风俗、政治军事外交等方方面面的内容。从纵的方面看，司马迁又在记述中写出了各少数民族国家的历史发展过程。在司马迁之前，人们的民族观中一直是歧视少数民族的，如《诗经·鲁颂》称“戎狄是膺，荆蛮是惩”，《左传》宣扬“尊王攘夷”，《公羊传》强调“内诸夏而外夷狄”。司马迁则在《吴太伯世家》中说“余读《春秋》古文，乃知中国之虞与荆蛮勾吴兄弟也”。
《匈奴列传》实际就是匈奴发展史略，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经过系统整理而撰就的关于北方少数民族发展的重要文献，文篇记述了关于匈奴居地的自然条件，及其相关的自远古以来的生产、生活概况，关于它的组织与官制设立的世代传递，“君臣简易，一国之政犹一身”的行政特点，由自然和社会条件所决定的礼俗风貌，以及它与北方其他少数民族如月氏、东胡相互交往中政治与军事关系等基本资料；还记述了匈奴与中原政权的交往史。自夏末以至西周，戎狄参与了中原的某些政治活动，以此逐渐强大，数“侵盗暴虐中国”，致使诗人歌曰“戎狄是膺”，能攘夷狄成为了春秋的重要霸业，拒胡为战国时边国的重要任务，故秦、赵、燕始筑长城，秦灭六国，复缮治长城，起临洮至辽东万余里，设计对抗匈奴亦系秦朝外事的主要内容。诸侯畔秦，楚汉相争，适值冒顿单于始立，匈奴最为兴盛，控弦之士三十万，高祖、惠帝、吕后时，汉初定，直至文、景，通关市、厚给遗，遣公主，均与匈奴和亲。汉武即位，自王恢设谋马邑，匈奴绝和亲，卫青、霍去病频繁出击，匈奴力弱，远遁，而漠南无王庭，汉“地接匈奴以北”；元封六年后，“单于益西北，左方兵直云中，右方直酒泉、敦煌郡”。司马迁在本篇中集中赞扬了汉代对匈奴的和亲政策。《南越列传》则为汉代南方国土开拓史。依次记述了南越之称王与汉通好，吕嘉叛乱而被平定以建立儋耳、珠崖、南海、苍梧、九直、郁林、日南、合浦、交九郡的详细过程。《东越列传》则鸟瞰我国东南沿海边陲纳入汉帝国版图的情势。《西南夷列传》记述了巴、蜀以外西南少数民族与汉廷的交往及其建郡、设王史。秦汉之际西南众多而互相分散的少数民族由于地处边陲，“以道不通故，各自以为一州主，不知汉广大”，诚为夜郎自大，难于统属。然其时物品流通东连番禺，西至大夏，北通巴蜀，南达身毒，诚为可观。《朝鲜列传》记述自战国时燕人卫满略属朝鲜而于汉初自王，至汉武元封三年定朝鲜为真番、临屯、乐浪、玄菟四郡期间，汉处理东北部地区域外国家关系的史实。《大宛列传》透过张骞通西域，赵破奴下楼兰，姑师，李广利伐大宛，反映了汉帝国向西开拓疆土及促进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历史进程。本篇是表现司马迁通观思想的重要篇卷。基于时代的发展，反映在历史记载上，司马迁突破传统的中原、四夷的观念，在表现中华民族发展的同时，纳入了当时所知的整个世界的历史内容，而在一种相互联系的记述中，表现了历史的深刻变化及其丰富内容，其中记述了西域诸国的相对位置、物产、组织、生活、风俗等基本状况；汉通西域与其却匈奴、伐南越、平西南夷计谋的彼此制约及其政治军事上的相互联系；汉与西域的战争及通使往来的规模和对汉、匈、西域诸国之间相互关系的影响及其变化；通使西域对汉发展的作用以及促使国内引起政治变化和所实现的文化交流等等。这些都最为主动地体现了历史记述的适应性及其所具有的创新精神，促进了历史记载在向着纵深的方向蓬勃发展。
第二节《史记》的艺术成就
《史记》是一部杰出的文学作品，毛泽东写《为人民服务》一书时，特称司马迁是“中国古时候的一位文学家”。西汉的士人没有谁不会写文章，但其中文章写得最好的是两个人，一个是司马迁，一个是司马相如。司马迁有很高的文学修养，所以《史记》的文字很美。总体特点可以概括为：作者在忠于史实的前提下，进行艺术创造以形象地再现历史；全书气势磅礴，气象万千；笔锋雄健简直，浑然一体，虽不无旧文之迹，却独具典雅风范；情挚真切，言发心声，慷慨悲歌，催人泪下；立于寓论断于序事，亦不乏精湛之专评；表现手法奇特无穷，文如其人，人与人不同，篇与篇迥异，恰似群芬璀璨，无一雷同面孔。在文学成就上，《史记》立传人物及其事迹的选择，突出人物特性叙事的安排及全书诸篇间的互见，及见天下形胜与历史事势的整体构思，场景、性格、语言、心态的精炼表述及气氛烘托，夹叙夹议及专门评论见解的准确深邃等多方面，都包含着司马迁艺术创造的功力，它对后代中国文学的发展给予了积极的影响。以下，我们从它的叙事艺术、写人艺术、语言艺术和抒情艺术四个方面加以阐述。
一、《史记》的叙事艺术
在《史记》以前，中国的叙事文学已经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先秦历史著作中已有颇为庞大的战争场面的描写和较为复杂的历史事件的叙述，其中也包含不少生动有趣的人物故事，这为《史记》的写作提供了一定的素材。但是，先秦史家的主要兴趣，还在于首尾完整地记述历史事件，并通过这些事件来表达政治和伦理评判，其叙事态度主要是史学性的，其叙事结构往往也比较单一。司马迁则除了记述历史事件以外，具有更强烈的要努力再现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场景和人物活动的意识；除了政治和伦理评判以外，具有更强烈的从多方面反映人类生活的意识。所以他的叙事艺术较之前人就有了很大的提高。
《史记》的叙事艺术可以概括为：沟连天人贯通古今的叙事结构；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叙事脉络；探求因果的叙事精神。
1.沟连天人贯通古今的叙事结构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他修史的宗旨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在综合前代史书各种体制的基础上，创立了纪传体的通史。全书由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组成。虽然这五种体例各有区别，但它们却是相互配合的一个有机整体。其中十二本纪是纲领，统摄上自黄帝、下至西汉武帝时代三千年的兴衰沿革。十表、八书作为十二本纪的补充，形成纵横交错的叙事网络。三十世家围绕十二本纪而展开，用司马迁自己的话来说，世家与本纪的关系，犹如“二十八宿环北辰，三十辐共一毂，运行无穷”。如果说本纪是北斗，那么世家就是环绕北斗的二十八宿；如果说本纪是车毂，那么世家就是汇集于车毂的辐条，至于七十列传，则是历史天宇上北斗、二十八宿以外的群星。《史记》由五种体例相互补充而形成的叙事结构框架，沟连天人，贯通古今，在设计上颇具匠心。十二本纪按帝王世代顺序记叙各朝兴衰终始，十表排列帝王侯国间大事，八书是有关经济、文化、天文、历法等方面的专门论述，世家主要是贵族之家的历史，列传是不同阶层、不同类型的人物传记。《史记》这部纪传体通史著作，在体例上冲破了以往历史散文的局限，能够把更多的内容纳入其中，比较全面地反映社会生活的总体风貌。
2.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叙事脉络
《史记》一书最有文学价值的是人物传记。司马迁在编排人物传记时显示出高超的技巧，使它生动地体现了历史和逻辑的统一，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叙事脉络。
本纪、世家的传主基本上都是传说或历史上真实存在的皇帝侯王，根据政治地位决定他们入本纪还是入世家。但情况又不尽然，西汉惠帝虽然当了几年天子，实际上有职无权，没起什么作用，所以本纪中没有他的地位。项羽是秦汉之际主宰天下的人物，吕后是惠帝朝的发号施令者，他们虽然没有天子称号，却被列入本纪。孔子没有侯爵，陈胜是自立为王，二人都列入世家，因为他们的历史地位堪与王侯相比。司马迁的上述安排可谓独具慧眼，是对历史事实的充分尊重，也是合乎逻辑的归纳。
《史记》各层次人物传记的排列基本是以时间为序，但又兼顾各传记之间的内在联系，遵循着以类相从的原则。如：司马穰苴、孙武、吴起、伍子胥都是军事家，所以，他们的传记前后相次。苏秦、张仪是战国策士，他们的传记也紧紧相连。再看西汉人物传记：韩长孺、李广、卫青、霍去病都是抗击匈奴的将领，故韩长孺、李广传记后面插入《匈奴列传》，然后是卫青、霍去病的传记。公孙弘、主父偃都以伐匈奴，通西南夷为非，曾上书谏止，他们二人传记列在卫青、霍去病之后，接着是《西南夷列传》。司马相如曾奉命出使西南，所以，他的传记在《西南夷列传》之后，通过叙述西汉中央王朝与周边各民族的交往，使几位相关人物的传记以类相从，前后相次，发展轮廓非常清晰，司马迁对人物传记次序的巧妙编排，造成了《史记》一书婉转多变的叙事脉络，在明灭起伏中体现了历史和逻辑的统一。
《史记》人物传记中的合传都是以类相从，即把某些相同类型的人物放在一起，如《游侠列传》、《佞幸列传》、《滑稽列传》、《循吏列传》、《酷吏列传》、《货殖列传》等，都是为专门人物设立的合传。在人物合传中，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有时达到天衣无缝的程度，叙事手法非常高超。《廉颇蔺相如列传》首叙廉颇事迹，很快又引入蔺相如，然后叙述两人的交欢恩怨，中间又插入赵奢、李牧传记，最后以廉颇事终结。这篇传记叙述的都是赵国将相的事迹，可谓以类相从，是合乎逻辑的归纳；通过叙述这四位将相的事迹，又生动地展现了赵国兴亡的历程，具有高度的历史真实性。《张丞相列传》是以御史大夫一职联缀诸人，其中的传主有张苍、周苛、周昌、任敖、申屠嘉，他们都曾任御史大夫，最后又以张苍任御史大夫终结，勾勒出了西汉前期御史大夫任职情况的变迁轨迹，涉及一系列相关的事件。《酷吏列传》叙酷吏十人，错综联络，总成一篇文字，宁成传附郅都事，称宁成治效郅都；张汤传附赵禹事，义纵传附宁成事，杨仆传附王温舒事。各传之间血脉贯通，前后回应，全面地反映了始于景帝而盛于武帝的酷吏群体。通过叙述某一类型人物的所作所为，描绘出特定领域的总体风貌，人物合传以这种方式集中体现了历史和逻辑的统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