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剧是最能够形象地反映抗战生活，最为民众喜爱的艺术品类。当时在“西北战地服务团”的丁玲先后创作了独幕剧《重逢》和三幕剧《河内一郎》。独幕剧《重逢》是丁玲从事创作以来写的第一个剧本，剧中描写了抗日军中政治部地方工作人员女青年白兰不幸被捕，她机智应付，未暴露身份。日军山本派翻译劝降，白兰一见是自己的爱人马达明，悲愤至极，抽刀将其刺伤，马达明忍痛告知白兰，自己是打入敌军内部的情报人员，并将藏于身内的军用地图、名单、文件交给白兰，还给了她开后门的钥匙让她逃走去送情报。剧本塑造了白兰年轻单纯而又坚强不屈的形象，她和她的同志们都表现了不畏牺牲、献身抗战的可贵精神，演出赢得了观众的好评。丁玲创作的第二个剧本时三幕话剧《河内一郎》，从一个日本战俘的视角看八路军和抗日民众，赞颂了反侵略战争的正义性和中国人民的高尚情操。《重逢》在延安、山西、西安上演后，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后来在《七月》上发表，全国多处演出。《河内一郎》曾在国统区演出过，剧作颇富生活情趣，任务形象鲜明，尽管表现比较粗糙，但塑造的河内一郎这一形象是颇有意义的。
“西北战地服务团”在山西期间，由塞克、萧红、聂绀弩和端木蕻良共同创作了反映山西人民抗日斗争的三幕话剧《突击》。剧本描写了太原附近老百姓不堪日军蹂躏，奋起进行武装斗争的故事。剧作情节不落俗套，人物形象鲜明，表现了山西抗战初期全民奋起抗战的真实场景。此剧在西安演出时大受欢迎。茅盾曾在《文艺阵地》上发表文章给予很高的评价。
抗战初期李伯钊来到山西工作，创作了多个有影响的话剧剧本，反映党领导下的山西抗日根据地军民团结抗战的史实。李伯钊创作的两幕话剧《母亲》是她的话剧代表作。剧本及时地反映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投降与反投降的尖锐斗争。剧本塑造了一位朴实、慈祥的母亲，表现出她在反敌斗争中的坚强斗志和凛然正气。剧本通过顽固派马团长这个暗藏投降派一系列破坏抗日的活动，暴露了投降派的无耻与反动，这对教育群众识破顽固派的反动活动具有特殊意义。此外，李伯钊还写了反映军民团结抗日的独幕话剧《军民合作》，表现人民群众从血的教训中觉醒奋起斗争的独幕话剧《紫坊村》，叙述抗日中农民和地主阶级矛盾斗争的三幕话剧《村长》，描写懒汉二流子在汉奸引诱下堕落成民族败类的《老三》。这些作品都由于对抗战斗争生活的敏锐观察，对人物形象的生动塑造而获得好评。
除上述剧作外，宋之的根据山西东部旧关争夺战创作了独幕话剧《旧关之战》，崔嵬、王震之合写了反映上海八百壮士固守闸北四行仓库事迹的三幕话剧《八百壮士》。洪荒创作了二幕话剧《未熟的庄稼》和反映生产救荒的短剧《糖菜夫妻》。成荫连续创作了《自家人认自家人》《虎列拉》《求雨》等一组反映敌占区人民斗争故事的小话剧，富有浓厚的喜剧色彩和讽刺意味。此外，欧阳山尊创作了独幕话剧《警备队长》，还有张天虚的《王老爷》，孙强的《东北之光》和《最后的微笑》，黄竹君的《汉奸的末路》等等。
抗战初期，赵树理创作了新编历史剧《邺宫图》《韩玉娘》，表明他是当时地方戏曲上党梆子改革的先行者。他创作的话剧《两个世界》等显示出他为中国话剧的民族化、大众化作出了可贵的探索。他的新编现代戏《万象楼》为地方戏曲怎样表现现代生活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此外，赵树理还写有很多小剧，如《打倒汉奸》《巩固和平》《双转意》和《好消息》等。西戎、孙谦、常功和卢梦合作创作的秧歌剧《王德锁减租》描写了农民王德锁减租的曲折过程，揭示了农村减租减息的复杂性，配合根据地减租减息运动。孙谦和胡正等人创作了秧歌剧《大家办合作》。
三
山西抗战文学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文学具有同一性和同质性。整体上同是书写世界反法西斯联盟国家与法西斯轴心国家的生死攸关、存亡同在的世界大决战，同是表达侵略与反侵略、正义与邪恶、进步与反动、自由与专制、真善美与假恶丑的人类大较量。然而，由于不同的地域政治文化和不同的局部军事战役，山西抗战文学较全国抗战文学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文学又有异同性和特殊性。形成了山西抗战文学富有个性的总体特征。
（一）山西特殊抗日统一战线的战时背景
山西抗战文学同全国抗战文学一样，是在国共合作的抗日统一战线大背景下发展的，也是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联盟型体里生存的。山西抗战文学既有反法西斯战争全局的联盟性、合作性、攸关性等特点，又有自己特殊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战时背景。这种统一战线的特殊性是“戴阎锡山的帽子，说山西话，实行共产党的抗日主张”。
山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以第二次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全国抗战战区的最早成果。山西抗日统一战线在全国抗战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具有它的特殊性，在全国的抗日战区中“二战区”是最早和最成功地建立国共两党抗日统一战线的。抗战前期，在统一战线的高层领导下中国共产党人在当局政府任重要领导职务，基本上掌控了山西的大局，特别是在统一战线背景下，由中国共产党人创建了山西新军，把握了山西抗战的大趋势，影响了全国的抗战形势。山西抗日根据地的建立也是在统一战线背景下创建的。在统一战线背景下，中国共产党领导八路军和根据地军民取得抗战的重大胜利，同时领导山西抗战文艺取得重大成就。
在山西国共合作中，中国共产党始终是领导核心，推动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程。中国共产党同阎锡山当局的联合既有斗争的正确方针，又有有理、有利、有节的灵活策略；既联合阎锡山“守土抗战”的积极思想，又防御他的反共降日的思想行动。灵活成功地解决了“晋西事变”的危机，促使“二战区”在整个抗战时期保持了抗日统一战线格局。由此，山西成为中共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领导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中枢，这样才有利于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在“二战区”的统一战线中执行领导权，利用相关的文艺文化机构、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带领民众开展轰轰烈烈的抗日文艺运动；更有利于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文化文艺领导机构、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开展空前持久的革命文艺运动。
（二）史无前例的群众文艺运动
山西抗战文学同全国抗战文学和世界反法西斯文学一样，开展了群众性的文艺运动。在世界反法西斯联盟国家中开展了规模不同和时间不同的抗击法西斯侵略者的民众文化文艺运动，如西班牙在反战时期兴起了大规模的群众文艺运动，有各种抗敌团体深入战争前线宣传反战抗敌，创办大量的战地小报和后方刊物，创作战地通讯、战地剧和诗歌等作品，报道战争进程，抗击法西斯。
抗战前期的“二战区”和晋察冀边区、晋冀鲁豫边区和晋绥边区等抗日根据地广泛开展了群众性的大规模的文艺运动。地方政府系统、军队系统和各抗日群众团体都纷纷成立自己的剧团、文工团和宣传队，这些文艺组织的成员除了少数的城市来的文艺工作者外，绝大多数是农村的年轻人。他们开赴前线深入农村进行宣传，甚至自编自演，深受民众的喜爱。其中，“街头诗”运动、戏剧运动和最为活跃。
“街头诗”运动首先起于延安，在晋察冀、晋冀鲁豫、晋绥边区逐步兴盛。“街头诗”也叫传单诗、墙头诗，形式短小，易懂易记，主体鲜明，战斗性强。各根据地举办“街头诗”运动宣传日，成立街头诗社，把“街头诗”写在墙壁上、门板上、石头上，或油印散发，使战争年代成为“街头诗”年代。形成了群众性的“街头诗”运动。仅晋绥的岚县就有摇梧的《给代表同志》、亚苏的《晋西北的田庄》、燕丁的《秋天曲》、田野的组诗《抗战军人家属》等诗流传，可见根据地“街头诗”运动之一斑。“街头诗”运动在山西诗歌史上以及中国新诗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
在山西抗日根据地和“二战区”的广大地区，戏剧组织非常多，戏剧演出活动非常活跃，戏剧创作非常繁荣，是一次群众性的戏剧大普及运动，可以说是山西文艺史上的一个戏剧高潮。根据地广大农村普遍成立了新剧团，改造了许多旧戏班。据1941年9月统计，当时太行山地区两个区就有剧团二百多个。1940年，辽县组织了30个剧团的大汇演，大大鼓舞了群众的抗日斗志，促进了戏剧运动的蓬勃发展。
这是中国抗战文学中是团体最多、人员最多和宣传频率最多的区域性抗敌群众文艺运动，在国外的反法西斯文学运动中也是罕见的。
（三）中外作家战区结集的创作团队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文学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各国作家志愿奔赴抗敌前线支援正义，投身抗敌。如1936年各国作家积极组织志愿军奔赴西班牙，支持抗击法西斯统治的战斗。欧洲、北美洲以及拉丁美洲许多国家富有正义感的作家如马尔罗、奥威尔、海明威、聂鲁达等都曾投笔从戎，随国际纵队开赴西班牙。1943年，萧乾作为《大公报》驻外记者在欧洲战场采访，写下了《银风筝下的伦敦》《矛盾交响曲》等描写欧洲反法西斯斗争的作品。
山西抗战文学也具有这样的特征。许多外国友人作家来“二战区”和山西抗日根据地或投入抗战工作或到前线基层采访。他们有美国的哈里森·福尔曼、马海德、王安娜、埃文斯·福代斯·卡尔逊、艾格尼丝·史沫特莱，波兰的爱泼斯坦（原籍），印度的比·库·巴苏，德国的汉斯·米勒，加拿大的诺尔曼·白求恩等等。他们带来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资讯，他们的作品把山西抗战的情况介绍给全世界，凸显出山西抗战的世界性。
在山西抗战中，全国许多著名作家来到“二战区”和山西抗日根据地，如来自延安的以丁玲、吴奚如为首的“西北战地服务团”，由团长王锡礼、副团长宋之的带领的“作家战地访问团”。上海抗日救亡演剧一队由崔嵬、王震之率领，于1937年底来到山西，在晋南、晋东南地区演出，大受欢迎。1938年秋，国民政府军委政治部三厅组织的演剧队，由张光年率领来到晋西南，在阎锡山的“二战区”进行演出。1938年冬，在延安的作家卞之琳、吴伯箫等人组成“抗战文艺工作组”第三组来到晋东南。1939年9月，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实验剧团，由王震之、陈荒煤领队来到山西阳城进行公演，对唤醒抗日群众觉悟，鼓舞军民抗战发挥了重要作用。还有萧三、李公朴、刘白羽、周立波、范长江、陈荒煤、卞之琳、沙汀、何其芳、吴伯箫、萧军、萧红、黄钢、舒群、艾青、康濯、碧野等都来到山西访问或工作，这实在称得上一向闭塞落后的山西的一次大开放。这么多作家的到来为山西文学的发展和繁荣提供了一个极好的契机。他们用热情的工作精神、先进的文化成果、高超的艺术技巧浇灌了山西这块可爱而贫瘠的土地，推动了山西抗战文学的发展。
这在山西文学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它对封闭、落后的山西新文学是一次大的开放，是自五四以来不同观念、不同风格、不同地域作家的大融合、大交流。无论是国外作家，还是省外的中国作家以及本土作家，都在抗日救亡的大旗下，团结一致，把文艺同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把迅速及时反映抗战，服务于抗战，当做自己创作的神圣职责。他们开展的抗日文学运动和创作的文学作品起到了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重要作用。
中外作家在中国“二战区”和山西抗日根据地的集结人员之多、密度之大、来往频率之高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文学史上也是少有的。
（四）抗日救国与人民解放的文学创作
世界反法西斯文学在世界文学史上是一个极度繁荣的时期。苏联卫国战争文学产生了报告文学、诗歌、戏剧和小说等一大批作品，塑造了保卫祖国浴血奋战的英雄人物形象，歌颂人民的爱国主义情绪，作品的基调是悲喜剧结合，既描写战争的残酷，又充满乐观主义精神，在全世界产生很大影响。在西班牙反战文学中，美国作家海明威为北美报刊联盟写了许多战地通讯，创作了剧本《第五纵队》和小说《丧钟为谁而鸣》。马尔罗创作的《人类的命运》被认为是反映西班牙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出色的小说。纵览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文学，反法西斯战争、抗敌救国、民族解放和民众自由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文学的国际题旨，同时也是中国抗日战争文学的国家题旨和山西抗战的区域题旨。
山西抗战文学的特性在于不仅仅是反映反法西斯战争、抗敌救国、民族解放的文学，更多凸显的是根据地人民翻身解放的文学。后者发展到中国解放战争时期，取得全国文学的巅峰成就，领一代风骚，成为后来中国文学发展的方向性文学，以晋冀鲁豫边区的赵树理和晋绥的马烽、西戎、束为、孙谦、胡正等一大批作家为代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