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绥边区的文艺工作主要由边区文化教育界抗日联合会领导。1939年12月“晋西事变”后，晋西北完全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晋绥也曾称为“晋西”或“晋西北”。晋西文化教育界抗日联合会（简称“晋西文联”）的筹备工作主要由亚马、卢梦、伍陵三人组成党支部负责。1940年3月1日正式成立了由张稼夫、赵林、杜心源、常芝青等人组成的晋西文联筹备委员会，接着，从延安来的陶剑心、石夫、赵力克、余蔚中、李清宇等参加了筹备工作。同时邀请曾为太原文化界救国联合会成员的刘仰峤、廖井丹、樊希骞前来工作。1940年5月4日，晋西文化教育界抗日联合会在兴县城关正式成立。大会就文艺、戏剧、新闻、教育等工作进行了座谈、大会选出以贺龙为首的理事会，亚马当选为文联主席。文联负责人还有卢梦、伍陵。并决议分别成立各协会分会，其中，剧协负责人为伍陵、林彬，文协负责人为卢梦（兼），成员有张非垢、莫耶、田家等。晋绥文联成立后，将晋西南和晋西北的文艺工作做了统一调整、安排和整顿，使得晋绥边区文艺运动与陕甘宁边区、晋察冀边区和晋冀鲁豫边区等地的革命根据地的文艺运动有机地联系起来，促进了整个根据地文艺的蓬勃发展。
正如山西抗日战争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紧密相关一样，山西抗战文学同世界反法西斯文学有着紧密的关系。山西抗日根据地成立中外文化协会，组织开展相关的纪念活动，在报刊上即时介绍国外作家的反法西斯活动和创作情况。如1940年4月6日中苏文化协会晋东南分会成立，朱德和彭德怀分别当选正副会长，选举十一人为理事，领导组织中苏文化的相关事务。当时，国内翻译界翻译介绍了许多苏俄、美国等国的反法西斯作家的作品。翻译苏联的作品为最多。据不完全统计，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陕甘宁、晋察冀、晋冀鲁豫、晋绥等几个边区和东北解放区、山东解放区等地，在不到七年的时间里共出版了五十六种苏联文艺理论和文学作品的中译本的单行本。可见苏俄文学对抗日根据地文学产生了重大影响。
抗日根据地的文化团体通过发表宣言或发布通电声援外国反法西斯作家的正当权益和正义事业。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晋东南分会第二届委员会大会宣言指出：“我们华北敌后文艺战线上的士兵，一向都密切注视着国际反法西斯势力的生长与壮大，对于血腥的战争制造者法西斯主义怀着无限的憎恨；对于全世界反法西斯的善良人类抱着至高的崇敬。我们在此谨向全世界反法西斯的作家，以及正在为保卫世界和平堡垒而战的苏联勇敢的工农红军，社会主义的人民大众和人民大众的先进作家，致崇高的慰问与敬意。我们宣誓，将永远和你们站在一起，共为真理正义、人类永久的自由而奋斗。”集中表达了山西抗日根据地作家对法西斯战争的控诉和对全世界反法西斯作家的声援与支持。
山西各抗日根据地在建立抗日救亡的文艺领导组织的同时，先后创办了大量的报刊，促进了根据地文艺运动的发展和文学创作的繁荣。如晋察冀边区主要有《边区文化》《海燕》《联大文艺》《文艺工作》《占地文艺》《抗敌报》副刊《诗建设》《边区诗歌》等，晋冀豫边区主要有《文化哨》《文艺轻骑》《新华日报》副刊《新地》《新华文艺》《黄河日报》副刊《燎原》《山地》以及八路军总部的《战斗文艺》等，晋绥边区主要有《抗战日报》（后改为《晋绥日报》）《五日时事》《晋西大众报》《文化导报》《战斗文艺》等。
“二战区”本部创办的有《阵中日报》《西线文艺》等，“牺盟会”创办有《牺牲救国》《先锋半月号》等，各中心区都有报刊出版。如太原中心区的《太原战区》、长治中心区的《黄河日报》、岢岚中心区的《大众化》、临县中心区的《临县战号》等。“动委会”有《战地通讯》（日刊）《战动周刊》《动员半月刊》等报刊。各地“动委会”都出版有报刊，如临县有《抗战形势》《战旗》，忻县有《战争》《农村救亡》《大众呼声》，岢岚有《抗日自卫》《抗日建国》等。山西决死四纵队办有《前线报》《前线月刊》《前哨》，决死二纵队的《长城报》《长江报》《游击报》，工卫旅办有《工卫报》，暂一师办有《长城报》等等。这些在抗战前期“二战区”创办的大量报刊，促进了山西抗战文学的兴起于发展。
外国友人作家发表有关山西抗战文学作品的报刊，现在有据可查的有国内的《新华日报》《新中华报》《大众日报》等，美国出版的《美亚评论》等。他们的著作由美国先锋出版社等多家出版社出版。
抗战初期，随着抗日救亡运动的深入，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山西各抗日根据地就文艺理论问题和一些文艺现象展开了讨论。
早在1936年太原沦陷以前，山西文学界曾就“国防文学”做过广泛的宣传和发动。当时在上海有两个口号（即“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与“国防文学”）之争，山西处于华北抗日前线，所以着重宣传“国防文学”。因此，也出现了许多以“国防”为主题的作品，1936年12月赵树理写的《打倒汉奸》就是一例。
本时期的文艺论争，首先是文艺的民族形式问题的讨论。1939年至1940年，在延安和大后方重庆文艺界关于民族形式问题的讨论，引起了山西抗日根据地的关注，尤其是太行根据地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刘焚发表《谈谈文艺的民族形式》，批评向林冰的“民间形式是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的观点。他认为，敌后活生生的新的现实，应该产生出一种活生生的新文艺。这种新文艺，在内容方面是最富于现实性的，在形式方面也是最能表现今天敌后的高度紧张热烈的战斗现实的。它应该是从民族的旧形式、五四以来的新文艺和世界文学的宝库中去摄取其精华，扬弃其糟粕，同时，主要的要求作者从伟大的现实当中吸取其创作源泉。一切旧形式的利用，只能是为了最生动、最恰当地保险现实，只应该是摄取其精华，只应该是为了打破旧形式，创造新形式，绝不是机械地照抄一遍，把新的现实削足适履地硬往旧形式里套。刘备耕发表《民族形式，现实生活》的文章，进一步提出了对旧形式的改造问题，他指出：“旧形式不加以必要的适当的改造，不吸收新的滋养料，就不可能表现现实，更不可能成为民族的形式。”张秀中发表《关于“民族形式的主体”》一文，批评刘备耕把“旧形式是不是民族的形式的主体”与“旧形式如何才能成为民族形式”混为一谈。他认为今天的“新形式”应该就是民族的新形式，是五四以来的新文艺。民族形式不能像刘备耕所说的是大众所熟悉的形式，而应该是民族形式可以代替大众所熟悉的旧形式，“‘新形式’即是五四以来的新文艺，今天创造民族形式就应以它为主，继承它的光荣传统，并发扬光大之”。此外，徐懋庸、任白戈、蒋弼等人都发表文章，阐明各自的观点，使讨论进一步深入，问题更趋于清晰。
其次，是关于文艺大众化的讨论。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曾就文艺大众化问题展开过三次讨论。山西抗日根据地的文艺工作者就此也开展了讨论，尤其是在太行区讨论尤为热烈，讨论是由“通俗化研究会”发起。当时有两种意见：有一部分人认为新文艺应该以郭沫若、茅盾、巴金等知名作家的成功作品为标本，强调语言的科学化、文体的现代化，对明清以来的通俗章回小说重视不够，瞧不起普通的群众性的文艺，认为太土气。另有少数人，以赵树理、王春等人为代表，力主文艺应该通俗化、群众化、大众化，积极拥护鲁迅关于大众化的主张，认为茅盾、巴金等人的作品不够通俗化、大众化。据此，赵树理、王春、林火等人组织了“通俗化研究会”，参加的人员还有袁勃、李庄、江牧岳、冯诗云、章容等人。他们以《抗战生活》为阵地展开讨论。他们在《抗战生活》革新号二卷一期上发表署名“吉提”（“集体”谐音）的《通俗化“引论”》的文章，文中指出：通俗化“不仅仅是抗战动员的宣传手段”，“它还得负起‘提高大众’的任务”；“它应该是‘文化’和‘大众’中间的桥梁，是‘文化大众化的主要道路’”；“通俗化的任务在于‘普及文化’，‘提高大众’”。文章批评了把“通俗化”与“通俗文艺”混为一谈的错误。他们在《抗战生活》革新号二卷二期发表《通俗化与“拖住”》，署名“陶伦惠”（“讨论会”的谐音）。文章把“提高大众”的任务分为四个方面：“第一是改造大众迷信落后思想，使大众都能接受新的宇宙观；第二是灌输大众一真正的科学知识，扫清流行在大众中间的一些对事物的错误认识；第三是在文字方面，也应该使大众逐渐能够欣赏新的形式，而不仅局限在旧的鼓词小调上头；第四是应该注意到大众语言的选择采用，逐渐克服大众语言的缺点，更进一步丰富大众的语言。”并以这四条标准对当时一些“通俗文艺”给予批评，指出它们“虽然好像为大众设想，实际上倒进了拖住的任务……是绝对的要不得的”。后来，晋绥边区文联的亚马和卢梦也发表文章提倡文艺的通俗化、大众化。
1942年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后，整个抗日根据地逐渐形成了工农兵文学高潮。陈荒煤于1947年7月在晋冀鲁豫边区文联召开的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发言，提出了“向赵树理方向迈进”，“作为边区文艺界开展创作运动的一个号召”。“赵树理方向”的提出，进一步推动了工农兵文学向前迈进。
二
山西抗战文学的创作态势如同全国抗战文学创作形势一样出现了蓬勃兴盛的繁荣局面。中外作家创作作品的数量之多难以统计，民众的民间创作无以计数。作品的题旨虽以抗日救国为中心，却异常丰富多彩。作品涉及的样式多种多样，既有精英文学的体式，又有民间文学的品种。整体创作虽然较少文学性，少有史诗性和经典性的作品，却是具有无法估量的文献价值和记史价值的精神财富。山西抗战文学史无前例的繁盛创作态势为文学史上前所未有。这种繁盛创作态势汇入了世界反法西斯文学在人类文明进程中绝无仅有的文学丰盛时代，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文学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诗歌作为时代的号角，在全民抗日救亡的艰难时刻，以嘹亮的声音响彻山西大地。田间于1938年秋离开延安，随西北战地服务团经岚县到晋察冀边区，与邵子南、史轮、曼晴等人创作并推动“街头诗”热潮。他的“街头诗”名作《假使我们不去打仗》就发表在沁县出版的《新华日报》华北版（1939年3月29号）上。通俗、易懂，又鼓动性很强。他的《垦荒团》《种子》《来，靠山沟挖起》等诗，动员群众增加生产，支援抗战。《反正》则是“撒向碉堡”，规劝伪军“和同胞走一条路”。
高敏夫热心于把“街头诗”的种子播向敌后根据地，成立街头诗社。他创作了大量“街头诗”，如《抗战进行曲》《我们是无敌的游击队》《要打得日本强盗回东京》《献给八路军出征将士》等都被谱成歌曲。有影响的“街头诗”，还有史轮的《儿歌》，巩廓如的《少年先锋队》《香姑娘》，林火的《老乡你过来》等。
1938年初，诗人艾青到临汾山西民族革命大学任教，目睹北方人民深受战争灾难，写出名篇《北方》，以及调子高亢、表现抗战必胜的《风陵渡》。抗战初期，诗人方殷两次来山西，写了一批反映山西抗日军民的斗争与生活诗篇。天蓝1937年到临汾参加了八路军，他写了《哭奠》《队长骑马去了》《夜，守望在山冈上》。卞之琳在山西根据地写过《慰劳信集》，包括《前方的神枪手》《地方武装的新战士》《一位政治部主任》《一位“集团军”总司令》等。何其芳根据广灵一个悲壮故事，写成了《一个泥水匠的故事》，还写了抒情组诗《北中国在燃烧》，它以岚县为背景，展现出一副抗战前线的悲壮图景。抗战初期，诗人公木到晋西北战地总动员委员会从事抗战宣传工作，创作了长篇叙事诗《岢岚谣》，诗歌《我看见你们了》《封底歌》和《风箱谣》等，表达了敌后人民对八路军的爱戴之情。
晋东南根据地于1941年6月成立了太行诗歌社，重要成员有冈夫、袁勃、高沐鸿、洪荒、阮章竞、高咏等。冈夫是创作成绩较突出的诗人，他写有《我喊叫》《晋东南备战小曲》等诗。诗人袁勃作为《新华日报》记者，到晋西北、晋东南采访和深入生活，写了许多宣传抗战的诗歌。其中有以书信的形式表现一个侵华日军士兵怀念故乡亲人的《寄秀子》，歌颂皖南事变中新四军坚持抗战、抗击国民党顽固派袭击的《不死的枪》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