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的确将赵树理笔下的“高僧和圣女”改变为失恋的痴情男女。郭维电影的批评者坚决认为小说《三里湾》没有突出性爱的描写，这一点他们是对的。《中国电影》的记者敦促赵树理对电影剧本突出爱情情节这一点（并暗示，他书中的正面人物被削弱了）加以评议，赵树理为郭维的改编作了辩护，认为它们有一定的潜在的教育意义：
赵树理同志笑了，他把摆在窗台上的那盆海棠花轻轻地端过来，放在沙发面前的玻璃茶几上说：“海棠花总是海棠花，放在窗台上或者放在茶几上有什么不同呢？”小说中的几个主要人物，剧本都写出来了。剧本也很明确地表明它是赞成什么，反对什么的。一个文学艺术作品，主要是它的人物感人，不是让它像合作社手册一样去指导办社。读者看了剧本，还是反对糊涂涂，赞成王玉生。还是愿意当王玉生，不愿当糊涂涂的。
党内的蜕化是不可救药的吗？
在《三里湾》中同正直的女主人公灵芝对比的人物，也是一直受批判的对象是她的父亲范登高。他的绰号是“翻得高”，意指在40年代他一心一意支持土改（给了他政治地位），使他变得相当富裕，他甚至开了一个小商店。党内的蜕化是党胜利后的不可避免的一个副产品。范登高反对组成农业合作社，因为他会因此失去财产。由于他是村长，他不愿入社的思想，助长了许多农民对入社持谨慎的态度，并推迟了扩社的时间。如果党要带领农民前进，党就必须纯洁自身的队伍，这是《三里湾》主要的主题。
许多评论家感到如果《三里湾》有一个政治缺点的话，那就是范登高最后思想的转变太突然和难以置信，以及这部小说中他的对手，即正面人物党支部书记金生写得过于软弱。无论如何电影剧本由于夸大了范登高的缺点并忽视了年轻人的进步本性使范登高的问题更尖锐。在电影的序幕里，年轻的“发明家”玉生提醒范登高有义务留在村里参加会议，但范登高却蛮横拒绝，爆发了一场扭打，范登高胜利地扬长而去。党支部书记金生也无法阻止范登高。紧接着下一场，得意洋洋和神气十足的范登高买回了资本主义的洋货，他的新暖水瓶和洋瓷盆子吸引了一群好奇的年轻人，尽管他们中有些人和他开玩笑，但似乎没有一个农民对他的私人买卖怀有敌意。然而在长篇小说里支持范登高的只限于几个年老的农民，范登高是孤立的。
在电影中，范登高对他的立场充满自信，在辩论中也没有一个人能战胜他。当他为躲避一次会议躺在床上时，他用列宁的话来对付别人的召唤，“不会休息，就不会工作，列宁说的”。在一次特别的会议上，党组织督促他承认他做买卖是错误的，但他却厚着脸皮回答说，党的政策允许这样干（即使它是反社会主义的）。为什么他不参加合作社？因为党的政策说，它是一个自由选择的事情。仅仅是用开除他的党籍去威胁他时，他才开始张皇失措。在电影剧本中，范登高变成一个公开对抗党的人物，使用党自己的语言说明党是错的。1958年在《中国电影》上由吴天写的文章正是在这点上提出控告，声称郭维通过对待范登高的同情故意向党发动进攻，把下面这段话归咎于郭维：
党靠多数人整少数人、不论你的思想通不通，就得检讨……在《花好月圆》中范登高就是这样描写成被迫检讨，由于上级党委的决定，他只好写“思想汇报”，白天写不好，连夜赶写，最后呼呼大睡。看起来是范登高的行为可笑，实际上却嘲笑了党的政策。
所有攻击这个电影的人一致认为：范登高仅仅受到了形式上的批评。他们都坚定地为赵树理的小说辩护，吴天的观点就具有代表性：“在原著中主题是很鲜明的，范登高曾经反复的斗争……党的领导在这里是明确的。可是在改编本中却被删节了，取消了……这是与原著精神相违背的，它必然歪曲了原著的主题”。郭维笔下的范登高的确比小说中的范登高更落后、顽固。文韬指出，在小说中范登高不安地掩饰他的赚钱活动，诡称他的商店是合作社企业的一个部分，把他雇用的劳动力叫做他的“合伙人”。而在电影剧本中，正如吴天所指出的，范登高却在党的会议上坚决地为自己辩护。在《三里湾》里他遇上对手，一个从县城里来的党代表，他保证范登高最终被说服转变到社会主义道路上来。吴天指出，在赵树理的小说中写出了范登高确实的转变，范登高“以后愿意继续检查自己的思想”。文韬同意《三里湾》中对范登高的开脱，因为在结尾范登高“整风后便连骡子一齐入社，检查了错误批判了思想”，从一个动摇不定者转变为一个支持者。
在对待范登高的问题上，长篇小说和电影之间确有不同，但并不像电影的批评者说得那样明显和简单，而且赵树理支持电影剧本对范登高的描写：“它是一个好剧本”，“但给我的印象是好的，它使‘爱情’一部分戏比较完善了，小说中的主要人物都写出来了，而且性格也很鲜明。”赵树理想必已经意识到在《三里湾》中所描写的党的弱点屡遭批判。一位类似赵树理在40年代和50年代写农村小说的作家俞林的观点是具有代表性的：范登高的变化太突然，读者不仅想知道转变的结果，而且想知道如何转变的。“读者有理由怀疑范登高的思想是否真正解决了问题，党对他的教育是否真正取得了胜利。”不仅如此，按照俞林的观点，正面人物党支部书记金生也是软弱的。因为他批判范登高时犹豫不定，而且金生在书中只扮演了个次要角色。
在1955年—1956年对《三里湾》中范登高这个人物的非议预示了1958年对电影《花好月圆》的批判，然而这里有重要的差异。在某些方面通过使范登高更大胆更有市场和使党的好领导更软弱的改编，郭维只是夸大了类似范登高那样的堕落而引起的问题。但是，由于改动或贬低了赵树理的许多正面人物，郭维也就对原著作了本质上的改动。这样更推翻了小说中的政治合理性，因而范登高的情况将不再被认为是人民内部矛盾。作家也就当然不能用如此宽容的态度来对待这种人物。在40年代时，赵树理的作品一再描写了坚定的进步人物，正是因为这一点，使他能够以如此坦率的态度去揭示党所面临的问题而不至于冒受惩罚的风险。
进步的农民和保守的农民
在《三里湾》中范登高身上体现出的资本主义倾向有它的天然盟友，即以马家为代表的另一种落后力量。见外人就咬的狗和紧锁着的大门，显示出这一家的与世隔绝和落后守旧的特点，就像对范登高这个人物的处理一样，郭维将马家抵制进步的表现改编得更为顽固，从而更进一步地展示了由这种人物产生出来的问题。
糊涂涂体现了传统农民的志向。“他只想多积一些粮食学范登高买两头骡子，先让有余赶着跑个小买卖，以后等外边的两个儿子也回来了，家产也发展得大了，又有财产又有人，全三里湾谁也不能比马家强。”长篇小说里事态的发展引起糊涂涂再次思考，他的三个儿子最终声明他们反对单干，赞成合作社。糊涂涂逐渐地明白了由于儿子们的反对，想创建家业纯属白费力气。老两口考虑到他们的年龄，掂量了身边两个儿子的品性，他们决定与比较进步的儿子住在一起，因为他的生性比较善良。赵树理通过私人与集体利益相一致的安排，令人可信地展示了这种人物的思想转变，同时将社会主义者与善良的人相结合。
但是，郭维的剧本却没有显示出糊涂涂的思想是怎样转变的。与范登高类似，在结尾糊涂涂有一段言不由衷的讲话：“说句干嘛话！这是世道人心！谁也拦不住，毛主席说了话，共产党带了头，孩子们往前跑！咱们就得跟上！”考虑到不久以前，当他“仅仅重复别人的话”时，他的那种犹疑不定的态度，他毫无热情和低调的言辞，结尾的那段讲话似乎不符合人物性格，而且是令人啼笑皆非的。不仅如此，郭维改变了长篇小说中的两个富于政治意义的重要情节：一个是大多数农民（他们是赞成合作社的）相跟着去糊涂涂家去鼓励他，另一个是引导糊涂涂明白参加进步行列对他有利的分析过程。在电影剧本中，没有显示出郭维改造糊涂涂的必要性和方法。他使用这样的人物单单为了幽默，取代了赵树理的宣传和幽默结合的方式。
在小俊买那件命运攸关的绒衣的电影场景中，我们看到一贯正经的灵芝（在小说中她是封建思想坚定不移的对手）与落后的“能不够”一起说笑。“能不够”对年轻的“发明家”的恶意嘲笑没有得到灵芝的制止与反驳：
“小发明家？那也叫发明！当个民兵队长，鼓捣这、鼓捣那，扩社呀！开渠呀！可就是不把自格儿媳妇放在心上！瞧！俊儿买个绒衣都不敢当家。”
“不给你买呀！”范登高老婆向小俊开玩笑地说道：“你给他一个一哭二闹三上吊！”
“哎！嫂子！可不能上吊。”能不够认真地说道，“那玩意闹不好，挂上就兴下不来。就是哭，闹！”
灵芝听得哈哈大笑，问道：
“婶子！要没眼泪呐？”
“吹了灯哭哇！”……
通过轻松幽默的方式来处理这个女人的诡诈，郭维正是夸大了赵树理的原作。赵树理承认在他的小说中这样的保守人物是刻画得最生动和最有趣的。但是他不允许他的任何正面人物同这样的封建力量友善地交往。此外，在小说中从上下文来看，对年轻的“发明家”的嘲讽是毫无根据和荒谬的。郭维冲淡了政治内容。在他的笔下，马家的问题主要是个人性问题，而不是政治问题。就马有翼而言，他与家庭的分裂主要是由于青年人的个性独立的倾向，而不是因为背叛封建主义。郭维取消了灵芝和其他人物的积极作用，从而使改变那些封建意识的可能性更为减少。
赵树理在他的小说《三里湾》中描写了一群进步的年轻人来抵消那些守旧农民的影响，其中，农民小伙子满喜显然是赵树理最喜爱的人物。满喜是诚实的、勤劳的和能干的，在主持正义方面是毫无畏惧的。在村里他是得人心的，人们也很信任他。他唯一的缺点是脾气急躁（就是因为这点妨碍了他入党），但他发脾气时，总是站在正义的一边。在小说中，我们首先看到他忙于工作，为完成分配给他的任务，他情愿去耍一个计谋，利用一个老妇女的保守思想促使她加入合作社。在某些场合下，当党员不得不注意礼貌和方式时，他却能主持公道而直言不讳。在小说的结尾，我们看到他成功地揭穿了一个不诚实的马贩子。满喜的幽默感使他没有变成另外一个一本正经的党员。
郭维虽然删掉了这些主要的刻画人物性格特征的场景，但也保留了一些满喜好的特征。在小说和电影中都反映出满喜的好的方面，他主持公道（如他在马家劳动后吃不饱饭时大发牢骚），为他人着想（同意为一个声名狼藉的爱发赖的“能不够”做保人），并显示出善良的本性（当发现小俊的劳动太费力时和她对换农活）。然而，郭维也进一步发挥了满喜滑稽的一面，在电影开头，他扮演了村里的一个二傻瓜。他不知道玉生和范登高扭打的来龙去脉，也无人费心告诉他，结果他说：“花好月圆？！”“什么花好月圆？！”“啊！保密啊！哎！一阵风似的跑来了什么我也没摸着。瞧，说不定里头还有我的事哪！……”当屏幕上推出片名时，突然一声锣响，满喜吓了一跳。
当他看见小俊在和她的丈夫打架后哭泣的时候，又有个滑稽的行动，他自言自语地说：“唉！怎么搞的！这年头有媳妇的也苦恼。我这没媳妇的也苦恼！真不知道是怎么档子事儿？！这里头有学问呐！……”在小说中他是大胆的和正直的，在电影剧本里，我们看到他在马家手下受屈辱，被迫同一头毛驴并肩拉石磙，所以他变成了农民的笑柄。
在长篇小说中，满喜已经有一些滑稽的特点。当别人问到他同小俊结婚他想什么时，他笑了，说：“我又不是收破烂的。”郭维过分夸大了满喜的这一特点，从而使他的正直行为失去了意义。在电影中，人物形象的改动是明显的，包括有缺点的进步人物（满喜、姑娘玉梅、党支部书记王金生）和完美的正面人物（年轻发明家王玉生和伶俐姑娘灵芝）。不仅他们作为个人变得软弱了，而且他们集体的力量也被削弱了。在小说中，封建主义的马家由乐观的进步的王家所抗衡。电影里没有反映这个幸福的忙碌的王家和他的仁慈的家长万宝全，一个老一辈农民中的好人被删掉了。
贬低和削弱这样的进步力量并加入色情的恋爱场景，这样，从道德和政治的价值来看电影剧本和原小说的确存在很大的差异。其实，在保守农民的问题和党内的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的问题上，郭维只不过发展了在原小说中已经表现了的问题。在1953年至1954年当赵树理正写《三里湾》时，必须用新的光明的一面去抗衡生活阴暗面的描写。但在1957年就不同了，所以，郭维注重的地方正是赵树理已经试验过的党限制的界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