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树理与“赵树理方向”
赵树理是抗日民主根据地及解放区贯彻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实践文艺“工农兵方向”取得重大成就的标志性作家。他的文学创作包括有小说、戏剧、曲艺等样式，而成就高影响大的是小说。赵树理的小说创作主要有《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和《邪不压正》《福贵》《地板》《传家宝》《小经理》《孟祥英翻身》等。这些作品真实地反映了农村激烈而复杂的阶级斗争。描写了农村面貌的巨大变化，塑造了一批不断成长起来的新型农民形象。在艺术上继承和发扬了中国优良的民族传统，特别是吸收了优秀的民间文艺传统，形成了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的新颖独特的民族化、大众化风格。郭沫若评价说：“这里是一株在原野里成长起来的大树子。”茅盾赞誉为：“这是走向民族形式的一个里程碑。”
一、生平和创作道路
赵树理（1906—1970）原名赵树礼，乳名得意，曾用野小、尚在、常哉等许多笔名。
1906年9月24日出生于山西省沁水县尉迟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赵树理的祖父信奉佛教，为“三教圣道会”的信徒，他的父亲是个“万宝全”式的人物，既会各种各样的农活，又会行医看病，算命打卦。这样，赵树理从小养成行善求实的习惯，并学会了他父亲的许多“传家宝”。他空余时间常参加村里的八音会，演唱上党梆子，扮演少年英雄的角色，很快熟悉了上党梆子和各种乐器。1919年赵树理到榼山高小上学，买到由一位腐儒编写的《四书白话解说》，托名其孙子江希张著，阎锡山为此书作序。这位“江神童”是赵树理一生崇拜的第一位偶像，后来连续数年顶礼膜拜一直诵读，正如他说的他这时是个“迂腐之徒”。1925年，赵树理考入长治的山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起初仍然读着那本《四书白话解说》，并加入“太阳教”。他遵守教规行事，不吃肉，敬惜字纸。1927年4月由地下党员常文郁、王春介绍赵树理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始接受新思想、新文化、新文学，并积极参加革命斗争，发动学生驱逐校长。赵树理参与起草宣言，并在全校大会上讲话。以上是赵树理人生道路的思想启蒙时期。这一时期，赵树理政治上由一个“迂腐之徒”转变成一个共产党员革命者，思想上由唯心主义的佛教信仰转变为唯物主义的新思想。文学方面，从“初级语言学校”到开始接触“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作品及部分外国文学作品。对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927年“四一二政变”以后，次年春天，阎锡山在山西实行白色恐怖，进行清党，地下党员常文郁被捕，赵树理逃离学校，到阳城的大山上避难。1929年春天，赵树理在沁水城关教书时被捕，关押在国民党山西省党部的“自新院”十四个月。1930年获释后到抗战爆发，生活无着，长年流浪于太原、沁水及开封等地，曾两次在沁水和太谷县的高小里任教，还当过录事、店员、差役等。在此间开始了他的创作生涯。“自新院”期间奉命写了一些小说、杂文，刊登于《自新月刊》上，1930年12月写出七言旧体诗《打卦歌》发表于《北平晨报》上。《悔》和《白马的故事》有明显的学生腔，存在着严重的欧化倾向。《打卦歌》为尝试旧体诗的难易而作，显然有追求旧格律的痕迹。此时的赵树理认为一个人应该“为艺术而生，为艺术而死”。1932年赵树理发表长诗《歌生》标志他的创作开始转向大众化、口语化。接着1933年发表中篇小说《有个人》，1934年发表长篇小说《盘龙峪》。仅从能看到《盘龙峪》的部分章节看，赵树理的大众风格已基本形成，赵树理说：“我有意识地使通俗化为革命服务萌芽于1934年。”他确实已“有意识”提出“夺取封建文化阵地”的口号，立下“宏誓大愿”，不做“文坛文学家”，“只想上‘文摊’，写些小本子去赶庙会”显然这是30年代初期左翼文艺运动提倡文艺大众化影响下在山西结出的硕果。从20年代后期到抗战爆发，赵树理先后在太原和北平一些报纸上，发表大约二三十万字各种形式的作品。以上这一时期为赵树理的“像萍草一样漂泊”的时期。这一时期，赵树理在政治上曾被国民党逮捕，戴一顶“囚犯”的帽子，隐姓埋名流浪四方，同中国共产党的组织脱离关系。在思想上对共产主义信仰没有改变，但也有过苦闷与彷徨。在文学方面，由信奉“艺术至上主义”转变为致力于“文摊文学”为革命服务，有较强的功利主义倾向。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赵树理由太原回到家乡，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牺盟会，并于同年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期在太行山抗日根据地从事抗日宣传工作，他当过抗日政府的民宣科长，负责戏剧运动，先后创作改编过好几个剧本。1939年后历任《黄河日报》《抗战生活》《中国人》等报纸杂志的编辑。几年间，写了许多通俗的小说、诗歌、小戏、曲艺、杂感等。1938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作了《论新阶段》的报告，提出要努力创造真正“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的作品。对此，太行区党组织曾作了广泛的宣传和贯彻。1941年太行区召开五百人参加的文化人座谈会，专门讨论加强革命文化宣传的极端必要性，赵树理显然受到《论新阶段》的鼓舞，在会上发言“证实大众化的迫切需要”，并发起成立“通俗化研究会”倡导通俗化、大众化的文学。1942年赵树理被调往北方局党校调查研究室专事文化普及工作，特别是1942年的文艺整风运动，给赵树理以巨大鼓舞，他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批准了”他的大众化方向。1943年5月，赵树理创作了短篇小说《小二黑结婚》，立即引起极大的轰动。接着又创作了中篇小说《李有才板话》，深刻描写了抗日根据地的政权建设和减租减息的斗争，被誉为20世纪40年代解放区文艺的代表作。1944年赵树理被调到华北新华书店任编辑，除文学创作外，主要精力从事文化普及工作，积极帮助农村剧团开展剧运。1945年参加《新大众》杂志（后改为报纸）的编辑工作。1947年7月2，晋冀鲁豫边区文联召开文艺座谈会讨论赵树理的文学创作。大家认为赵树理的创作精神及其成果，实应为边区文艺工作实践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具体方向。陈荒煤根据与会者的讨论和一致意见，提出了“向赵树理方向迈进”，“作为边区文艺界开展创作运动的一个号召”。此后，赵树理于1949年创作了长篇小说《李家庄的变迁》，通过晋东南一个村庄的各类人物的不同命运，以更大规模反映了从辛亥革命后到抗战胜利，山西农村的历史变迁。同时他还创作了《孟祥英翻身》《福贵》《地板》《邪不压正》等短篇小说，反映解放区的新生活、新人物、新风貌及出现的新问题。在这一阶段赵树理还创作了《韩玉娘》《邺宫图》《万象楼》等戏剧作品和一些曲艺作品。以上这一时期，是赵树理得心应手实践“文艺工农兵方向”的时期。这一时期，在政治上，赵树理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参加革命工作，成为一名革命文艺工作者；在思想上，坚信共产主义的理想，完成了世界观的转变；在文学方面，全力实践“工农兵方向”的文学观。这一时期，是赵树理一生创作中最辉煌的时期，他多少年梦寐以求的宏誓大愿，得到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批准”，在解放区热切呼唤民族化大众化的土壤中生根、开花、结果，开创了中国新文学史的新纪元。
从赵树理的创作活动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始终保持农民朴素气质的作家，在中国20世纪前半叶的新文学运动中，像赵树理那样深刻地熟悉、理解农民，而且始终如一地充满激情，真实而鲜明地刻画了各种类型农民典型形象的作家是绝无仅有的。事实证明，他始终坚持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他是一个踏踏实实践行毛泽东文艺思想并取得标志性成就的作家。
建国以后，赵树理随《新大众》编辑部进入北平。《新大众》改编为《工人日报》，他任第一任社长。他倡议成立了“北京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主办《说说唱唱》。还担任过文化部的曲艺处长。开展轰轰烈烈的大众文艺运动。创作了长篇小说《三里湾》和短篇小说《登记》《“锻炼，锻炼”》《套不住的手》《实干家潘永福》等，创作了戏剧《三关排宴》《十里店》，鼓词《石不烂赶车》等作品。赵树理坚定不移地向着文艺民族化、大众化的方向前行。直到“文化大革命”，受到迫害，于1970年9月23日被摧残致死。
二、“赵树理方向”再思考
为了贯彻落实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推动解放区文学运动，解放区的文艺理论工作者提出了“向赵树理方向迈进”的口号。1947年7月25日至8月10日，晋冀鲁豫边区文联根据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宣传部指示，召开文艺座谈会讨论赵树理的文学创作。参加会议的有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的负责人、晋冀鲁豫文联、太行文联、华北新华书店、《人民日报》等单位的文艺工作者。座谈会认真讨论了赵树理的创作，“大家实事求是地研究作品，结合赵树理创作过程、创作方法的自述，参照郭沫若、茅盾、周扬等人对赵树理文学创作的评价，经过热烈讨论，最后获得一致意见，认为赵树理的创作精神及其成果，实应为边区文艺工作实践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具体方向”。会上，陈荒煤根据与会者的讨论和一致意见，提出了“向赵树理方向迈进”，“作为边区文艺界开展创作运动的一个号召”。陈荒煤对赵树理的文学创作的特点作了认真分析总结：第一，作品政治很强；第二，选择了活在群众口头的语言，创造了生动活泼的，为广大群众所欢迎的民族新形式；第三，真正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具有高度的革命功利主义和埋头长期苦干、实事求是的精神。陈荒煤代表与会者号召边区文艺工作者“向赵树理同志学习，走赵树理方向”。“赵树理方向”的提出，进一步推动了工农兵文学向前迈进，在解放区文学运动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对以后中国新文学发展无疑产生了重大影响。
上个世纪80年代初，在“重写文学史”的思潮中，一些学者对此前的一些重要文学现象进行反思，其中就包括对“赵树理方向”提出了质疑，代表性的是戴光中的《关于“赵树理方向”的再认识》一文。戴光中在分析了赵树理所坚持的“问题小说论”与“民间文艺正统论”之后，认为不宜把“赵树理方向”作为新文学的“方向”，这引起学界的争议。陈荒煤在1983年8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向赵树理的创作方向迈进》，提出：“我们反映新农村，就需要赵树理这样的作家，需要许多许多新的赵树理。在这个意义上讲，我觉得，向赵树理创作方向迈进，还值得大大提倡一下。”
那么如何看待“赵树理方向”呢？温儒敏、赵祖谟主编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专题研究》提出：“‘赵树理方向’是依照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想象’的结果。一方面肯定了赵树理小说创作中许多值得肯定的东西，另一方面对赵树理小说的丰富内涵作了简单化的描述，遮蔽了其中许多有价值的东西，同时也掩盖了赵树理小说创作、文学观念上某些带有根本性的局限，它是为了显示《讲话》后解放区的文学实绩进而为全国解放后实行文学规范所采取的一个策略。这是一个关于赵树理的‘故事’。在这个‘故事’的讲述中，突出了民间文化正统论者赵树理与中国共产党主流意识形态及文学主张相适应的一面，忽略了二者之间的差异。在当时，无论‘方向’的构建者还是赵树理本人可能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从而伏下了建国后赵树理‘危机’的因子。”这样的思考，是耐人寻味的。
2010年5月
赵树理的小说创作观
赵树理如同他创作有小说、戏剧、诗歌和曲艺等作品一样，他有许多相关小说、戏剧、诗歌和曲艺等创作的文艺主张的论述，形成了系统完整的文艺思想。这里仅就小说创作，从深入生活、问题小说和通俗化大众化三个方面谈谈赵树理的小说创作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