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社会主义文学从沉重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赵树理恢复了名誉，这个流派也恢复了生机，进入复兴和发展时期，历尽坎坷波折惨遭“四人帮”劫难的“山药蛋派”作家们，重新拿起笔，投入新的时代洪流，他们随着改革开放的形势，社会前进的步伐，生活奏响的旋律，总结发展原有的文学主张和流派特色并加以创新。他们创作出了一批全国瞩目的优秀作品。马烽有《伍二四十五纪要》《结婚现场会》《葫芦沟今昔》等多篇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玉龙村纪事》。其中《结婚现场会》获1980年度全国优秀小说奖、《葫芦沟今昔》获1987年—1988年全国优秀中短篇小说奖。马烽的作品基本上保持了50年代的艺术风格，结构匀称严谨，格调清新明快，情节跌宕起伏，语言幽默风趣。西戎发表有《春牛妈》《赵庄闹水》《在住招待所的日子里》等短篇小说，他怀着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对现实生活作出深沉的思考，体现了“山药蛋派”作家的创作特点。“山药蛋派”的骨干作家胡正，在新时期创作量不算大，发表了《几度元宵》《重阳风雨》，突破了“从头说起，平铺直叙”的格式，故事情节错落有致，脉络清晰，具有回肠荡气之力，塑造人物形象，强化了心理描写，将人物的心理同故事发展的线索密切结合起来。语言格调明显地加强了思辨色彩。束为新时期投入精力较多、影响较大的是散文创作。在近十年的时间里，发表了《吕梁小夜曲》《到吕梁山去》《桥儿沟风情》等二十余篇散文。其中以回忆当年参加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所见所闻为主，不注重事情的来龙去脉，而是选择一个小场景或小事件，把人生与大自然融为一体，抒发情感，达到了诗情画意的优美境界。
“山药蛋派”第一代作家中马烽、孙谦的电影创作是新时期文坛一道显亮的风景线。马烽和孙谦坚持写农民、为农民写的基本创作原则投入很大精力创作电影文学剧本，目的是让更多的农民群众获得电影艺术享受。十余年中，他俩合作一共创作六部电影文学剧本。即《高山流水》《新来的县委书记》（又名《泪痕》）《几度风雪几度春》《咱们的退伍兵》《山村锣鼓》《黄土坡的婆姨们》。其中《高山流水》和《几度风雪几度春》因故未拍成影片，其余四部与观众见面后，获得好评。《泪痕》获文化部1979年优秀影片奖和第三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咱们的退伍兵》获第六届中国电影“金鸡奖”特别奖、第九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广播电影电视部1985年影片奖，第二届“解放军文艺奖”和上海电影制片厂“小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最佳编剧奖等许多荣誉。马烽和孙谦的这些电影文学剧本，选择各种不同生活片断，以黄土高原的农村为背景，勾勒出了60年代至80年代中国农村发展的大致轮廓，每一部作品又相对集中地表现一个较为广阔而重大的社会问题，在电影艺术方面更臻完善。
“山药蛋派”的第二代作家进入新时期，以饱满的热情、昂扬的士气继续在熟悉的黄土地上耕耘，艺术上刻意创新。他们创作出大量作品。韩文洲共发表短篇小说十余篇，中篇小说《雪》《霜》《露》等多篇，长篇小说《五女传》以及多篇散文与诗歌，他的文学创作特别是小说创作，在继续保持原有创作特色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发展变化，扩大题材范围，更注重普通人的命运。义夫的创作成就，更显示出旺盛的艺术生命力。他先后发表《花花牛》《作家》《演员》等数十个短篇小说，其中，《花花牛》获《山西文学》优秀小说奖，《老古学歪记》获山西省首届赵树理文学奖短篇小说三等奖。多篇小说被其他刊物转载。义夫的小说闪烁着艺术灵性的火花，给人以一种鲜活感和逼真感。刘德怀曾经十年“文革”的折磨，但很快就精神焕发，重新上阵，连续写出长篇小说《山花烂漫》、中篇小说《果园飘香》以及《锣鼓声声》等短篇小说。杨茂林这一阶段的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酒醉方醒》《夜来香》等、长篇小说《冷月无声》（与人合作），他的短篇小说《酒醉方醒》获《汾水》优秀短篇小说一等奖，山西赵树理文学二等奖。谢俊杰是第二代“山药蛋派”作家中在新时期较活跃和取得较大成就者。他在新时期创作了大量小说，纵览他的作品，突出强调作家的忧患意识，更多关注道德和伦理的题材，更富有审美创造激情，他创作出的以《悠悠桃河》为代表的“桃河系列”作品，取得了艺术探索的新成就，全国多家报刊转载，产生较大影响。
综上所述，如果说40年代是“山药蛋派”的形成期，50年代至60年代是“山药蛋派”的成熟期，新时期是她的复兴发展期，而“十年动乱”时期则是“山药蛋派”遭受打击破坏的时期。
“山药蛋派”作家，紧随中国新文学发展的大军，长期蹒跚于现实主义的征途之上，走过漫长而坎坷的创作旅程，几经升沉起伏，铸就了历史的辉煌。
三、审美品格
“山药蛋派”从20世纪40年代产生与形成到50年代至60年代前期的成熟与发展，途径“十年动乱”的沉重打击，然后到新时期的复兴，经风雨沧桑，历半个多世纪，作为文学流派的整体形象塑造，时间之长，作家之众，影响之大，在中国新文学史上真谓可圈可点，十分少见。
“山药蛋派”有强大的作家阵容。赵树理是该派的鼻祖、主帅。马烽、西戎、孙谦、束为、胡正以及李古北、刘江等人为第一代作家，韩文洲、李逸民、义夫、刘德怀、杨茂林、谢俊杰、草章等人为第二代作家。该派作家中，赵树理、马烽等作家的成就蜚声海内外文坛。相比较而言，“山药蛋派”的第二代作家，既少赵树理“五四”理性的熏陶、民间文艺的浸染，又未能很好把握“延安精神”的真谛，模仿意识浓而创新思想淡。因此，他们的成就受到一定的局限，当然，像韩文洲等作家在前十七年和谢俊杰等人于新时期的文坛都产生了一定影响。这是应该肯定的。
“山药蛋派”的主帅赵树理及第一代作家在相同的自然地域、政治制度、文化语境、相似的出身、经历、相近的文学思想、审美理想和创作实践，使他们形成了文学流派的共同审美品格。“山药蛋派”第二代作家，虽然同第一代作家存在“代沟”差异，但他们是在老一代作家培养影响下开始创作，认同并跟随老作家的创作道路走上文坛，第二代作家有同老作家相似的审美取向。因此，可以说，“山药蛋派”作家形成了大体上相近、相似或相仿的审美品格。
（一）“为农民服务”的“以人为本”的创作宗旨。
“山药蛋派”作家大都在不同场合、不同文章中多次表示，他们的文学作品是“为农民服务”的。赵树理在《随〈下乡集〉寄给农村读者》中说：“我是农村出身，是在华北的太行山长大的。我每逢写作的时候，总不会忘记我的作品是给农村的读者读的”。他还说，他的作品是让识字的农民看懂，不识字的农民听懂。他一生的奋斗目标是拆文坛铺“地摊”。马烽在《中国农民与文学作品》中说：“我写作，心目中的读者对象就是中国农民及农村干部，至于其他读者喜欢不喜欢，我不管。”西戎、束为、孙谦、胡正许多作家都有相同的表述。“为农民服务”是该派的创作宗旨是确信无疑的。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大都提倡“问题小说”。赵树理在《也算经验》一文中谈到创作主题的形成过程时，强调说：“我在做群众工作的过程中，遇到非解决不可而又不是轻易能解决了的问题，往往就变成所要写的主题。”这段话说明：第一，他的小说的主题都是从生活中来的，这一点决定了作品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和指导作用。第二，既是由农村工作中“非解决不可而又不是轻易能解决了的问题”引起创作冲动，那作品中所写的必然是重要或比较重大的生活现象。这一点决定作品有较高的社会价值。第三，为了解决问题，作家就需把自己的观点艺术地表达出来，这又决定了作品的功利性和审美价值。赵树理的作品是“问题小说”，他自己做过详尽的举例说明。
“山药蛋派”的其他作家的作品也大都如此。马烽1951年为了宣传《婚姻法》写了《结婚》，1954年大办农业社写了《孙老大单干》，为了动员中学毕业生回乡务农，创作了《韩梅梅》。再如束为的《于得水饭碗》提出了一个地道的老农民如何把饭碗端下去的问题。胡正新时期写的《那是一只猫》是为了揭露讽刺官场的时弊。
赵树理极力提倡“问题小说”“劝人文学”以及“扎火针”的戏剧创作观。马烽等人则提出“新、短、通”的文学主张。他们总是在群众斗争的洪流中，在农村各种复杂错综的矛盾纠葛中，通过自己的生活感受，透过大量的现象，抓住重大问题，洞察社会本质，把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变成作家自己的审美判断和审美理想，并用艺术形象表现出来，起到积极的社会效益。
更应该引起关注的是“山药蛋派”作家在提倡“问题小说”“劝人文学”的背后是以农民为本位的“人本主义”的创作宗旨。这是“为农民服务”的质点所在。1941年，赵树理在一篇短文中说：“人总是人，能给自己的生活做得了主，活着才有意思。”这是他人本主义哲学观的高度概括。赵树理的创作根本上是为了人的幸福、自由和尊严。董大中认为赵树理40年代所写的各种作品，无不是对他周围的人所具有的自由、幸福和尊严的热情歌颂。根据地实行减租减息（后来是土地改革），限制地主剥削，使劳动人民在物质生活上有很大改善，铁牛变成了福贵和秋生，他们直起了腰，既有做人的兴致，也有做人的自豪。阎家山的青年们，不仅争得了自由和幸福（当然是低标准的），民主意识也大为高扬。他们居然蔑视“老村长”阎恒元对村干部候选人的安排，而从自己人中选村干部。40年代初，赵树理写了《根据地怎样实行民主》《创举》等几篇文章，对当时实行民主政治极为赞扬，《李有才板话》便是对这一新生事物的形象化描写。再如写妇女解放的《孟祥英翻身》《传家宝》，写恋爱自由婚姻自主的《小二黑结婚》等，这些作品的母题是相同的。
笔者曾撰文阐述赵树理戏剧创作审美意蕴的三个层面，即政治层面、伦理层面和人性层面。认为赵树理的部分剧作的审美意蕴深入到人性层面。人性是指超越于人的政治性和伦理性的人类共性，它具有更大的稳固性，是文艺创作的永恒主题，剧作的审美意蕴的人性层面决定其审美价值的时空效应。赵树理剧作的人性层面，表现为逾越政治性和伦理性层面上对人、家庭、群众命运的深沉思索。《邺官图》中描写李宏一家的不幸遭遇：李宏的母亲被监工头杀害，贝丘户曹把李宏的儿子活活摔死，李宏的妻子被暴君石虎部下所掳。赵树理把李宏一家的命运、农民的群体命运和整个民族的前途融为一体，使审美题旨上升到人类生存价值的深层思考。《开渠》张扬了人的主体价值，坚定了人类的生存乐观的信念，《十里店》中引起了审美主体人性层次的同情、怜悯与沉思。这些作品足见赵树理文学创作以人为本的思想之光。
“以人为本”的思想也是马烽、孙谦新时期创作的电影剧作获得成功的根本所在。这也是笔者所坚持的观点。县委书记朱克实在危急关头到地委、省委为民请命；云务本时刻想着“农民吃什么，穿什么”；方二虎带领农民走共同富裕的道路；这些都突出地体现出作家的人本意识。论者一般提到的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带领农民走共同富裕道路的观点，归根到底其核心也在于“人本意识”。新时期谢俊杰的《悠悠桃河》系列作品之所以引起较大反响，原因也在于此。
（二）革命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
“山药蛋流派”的作家一贯坚持革命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忠实于农村现实的生活实际，忠实于作家的真实感觉。这个群体的作家都有自己创作的生活“根据地”，在自己的“基地”就好像在自己的家一样熟悉每一个人、每一件事、每一间房、每一垅地，当地的老百姓把他们也视为亲人，无拘无束。他们把深入农村叫做“泡”，把体察农民叫做“共事”。他们始终强调真正的深入生活，反对“走马观花”和“下马观花”，提倡做生活的主人与“局内人”，在思想感情上和农民打成一片，在共同的生活和奋斗中熟悉农民、了解农民，做农民的知心朋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