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树理短篇小说创作中有一部分内容是描写农村新政权建立后出现的新问题、新课题以及由此带来的种种新旧交替的变化。《传家宝》和《小经理》是这方面的主要作品。《小经理》是描写农村合作社事业的。小说中所描写的小经理三喜，在党领导群众斗垮了利用合作社经理的职权暗放高利贷的张太以后，初做经理的他总是怕使用不了王忠，因为王忠是张太的“忠臣”，加之他又不懂经营，不想担这个担子，后来终于勤学苦练，成了经营的行家，并改造了王忠。作者通过这个小合作社的经营管理问题，反映党领导农民取得政权后，面临培养自己的专门人才和改造旧知识分子的任务。《传家宝》反映的是解放区农村中，随着新的制度的建立和新经济的发展，束缚着人们意识的旧观念与旧偏见也逐渐要被新的观念与新的要求所代替。这种新与旧的矛盾冲突，集中反映在李成这个平凡的家庭里。这是一个农村中的进步家庭，全家只有三口人，李成娘是一个勤俭持家的好母亲。作品主要描写李成娘与金桂婆媳之间的矛盾，其原因除李成娘仍然存在着对儿媳妇的旧观念之外，主要因为对如何持家发生了严重分歧。李成娘要把自己过去的一套持家办法作为“传家宝”传下去，而金桂却坚决不接受，她要求一种与新社会相适应的家庭生活方式。这篇小说通过描写家庭生活，反映解放区农村的新矛盾、新风貌与新变化，包含着深层的历史意蕴。此外，赵树理还创作有《孟祥英翻身》《催粮差》《田寡妇看瓜》等短篇小说。这些短篇小说汇同《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和《李家庄的变迁》形成了作家独特新颖的小说创作风格，奠定了赵树理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二、丁玲、周立波、孙犁等的小说创作
丁玲因参加左翼文学运动而在1933年遭到国民党当局的秘密逮捕，重获自由后，她于1936年冬辗转来到解放区，受到了毛泽东等人的热烈欢迎。初到解放区，她表现了由衷的喜悦与兴奋，写出了具有社会批判意识和个性启蒙色彩的作品《我在霞村的时候》《在医院中》和《夜》等，引起了根据地文艺界的极大关注。《我在霞村的时候》一扫传统观念的偏见，把爱投向了遭受种种不公平待遇和精神折磨的贞贞，而把批判的锋芒指向了对贞贞非难歧视的乡邻和革命队伍内部的一些麻木不仁的人。《在医院中》，丁玲大胆赞扬了女医生陆萍同小生产者习气的斗争精神，艺术地揭示了小生产者愚昧、保守的思想作风对创造精神的扼杀。这反映了她对解放区社会生活的一种看法，正如她在同一时期写的《我们需要杂文》中强调的：“即使在进步的地方，有了初步的民主，然而这里仍然需要督促、监视，中国所有的几千年来的根深蒂固的封建恶习，是不容易铲除的，而所谓进步的地方，又非从天而降，它与中国的旧社会是相连结着的。”
在延安文艺整风中，丁玲和她一些作品受到了批评，她开始努力改造自己，这成了她后来创作风格转变的一个契机。1946年7月，丁玲参加了晋察冀土地改革工作团，到河北涿鹿县温家屯，同年冬又加入华北联合大学土改工作队，在束鹿县生活了一个时期。1948年初，她又到石家庄近郊参加了土地平分工作。《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就是作家根据多次参加土改运动获取的素材而创作的。这部小说获得了1951年度斯大林文学奖二等奖。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原计划写三个部分：第一是斗争，第二是分地，第三是参军。这个计划虽然没有完成，但就已完成的部分看，结构完整，人物生动活泼，主题清晰明确，反映出了农村斗争的某些本质方面，已经是一部独立的长篇。作品以华北一个叫暖水屯的村子为背景，真实生动反映了农村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揭示出各个阶级不同的精神状态，并且展现了中国农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走向光明的前途。小说成功地塑造了张裕民、程仁等一系列真实可信的农民形象。这部小说的正面人物如张裕民、程仁等并不那么“高大”，甚至有的论者认为作品对他们“行动的积极性”表现不够。然而不能否认，其中的正面人物都写得相当真实，使读者感到可信，可亲。从实际生活出发，把人物放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和斗争环境中加以分析，既努力发掘他们要求翻身、敢于革命的本质，又注意到千百年来封建生产关系在他们身上产生的影响，这说明丁玲没有拔高人物，而是在歌颂他们斗争精神的同时也不掩饰他们存在的弱点、缺点，把他们写成是成长中的英雄人物。作者刻画的人物形象，大多是性格鲜明的，如勇敢坚决略带一点鲁莽的积极分子刘满，干脆利落的妇联主任董桂花，泼辣能干的羊倌女人周月英等。不同人物之间，形成了一种对应关系，如写黑妮是为了说明钱文贵的阴险，当然也为了表现程仁的思想矛盾；写李子俊是为了突出钱文忠；写刘教员是为了反衬任国忠；任国忠、白娘娘的表现，则表明了封建统治具有深广的社会基础，说明了土改斗争牵动社会面的深广。作者通过这些人物展示社会关系的复杂，表现土改斗争的曲折艰难。作品总体上表现了这样一个主题：土地改革是一场伟大的群众运动，它不但以极大的威力改变了中国农村几千年的秩序，而且深入人心，对人们的思想、性格的变化发生了直接的影响。与其他反映土改斗争的作品相比，《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之成就高出一筹，一个重要的原因即在于此。
丁玲的可贵之处还在于，她在努力追随时代脚步的同时，并没有放弃个人的艺术追求。她主张情感上向大众靠拢、语言上向大众学习，但又注重作家在创作中自我创造的独立性和深远的使命感。《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表现了作家非常熟悉农村社会与土改运动，对农民生存状态与心理状态体察入微，较好地反映特定时期民族的生存样态。在叙事形式上，结构的明了性、描述的清晰性、人物语言的农民口语化等方面向传统文学民间文学学习借鉴是显而易见的；同时，作品里保留了她所擅长的心理剖析的特色，并在工农兵方向上发展了自己的这种创作个性。
这里需要关注丁玲文学创作的转型，这是丁玲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它有利于了解丁玲在不同阶段的文学思想、创作实践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一种思路，是以丁玲某个阶段的创作转型为研究对象，如认为丁玲在“左联”时期，从创作倾向、题材、主题和风格发生了全面转变，实现了其创作向革命文学的转型。转型后的创作得失兼具，瑕瑜互见：题材的拓展与主题的肤浅同在；人物的多样与形象的苍白同在；艺术风格的转换与断裂同在。有的学者则认为：“丁玲自文艺整风后，从一个善于以‘性别与政治’写作的作家彻底转变成为符合主流意识形态创作的文艺工作者。《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是她转型后的代表性作品，被誉为具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艺’最根本的特征。丁玲对小说中人物性格的塑造和评判，是按照党的政策思想、阶级成分、政治态度等来分门别类、加工构造。不过，丁玲在遵循特定的理念框架时，在农民文化心理和农村生活气息的真实传达上，仍体现出自己鲜明的审美追求。”有的研究者还从作家创作转向的路径、艺术呈现，以及作家转向的多重原因等方面研究丁玲延安时期文学创作的转向。
另一种思路是把丁玲的文学创作整体的转型作为研究对象，如认为丁玲创作转型的精神悲剧是个性主义的松动与式微：“丁玲是五四的女儿，是鲁迅的精神传人，她的性格与精神核心是坚守自我，追求自由，是以人的解放为前导的个性主义，这也正是她投身革命的思想基础，但延安整风特别是审干、抢救运动开始后情况则发生了变化，她头脑中的个性主义发生了松动，产生了一定的量变，特别是1957年以后二十余年的流囚生涯，对她的性格、思想与精神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那个坚守自我、执著追求的五四女儿已经大大地失去了昔日照人的光彩。这是丁玲的悲剧，更是时代的悲剧，中华民族的悲剧。”对丁玲文学创作转型的研究，从不同视角、不同层面可能会有不同的思考和结论，这些研究将会逐步逼近一个真实的丁玲及其文学创作。
周立波（1908—1979），湖南益阳人。30年代在上海参加左翼文学活动和从事翻译工作。抗战爆发后奔赴抗日前线，写有《晋察冀边区印象记》。1940年到延安“鲁艺”任教。周立波同丁玲一样，也是经过延安文艺整风运动，进行思想改造，投入工农兵文学运动的。他于1946年10月到东北北海参加土地改革，此后又先后到五常、拉林、苇河、呼兰等县搜集创作素材，1948年创作了《暴风骤雨》，获得1951年度斯大林文学奖三等奖。
《暴风骤雨》讲述的是以东北地区松花江畔上一个叫元茂屯的村子为背景的一场土地改革运动。与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相比，《暴风骤雨》的人物和情节都比较单纯，然而反映土改斗争的规模比较大，过程比较完整。作品从工作组进村掀起土改斗争写起，除了写斗争恶霸地主外，还写了土改复查，分土地，挖浮财，起枪支，打土匪，一直到最后掀起参军热潮。周立波是一位致力于充分发掘农民优秀品德的作家。他把发掘农民这种崇高的品德，视为作家的使命。小说成功地塑造了赵玉林、郭全海等贫苦农民形象。小说第一部的中心人物是农会主任赵玉林，他苦大仇深，性格倔强，一直保持着穷人的骨气和劳动者的尊严。作品开始紧紧抓住“赵光腚”的外号由来，追述他一家在韩老六和日伪反动势力互相勾结，残酷压迫下的悲惨遭遇。他曾受到日本帝国主义和恶霸韩老六的双重压迫，老母饿死，妻子讨饭，全家三口露着腚，可他人穷志不穷，遭受再多再大的打击也不掉一滴泪。同时他又敢于斗争，在土改运动中，他没有过多的犹豫和胆怯，义无反顾地走在斗地主、打土匪的最前头。在分配财物时，他又一心为公，决不计较个人利益。他朴实、勤劳、倔强，是那种受压迫最深、对敌人的仇恨最大，因之革命性也最强的贫苦农民的典型。不幸的是他在一次与土匪的战斗中牺牲了。小说第二部的主人公是郭全海。作品通过分马、参军等几个典型事例写他精明能干、机灵正派、大公无私的高贵品质和忠于人民革命事业的传统美德。他作为承继赵玉林的未竟事业的主要人物，在过去漫长的苦难岁月中受尽压迫的阶级地位，父子两代的血海深仇，决定了他的革命的坚定性。他在斗争中逐渐学会了走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培养、锻炼了他的组织领导才能。例如，在斗争狡猾、毒辣的地主杜善人时，他表现了“勇敢精明，大胆卓识”的才干，及时地识破了敌人的阴谋，并引导群众控诉了杜善人的罪行，大大激起群众的愤怒和仇恨，从而保证了斗争的胜利。
《暴风骤雨》包含了一种契诃夫式的诙谐幽默，但给人更强烈的感觉是他对文学民族化、大众化的探索，对于农民语言的创造性地运用。小说按事件发生和发展的前后次序来写，线索单纯、结构紧凑；叙事脉络清晰，详略得当。同时采用传统的艺术手法，通过人物的行动和言谈表现性格，把人物放在剧烈的斗争中和多方面的关系中，特别注意抓住一些具体的情节、事件，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揭示人物的命运。小说中广泛采用东北方言和俚语，人物语言富于地方色彩，既富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又塑造出亲切感人、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
孙犁（1913—2007），原名孙树勋，河北安平人。1938年春在家乡投身抗战，长期在晋察冀根据地工作，被誉为“荷花淀派”的创始人。他的作品有短篇小说集《芦花荡》《荷花淀》《嘱咐》《采蒲台》等。小说大多以冀中平原为背景，描写抗日根据地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行笔清新明快，充满诗情画意，洋溢着积极乐观的情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