舅舅当年就读于清华大学。和当年的许多热血青年一样，忧国忧民，“一二·九”运动时，舅舅是著名的一百零八将之一。其中有个叫蒋南翔的，是这场运动的主要领导人，后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高教部长。舅舅在那以后走了完全不同的道路。他先是去了法国，回国后到了国统区。他想用自己的知识和技术报效祖国。可是，那时候的祖国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代表祖国的政府是国民党反动政府，报效这样的政府，无疑为他后来的悲剧埋下了祸根。
新中国建立后，百废待兴，急需建设人才，他也因此获得了新生。他先被第一机械部留用，任副总工程师。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后，他主动要求到基层，投入到火热的社会主义建设热潮中去。他举家离开北京来到省城。之所以选择来这儿，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大姨在省里，她也主张舅舅来这儿，此时二姨也已经来了，全家团聚，实为幸事。另一方面省城正好有一项苏联援建的大型机械项目，这正是舅舅的专业。这是全国最大的机械制造厂，从破土动工到建成投产，舅舅参加了全过程。建成投产后，舅舅任工厂副总工程师，负责全厂的技术工作。他始终和工人师傅们生活工作在一起，协助苏联专家解决了不少技术难题，受到机械工业部领导的多次表扬。他把这一切看作是新生的起点，愿意将所有的光和热，甚至生命，献给新生的共和国。他的赤诚，是发自内心的，是不留一点余地的。
舅母来到省城后，被安排在这座综合大学附属中学任教，还兼任一个班的班主任。和丈夫一样，能为共和国贡献力量，感到自豪和幸福。为了能让学生更多地理解社会，了解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的伟大成就，培养学生爱劳动，爱人民的精神，她经常带领学生到舅舅工作的工厂去参观，去劳动，去向工人阶级学习。
那是个春暖花开的季节。可是，北方的春天常有寒流。一个星期天，舅母又带领全班同学去那家工厂参观。昨天还好好的，今天天气突然阴了下来，刮起了西北风。寒风卷着尘土，整个城市灰蒙蒙的，但这丝毫没有影响到同学们的情绪。当然，也不会影响到舅母的愉快心情。前些日子，她从舅舅嘴里得知，工厂从苏联老大哥那里引进了一台最先进，功能最大的空气锤。这台设备的引进，使我国的机械制造工业水平上了一个新台阶。舅母听了很是激动，决定带领同学们去参观这台设备，以此激发学生们的学习热情，长大了为祖国制造出世界一流的设备。望着那台庞然大物，大家十分感叹和惊奇。但光看那个不运转的机器，着实让人不过瘾。这时，舅舅来了，舅母代表学生提出想看看机器运转起来是个啥样子，学生们顿即响起暴风雨般的掌声。目睹此情，对操作气锤并不生疏的舅舅丝毫没有犹豫，戴上帆布手套，按动电钮，抄起足有几十斤重的铁钳，随便夹上一块硬度适中、无损气锤的待加工件，空气锤就起动了。好家伙，锤起像刮风，锤落如闷雷，好不威风，同学们欢呼道：“真凶！好厉害！”舅舅又顺手从衣兜里掏出一颗带皮的花生米，往锤座上一放，锤起锤落，一颗花生皮粒当即分家，同学们又都伸长舌头叫道：“呀！真妙！”
第二天，舅母给同学们出了一道作文题，让写出昨天到工厂的观后感。一连几天，舅舅没有回家。舅舅几天不回家是经常的事，舅母并没有在意。半个月过去了，舅舅仍然没有回来。舅母犯了嘀咕，但仍然没有太在意。一个月过去了，舅舅还是没有回家，舅母心里不安起来。如果是出差，应该回家拿点衣物，或者打个电话告诉一声，这样无声无息一个月不照面，过去还从来没有过。她决定去厂里看个究竟。本想是利用星期天去的。可星期六早晨一到学校，校长就把她叫了去，并通知她，从今天起，班主任工作由别的老师接替，所代的课也不用上了，让她马上交接，并接受组织审查。
开始，她以为学校对她有新的安排，当终于明白了校长的意思后，几乎当场晕了过去。晴天霹雳，这个词用在她当时的感觉上，一点也不过分。她已经没有力气走出校长室，是别的老师把她送回家的。从此，她再没能从床上爬起来。
公安局的人来过几次，要她交代是如何和丈夫密谋破坏机器设备的。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无法理解公安局的人为什么会提出犹如天方夜谭似的问题。后来，她终于知道了事情的原委。
原来那天参观过后，有一个操作工人无意中发现汽缸出现裂纹，没有几天，裂纹扩大，导致设备终于停止运转。前面说了，这台设备是当时国内唯一的最大马力的设备，代表着国家机器制造业的水平，它出了事，一致的结论是：这是阶级敌人的有意破坏。一小撮躲在阴暗角落里的阶级敌人，看到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蒸蒸日上，气得要命，于是采取各种手段来加以破坏。此事越闹越大，直至惊动了北京。公安部正式批复，要求坚决侦破此案，狠狠打击破坏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敌人的嚣张气焰。
是谁搞的破坏呢？唯一的可能就是舅舅。首先，这个裂纹是在他给学生做演示之后才发现的，说他就是肇事者，不无道理，接着一查舅舅的出身、历史，事情就更加清楚。资本家出身，解放战争中曾为国民党反动军队设计过防御工事。这是舅舅在向党交心的自述材料里主动交待的。这样的人，不搞破坏才怪呢。于是，舅舅当即被拘押，关进了监狱。
舅舅不服，提出申辩。
为慎重起见，机械工业部派来了专家，会同厂里的各方技术人员，对裂纹进行了会诊。结论是：裂纹是设备出厂时原有的，属于质量问题，不是人为破坏造成的。
这个结论下得太不是时候了。其时全国的反“右”斗争正如火如荼进行着。这个厂对他这样一个历史复杂的人当然不会放过，所以结论被厂党委否决，参与鉴定的几位工程师也以为“现行反革命分子”翻案为由，被打成了“右派”。
人啊人！谁能说人不是伟大的？人的智慧能征服自然，征服宇宙。可是，人有时候又是那么渺小，软弱。在强大的政治力量面前，还不如一只蚂蚁。
和肖慧敏一样，安老师姓母亲的姓，弟弟姓父亲的姓。安老师当时正在上大学。为了他的前途着想，母亲劝他与家庭脱离关系，他拒绝了。他清楚，他的命运是不会因为与家庭脱离关系而改变的。
有人劝舅母与舅舅离婚。舅母也拒绝了。她内心的痛苦只有她自己知道。她始终认为是她把丈夫害了，在丈夫落难时，不能离开。
肖汝斌在讲述这一切的时候，显得很平静。他对家庭的这场遭遇，已经习惯了，说得确切一点，是麻木了。他一再向我解释，如果不是知道我和他这种关系，他是绝不会向我讲述这些的。
“舅舅的事，没有找过大姨吗？”我试探着问。
“找过。她只有一句话：相信党，相信组织。”肖汝斌无奈地摇了摇头。“当时那阵势，大姑也无能为力。为避免给大姑带来被动，再也没去找过。后来基本上失去联系了。”
“本想找机会去见一下大姨，看来是不可能了。”我说。
“至少现在不是时候。如今所有的领导，不打倒，也得炮轰。大姑也不会例外，现在上哪儿去找？”肖汝斌又无奈地摇了摇头。
这时，里屋传出一个苍老的声音：“谁呀？……斌斌，你在和谁说话呢？”
“没有谁，一个朋友。”肖汝斌一边回答一边进了里屋，“您睡您的吧，别管那么多。”
没一会儿，他出来了。“你舅母——快不行了。她说要等你舅舅回来。”他忽然压低了声音，贴近我的耳朵，“你舅舅早死在监狱了，不敢告诉她。嗨——”他长长叹了一口气又说，“真不如死了，这样活着太苦了，死了，也就解脱了。可老太太就是不死，死了也就好了。”
他的话听着似乎欠妥。但我能感到，巨大的痛苦死死地封闭在他内心深处，他在凝聚着全身的力量牢牢地控制着痛苦的闸门，不让外泄。
我想进里屋去看看舅母，肖汝斌摆摆手阻止了：“不用了，里面太脏。再说了，没有必要。”
他一定要让我吃了早饭走。小米稀饭，一碟发黑的酱咸菜，几块玉米面发糕。为了不使气氛太沉闷，他不断地找着话题给我聊天。他问起了昨天的事。
“昨天找你的女孩是你的女朋友？”
“啊……不……”我有点不知所措。
他的谈吐聪颖老练，话点到为止。
“看那女孩就是本分人。其实，有个工人妻子也不错，尤其是现在，工人阶级领导一切。”
我点头表示赞同，但内心却很矛盾。为了转移话题，反问道：“你爱人在哪工作？”
“爱人？”他摇摇头，苦笑了两声，“我没爱人。”
“看你的年纪……”
“三十啦，该结婚了，这我知道。不瞒你讲，我有个女朋友，认识七八年了，光恋爱，就是结不了婚。”
我问为什么？于是乎，在漫不经心的闲聊中，又扯出一段让人痛惜感叹的恋情。
肖汝斌和女朋友是在厕所里认识的，听了让人觉得有点可笑，还带点传奇色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