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喜欢读画家陈丹青的《笑谈大先生》一书。其中的议论也未必全令人赞服，但是，它有极可爱的一面，就是随个人感受而谈，谈得亲切有趣，照他自己说，纯是“私人”性的感受。我最喜欢的一点是，他把鲁迅的“平民化”的一面充分展示出来，使人觉得可亲。读到他集子里的《鲁迅与死亡》一篇，真把我镇住了。其中说：“写到死亡，鲁迅便文思泉涌，大见笔力，这不单是说人格的力量，更是驾驭文学的力量。我每读他的哀悼文章，欣赏佩服的不只是沉痛之感，而是他的克制、他的质朴、他的‘平’……”我有同感。今年是辛亥革命百周年，我记起鲁迅写的《范爱农》，就是这样。这是鲁迅回忆作品集《朝花夕拾》里的一篇。这个集子里共收十篇文章，好像大体是按事件先后排的，这篇排在最后，已经是到辛亥革命时期了。王元化先生有一篇《谈鲁迅思想的曲折历程》，最后说：“直到他逝世前，才开始超脱“左”的思潮，显示了不同于《二心集》以来的那种局限性，表现了精神上的升华。他最后发表的那些文章：《我的第一个师父》《女吊》《死》《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序目》等，写得既沉郁又隽永。”我想这“既沉郁又隽永”，同陈丹青的体味是相同的，其实这也是直接接承或回归到《范爱农》一类文章的笔调。不过似乎还该提到《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和因他自己之死而没有来得及写完的《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那也是这类作品的顶峰之作。《范爱农》作于1926年11月18日，但是早在1912年7月，鲁迅初闻范爱农溺水而死时，已作了《哀范君三章》，是五律三首。那时候在诗里已经表现出极其沉痛、苦楚和无可奈何的感情。
鲁迅与范爱农是同乡、同学、同事、朋友，常在一起喝酒谈天，而且谈得随意。范爱农因穷，先从日本归来，穷困潦倒，到了衣食无着的地步；后在绍兴乡下当小学教员，无聊。这就到了辛亥革命。军阀王金发进入绍兴，任命鲁迅为中学校长，任命范爱农为教导主任之类的职务。那就是范爱农一生中最高兴、最得意、最忙碌的时期了。但是，不过几个月，蔡元培请鲁迅到教育部工作，先南京，后北京。范爱农留在绍兴，因为不合潮流，也随即被排挤，离开学校，无法生活。鲁迅原想在北京给他找个事干，也就是找个饭碗，也没成功。据鲁迅1912年7月19日日记：“爱农以十日水死。悲夫悲夫，君子无终……”三天后，也就在同月22日，鲁迅写下《哀范君三章》。而这个写诗的日子是值得特别说一下的，因为这一天是鲁迅和许寿裳等共同饯别被排挤下台的北大校长蔡元培的日子。在七月的日记里已多次提到蔡元培处境不妙，已有“第二次辞职”的话，还有“闻临时教育会议竟删美育。此种豚犬，可怜可怜”！而我们都知道，美育一贯是蔡元培坚持的内容。这反映出蔡元培在北大的地位不妙。这就是辛亥革命以后北京的状况。蔡元培没法干了，走了。绍兴能好吗？所以当夜鲁迅以《哀范君三章》写出一腔悲愤。诗是在北京写的，鲁迅寄给绍兴的《民兴日报》，希望他们给发表。鲁迅极想发表自己的古体诗，这也少见。发到故乡绍兴，带有深切的感情，甚至是一种寄托。十四年以后，鲁迅又写《范爱农》。为一位非正常死亡的友人写诗又写文，念念不忘，这在鲁迅也只有这一次。据我想来，这都与他对辛亥革命的失望有关。原来鲁迅写古诗从在南京读书时已开始。后中断了十年，现在为老友之死，才又写了起来。一写便成三首。好像郁积的悲愤实在不能不一吐了。老友之死固然是现实的刺激，但是辛亥革命后的世态乱象也使人觉得生活在非人间。他在文章里说，怀疑范爱农不是失足落水，而是自杀；因为他是游水的好手，怎么会被淹死呢？当然这也只是怀疑而已。
从诗到文，时间跨过十五年。而一些细节和情绪仍然保存着。“华颠萎寥落，白眼看鸡虫”，是鲁迅很得意的句子。一是以“鸡虫”谐绍兴之何几仲之名，刺之。而“白眼”，一是有古书出处，另外还实写了范爱农的相貌特点，因为他是“眼球白多黑少”，《范爱农》一文就是这样记的。而“华颠”即花白头，当时范就是这个样子，那文中也是这样写的。可见这位老友在鲁迅印象里多么深。“风雨飘摇日，余怀范爱农”，是全诗第一句，那是辛亥革命后的形势；如果有读者读了张鸣著《辛亥：摇晃的中国》，就会知道南方各地“摇晃”到了什么程度，一个人找一个布袋，装满纸，沿街而走，说是炸弹，就能震动一方，夺得领导此地的大权——当然也只能是暂时的一阵搜刮，然后就跑掉。故诗里又有句云“狐狸方去穴，桃偶尽登场”。绍兴何几仲（鸡虫）也就是那时的“桃偶”。所以说：“故里彤云恶，寒天凛夜长。独沉清冷水，能否涤愁肠？”语极沉痛，“独沉”原也带出怀疑范爱农是否真是“失足”落水。最后一首有句云：“幽谷无穷夜，新宫自在春。”幽谷自然是指普通人的生活，也即范爱农等人的困难处境，那将是漫长无尽；而“新宫”，据阿袁先生著《鲁迅诗编年笺证》是指袁世凯在新华宫设立他的临时大总统府。阿袁先生此著，资料颇丰，笺证亦详，我写此文，也得助益，在此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