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过正月初五，乡间称为“破五”。破五的这一天，大清早，让孩子将积好的粪肥挑开一个豁口，以开启一年农事。中午则要吃一顿烩菜，将年前年后积攒下的东西都烩在里面，老少坐在一起一边吃喝一边筹划来年的农事，哪块地种什么，怎么种，都交给当年满了十五岁的那个小男人来定夺，大人只在一旁把观察好的地脉墒情与天气情况一一说明作为参考。
男儿十五夺父志。十五岁之后，一个男人就被推到与生活短兵相接的最前线，格杀迂回，辗转腾挪，开始生存的基本技能与智慧的训练。我过去有许多乡村来的同学，他们适应环境的能力特别强。记得一位同学，放寒假没几天，他会奇异地从陕西那一边赶一群羊踏冰过河，再赶到另一个集市上卖掉，他的本钱从哪来？他是怎么进行交易的？陕西那一边的农民为什么放心地将一群羊交给他贩卖？这个过程满是悬念。
官名、小名与绰号
张：古来的成丁礼究竟什么样，我们已经不得而知了。乡间广泛久远留传的话语“十五当家”“男儿十五夺父志”，以及种种在男孩子十五岁对之进行具体考量的形式，大概是古来成丁礼的滥觞。
女孩子长大出嫁，那是她的本分，承继家族荣光繁衍后世则成了男孩子命定的天职。所以，从皇家到民间，家族生出男孩子来，要祭祖告庙。十二岁开锁，要请族长爷给他按辈分取大名，也叫官名。那官名，要正式登录家谱，包括此人故去后立碑刻石，碑上也雕刻的是官名。我们盂县张氏，在家族宗谱上，有先人留下的二十代取名的辈分谱。相当于一首五言诗，十分好记。
臣本先贤典，学谟博圣经，优良作国栋，文明事业兴。
是这样二十个字，组成句子的整体含义也颇文雅。
我爷爷是先字辈，父亲是贤字辈。比方我父亲，人称六毛，大号却是张贤禄。张贤禄在外面做事，名头响亮。而许多村里人，平常只以小名行世，比如村里有我爷爷辈兄弟俩，为了长命，老大叫个鳖小子，我们称呼鳖爷爷；老二名叫老王八，我们也是“老王八爷爷”“老王八奶奶”那么称呼。老王八大号张密先，选民证上写了大名，唱票的高声念出来，别人不知道那是谁，他自己也要愣神半晌。
鲁：乡村人物的姓名应该是构成乡村社会的一道特别景观。我记得张老师您的系列小说《仇犹遗风录》当中，村里人的名字和外号有什么“青石沟三大不正路：三板筋、四黑牛、五反臭”等等。其实研究您的小说，将民情风俗村舍器物与人物姓名罗列一番，就可以大致梳理出作者笔下乡村的政治、文化和经济状况。毫不夸张地说，那是一部关于乡土民间的百科全书。可惜我们的评论家看不到这些，或者他们的评论框架太过狭窄容不下丰富与多义。
在您的小说里，一些很典型的人物都是以外号出面的，他们应该不是没有名字。在我们那里，谁谁谁到七老八十还被人叫做“二丑人”“三梆榔”，老百姓对此议论，说人家原本有名字，只是没有叫出去。绰号取得准确，一辈子牢牢锁定一个人，那情况足够惊心。
我曾经写过一个《失忆的蛟龙》的社会调查，主题是关于传统农民社会福利保障的，文章里曾详细考察过乡村社会里人的姓名构成。人的姓名主要由三部分构成，小名、大名和诨号。这三种名字被乡村社会接纳的程度与使用频度，大致上能够反映出这一个人在乡村社会里的政治、文化、经济地位。有些人的名字如果不被社会所接纳，他将承受着人生与心理上双重的挫败感。
中国是一个有着两千五百多年严肃厚重的名字传统的国度。姓氏以下，名和字是两回事，但又浑然一体，名以立身，字以表德，名和字之间有着非常奇妙的联系。孩子出生三日取名，十二岁则立字，女子十五字，也有自己的字。过去读《三国演义》，刘备，字玄德；关羽，字云长；赵云，字子龙；张飞，字翼德；曹操，字孟德。字以表德，看得格外分明。
张：传统对人的名字之重视犹如性命。我们其实也一样，我有那样一个名字，那个独特专有的名字就是我。古礼上讲“男儿二十冠而字，女子十五笄而字”，当然，男儿不一定到二十才立字，恐怕是到二十岁从衣冠到名字宣示正式进入成人社会。
《三国演义》上有两个大人物，曹操小名阿瞒，刘禅小名阿斗，惜墨如金的史书古籍透露出的信息非常宝贵。说明两千年前的中国人同样有给孩子取小名的习俗。曹操、刘备都是北方人，小名里照样有这个“阿”字，不像当今好像只是南方人的专利。或曰，那是两晋南北朝衣冠南渡，将那个取名偏爱的字眼带到南方去了。
鲁：这个名字传统在五四之后突然被割断，为许多人所鄙弃。但是乡村社会里的这个传统至少还要被延续到1937年左右。后来在“革命话语”席卷之下，这种儒雅的传统彻底退出了乡村。现在的孩子说起来根本一点都不知道了。
现在，不再有人注意到这个传统的重要性，其实它跟人生的各种仪式一样，对人的成长与操守坚持很有关系。它几乎等同于一个人对世界的庄严承诺，或者对自己人格养成的一种期许，更是乡间信用体系的第一道围栏。将来无论你是建功立业，还是安守家园立字写约，黑笔一落的名字几乎等同于你的性命。
从数学概率的角度讲，中国的名字传统之下，重名率特别低，几乎可以是一一对应的，这样对人又有着另外一重约束力在。一个人的姓名一旦落入史书的贰臣传或奸佞传里，很少会有第二个人。现在人的名字，流芳百世不知给谁流，遗臭万年怕也难，加上人们的无知无畏，不知道有多少人叫那样一个曾经是奸佞的名字。
张：秦桧的后人在岳王庙题词联对，“人从宋后少名桧，我到坟前愧姓秦”。身前功业，死后声名，那是中国士子的宗教般的情怀。至于普通老百姓，乡俗文化在这方面照样有强大的教化约束。对于个体，你是做好人还是当坏人？你要在死后留哭声还是留骂名？而你的为人处世，舆论会连带涉及你的家族，让人指戳门楼、指戳坟头，丢的是家族的人，让祖宗蒙羞。
且说十二岁开锁之后算是成人，除了名号登录家谱，还有其他佐证。老年间，县衙的钱粮师爷、刑名师爷，掌控着全县的地亩人丁底册。那底册上，确实是年满十二岁才登录名号的。依照古来的律条，地亩要纳税，而人口要缴赋；十二岁算半丁，十五岁才算成丁。所以，中国古来的人口数量，其实是一个大大缩水了的数量。
之外，乡下过去医疗条件差，孩子们早夭的相当多。未满十二岁，没有成丁，夭亡之后是不用棺木掩埋，也不兴上祖坟的。在我们村，按春夏秋冬四季四个方位，村外有四个地界是专门扔死孩子的。那地方，就叫“死孩儿沟”。小时，上山砍柴路过那些地方，心里就怯怯的。如今想来，也难免为之惨然。而但凡年满十二已然成丁、登录家谱的男子，死后要备棺木，允许埋葬祖坟，到合适的时节，还会花钱设法给他举办一个冥婚。冥婚所娶的早夭的女孩子家，也要收彩礼，那女孩的骨殖特别称作“女儿骨”。尽管是冥婚，在乡俗的意义上，这样的两个家族照样会成为名正言顺的亲家。
乡土文明的教化功能
鲁：我写过一部关于晋西北土地改革调查的书，算是相对深入考察了解过不少乡村社会当年的景况。土改运动分田到户不几年，就是合作化、公社化运动，农民分得的土地又被剥夺掉了。中国的所有问题，根子恐怕就在这个所有制的问题上。
而即便农民丧失了土地，乡村孩子们的童年生涯到底没有脱离土地山川，依然接着地气。他们成长的每一个细节里头，自然山川的影子比比皆是。我们上学的时候，正是“文革”教育完全成型时期，上小学的第一册课本至今还能通背下来。第一课，毛主席万岁。第二课，共产党万岁。第三课，伟大领袖毛主席身体健康，万寿无疆。第四课，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战友林副统帅在一起。第五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来来回回就是这一套。“文革”政治话语以这样一种方式进入民间社会之后，它所体现出来的粗陋、粗鄙、粗俗、粗野气息与乡村固有文化的细致形成非常大的反差。
幸好，我们虽然在学校受着完整的“文革”期间的所谓革命教育，但在残存的、又是十分顽强的乡村礼俗中得到了另外一种文化补充。说书唱戏，给人比喻；乡亲交伐，懂得尊卑；适量劳动，知道生存。否则，如果孩子们仅仅在单一的大合唱式的文化训练中成长起来，至少心理与心灵不会有今天这样的宽度。
张：我们县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在1955年。我读小学刚刚记事的年龄在1954年，其时农民还在单干，差不多就是耕者有其田。村民的土地还没有被剥夺，传统的民间自治组织依然完备，可以说强势意识形态、阶级斗争学说还没有全然占领广大的乡村，传承千年的礼俗文化还没有遭到极大破坏。所以，后来回顾总结，在无形中我自幼更多吸纳的是乡土文明的教化。古老的传统，农民习焉不察而又顽强坚守的许多礼俗，其润物细无声的教化作用，对主流文化或曰官版文化，形成了某种强韧的制衡与抵抗。
那种教化是自然而然的，仿佛大地对山野草木的滋养。什么是应该的，什么是不允许的，无须刻意强调，叫做公理分然。奶奶大伯，对我的日常教诲多多，比如应该勤俭，不得抛米撒面、不可懒惰成性，上坟进庙不可有污言秽语，做人要忠厚，万不能奸巧滑赖，等等，不一而足。这样的教诲随时随地，具体而微，多半不是抽象说教。
比方，要我们学得仁恭礼法，不可溜富灭穷、不可欺娃娃骂老汉，奶奶们总是言传身教，渐渐化作我们的自觉。
我家对面巷子里的虎旺叔叔是个盲人，小小的红崖底，石板街，他拄着一根棍子点点戳戳的，路径熟悉得很。但只要来我家串门，离去的时候，奶奶总要让我们搀扶着他，尽心尽意送出大门。苌池镇有两个讨吃的乞丐，兄弟两位，大秃子和小秃子，他两位分头游走四乡，过一程就会来红崖底讨要。小孩子嘛，不免就讨厌，没有什么好脸色。奶奶说，唉，谁有半分奈何会讨吃啊。每次总要给他们一点干粮，挖出一碗米来，让我倒进他们的口袋。端着干粮或者米碗的时候，奶奶不会忘记告诫：两只手端上！“两只手端上”是什么概念？就像给长辈端饭一样，有一点对人的尊重，而不是单手搡过去那种“嗟来之食”。
鲁：我们成长的时候，您所说的这些乡村孩子童年教育都已经凋零不堪。现在想一想，仔细搜寻捡拾一番，各种乡村禁忌和乡村日常礼仪训练，即便在那时实际还是很顽强地存在着。
我们村里头有一个老和尚，就住在您提到的那座护城楼上，法名辛彦。辛彦和尚活到1990年代才去世，有90多岁。老和尚不拜佛，供着师傅传给他一幅吕洞宾线描绣像，画得棒极了。老人家原来住持的庙宇1938年被日本鬼子炸毁，他只得迁到护城楼上。“文革”期间破“四旧”，老人被撵了出去，1979年又被村里人请了回来，实际上城圈子周围的老百姓一直没有断过跟他的联系。村里头丢个猪失个羊，要找他；求个药诊个病也要找他；婚姻难事夫妻反目，他也可以掐出因果。路上碰到人，问说去哪儿？说“上楼”去，肯定是找辛彦。
他在村里有着不可思议的公信力。后来我看过他的签薄，共有两册，一册为事签，一册为药签。事签有几项，凡失财、失物、婚姻、动土、归人、求官、生意等等，凡是乡村日常生活中的大小事宜都归结在内；药签则辑有九十九副方剂，方剂并无奇方偏方，大致是一些医治日常病症中药配伍。无论是事签还是药签，都附有类似《增广贤文》式的一段签词。来人求签，老和尚讲签，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入情入理，把人说得服服帖帖。当然，也有奇效。失物，大致能找得到，准确到在哪个方位，几日可找寻得到；得病，按方抓药，几剂就好。我家邻居苏八奶奶，在大城市医院已经判了死刑，弄回来等死，结果“上楼”讨几回药吃下来，活了小两年多。
张：辛彦老和尚的存在，仿佛是个奇迹，是你们那儿老百姓意外获得的福祉。其实，细想则又不然。正是《论语》上讲的：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如果说，强势意识形态、阶级斗争宣传无孔不入，那么，厚重的传统文化、礼仪文明的滋养则是无处不在。
我记事当初，土改过去不多几年。土改运动，我们村算是比较温和的，但也动用了各种非刑，坐老虎凳、让女人光屁股坐火鏊什么的，用大石头砸死一家父子三人。富农三元老太，脑袋上给戴过火口，就是烧红的铁圈，老太的头皮被烙去一个圆圈，裸露着红红的肉色。我记事时节，村里已经发放选民证，地主富农成了贱民，是当不上选民的。但对上述所谓的阶级敌人，村民低头不见抬头见，并不歧视。所谓尊敬老人，老人中当然包括这些人。所以，乡野里奉行的朴素的仁义道德，应该说合乎普世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