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村如此，村村如此。我们县里一位人大副主任，当年就是复式教学的能手，他教的是几个村子的孩子，三四个村子里没有独立的教学场所，他要在一天里把三四个村转一圈，转到一村，夏天的教室就是场院上的磨盘，冬天则在生产队的队部，而且总结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复式教学经验，后来在全省推广开来。
张：你说到复式教学，我小时候在红崖底念初级小学四年，接受的就是复式教学。
母亲个子小，生我的时候难产，是当初美国人在太原开办的教会博爱医院做的剖腹手术。父亲因为做地下工作，害怕万一撤退离开城市，往后女人生育出问题，二十多岁的汉子断然下了决心，给十六岁的妻子绝育了。作为父母亲的独生子，把我送回老家让奶奶看护，包括到了入学年龄是否继续在红崖底读书，大人们有过不小的争执。
一解放，我两周岁，母亲即刻参加了工作，奶奶见我没人照看，动议把我送回老家由她看护。父亲是大孝子，自无不从，当初唯有一点担心犹豫：这孩子看去也还灵动，回那山沟里变傻了怎么办？提出并强调这一条的，是那老革命张岳飞。奶奶听说了，让人捎话理直气壮地反驳：你们几个东西，是在哪里长大的？
那是我的祖母含饴弄孙的无上亲情，更是老太太对乡土教育的充分自信。
从学龄前到校跟班，到正式入学，红崖底初级小学就是复式教学。一个教员，既是校长、又是教员，上课摇铃、到点宣布下课，都是他亲力亲为。四个年级的语文算术，包括大孩子的珠算课，全体学生的写仿毛笔字训练，音乐、体育、美术，就一个人全套负责。一堂课上，从一年级到四年级，有的开新课、有的写生字、有的做作业、有的背课文，真不知道那是一种怎样的综合本领。
所以，我一直认为，乡间的小学老师更不容易，也更了不起。他们的工资待遇和社会地位，着实是太低了。
除了代课，政府各项政治运动来了，村里的教员还得给村干部读文件、讲政策，带学生们上窑头广播、在村中刷标语，你说他该有多忙？之外，老乡们的各种疑难问题、生僻字词，也要前来请教。电灯里点的是什么东西？飞机在天上如何能悬空？身为老师，又得竭尽所能给予解答。
还有，村民送孩子来念书，除了认字识数，其实更强调的是要让孩子服从管教，读书明理、懂事成人。老师太忙乱，而乡下大龄学生多捣蛋，于是免不了就有当年相当普遍的体罚行为。孩子挨了打，没有一个敢回家诉说的。家长会上则一概没有别的说辞，家长们和村干部简直是异口同声：不打不成材，这帮祸害“三天不打、上房揭瓦”，老师你给咱狠狠地打！教鞭不够用了，你说话，咱山里的硬头柴火多的是！
今日看来，颇多落后愚昧意味，而其中不变的，是村人对学堂教书育人的充分信任，是那种厚重浓烈的尊师重教的风习。
“书房不害人”
鲁：我家在河曲，村子靠城边，张老师你的老家在盂县，红崖底是个山村，尊师重教的风气乃是如此一般无二。
过去的孩童，五岁发蒙，要读《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名贤集》等初级读本，然后渐次接触“四书五经”；到十五岁，“四书五经”之外，还要读《资治通鉴》，学到相当程度，尔后可以取得参与科考资质。普通老百姓，不一定明晰这一套教学进程，但知道子弟们念书，首先为的是“成人”。读书而不能明理做人，念成秀才进士又如何？
当年，我们到龄上学，大人称为“进书房”，沿袭的还是老式说法。我们刚开始识字，是在童年游戏中间，摸“字影”。大人在地下写好字，用土埋起来，由小孩子一点一点摸出来，从一到十基本数字，“上下左右中，人口手耳身”，这些基本用字以这样的方法已经识个差不多。前面说到孩童时的游戏“天下太平”，便是摸“字影”的内容之一种。
老百姓即或不识字，但对孩子们读书识字的进程相当关心。我们那儿，渡口环境，买卖生意普及，多少认字之外，能够识数儿被村人当做教育成功的标志之一。我小学二年级，不认字的祖母忽然问说：数目字加减法学会没？我说已经开始学乘除法了。祖母非常欣慰，说这书房没白上，我娃识得数儿，不受人欺了。到四年级，见我背个小算盘上学，祖母大为吃惊的样子：哎呀，我那娃学打算盘啦？学会珠算，想来在祖母心目里已经是拥有相当的生存本领了。或者，那也是老人对孙儿长了本领的一种有意的鼓励。
我们生产队里有两个人，一个王岐山，一个张凤梧，小时候上过私塾，非但认字，算盘斤秤也都明白。一旦闲下来，就给我们一干孩儿讲古道今，《论语》《孟子》随口可以说上一句半句。两人经常说：娃娃们好好念书学习，学会《诗经》会说话，学会《易经》会打卦。
乡人对读书功能的认识如此驳杂，角度不同，内涵丰富，仿佛成了一部乡村版的《劝学篇》。读过书的人，谁能具体说出他哪里与人不一样？王岐山、张凤梧，这二位在生产队里鹤立鸡群，那少许斯文气度就能与众人分别开来。身上干净，走路板正，下夜掌印，分粮把秤，是我们队里全体公认的公道人。
我这里想说的，没有哪一家人对孩子读书不上心的。读书就是学好，成了认定的公理。即便是人生挫败感特别强的人，也不会在孩子读书这件事情上说三道四。过去我们生产队里有那么一户，女的得天花，男的满脸疤，这样组合成了一家人，性格自卑怪僻，可想而知。分田到户之后，男的是我们城边上有名的杠头。女儿参加高考前夕，当父亲的得了一场病，他一直瞒过女儿，直到高考结束才交代自己住了一回医院。其实他女儿读书也未必十分优秀，但他一介粗人懂得不能分女儿的心。村里有一家的孩子厌学，说是要退学务工，这汉子两姓旁人语重心长登门劝说：再不济吧，那书房又不害人，不教你杀人放火，赌博吸毒，你咋就念不进去？
或许，正是书房里的朗朗书声，给这个挫败感特别强的人心里透进一缕半缕阳光的吧？
张：书房不害人，教人学好，这是老百姓基于上千载的文明教化形成的固定观念。但有余力，愿意供子弟念书认字的绝对是大多数。农民对教育渐渐产生怀疑失望，可能是在农业合作化之后。
抛除教学内容的过分强调革命化，政治运动直接殃及教育，非常特殊的也有那么几次。我的记忆里，第一次是大跃进。
村民是那样尊重教师，那样看重教育，我们的教育却在异化。几乎在我刚刚正式入学，就开始搞起各种运动。成立合作社到创建人民公社、除四害运动到深翻密植、大炼钢铁到大办食堂，一定是先把地富反坏分子抓出来游街，没有右派充数，把破鞋们拿来顶缸。五类分子在我们家乡就成了“地富反坏破”。民兵们枪杆子乱戳，阶级敌人还得自个筛锣呐喊：打倒地富分子某某某！斗臭大破鞋某某某！
我们的老师带头积极高呼自创的口号：地富不死，运动不止！破鞋不臭，搞倒搞透！
小学生们，也得跟随游行，举着纸糊的小旗呐喊呼叫。奶奶大伯们对运动想不通，对于学校让孩子们这样跟上民兵去参与糟害作乱更加想不通。念书是教人学好哩，怎么能教娃娃们这些腌臜？这儿还在想不通，突然大跃进：学校停课，七岁以上到六十岁以下，一律背上铺盖去参加大炼钢铁。然后是全民吃食堂，所有农户的存粮挖地三尺全部归公。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整个社会一片疯狂。
折腾了一年多，1960年初春，我到神泉村跑高小进入最后一个学期，食堂解散。分回各家的口粮，只剩下人均每天四两，还是十六两秤。四两折合如今二两五。村里出现大批浮肿病人，开始饿死人。即便如此，每天家长们还是要催撵上孩子们去跑校念书。我们带的一小块干粮，刚刚出村就吃完，然后整天就那么饿着，也得熬到下午放学才敢回村。某天又突然发布一个政策，要缩减学生编制。我们班上，于是有三分之一的生员被勒令退学。就在那样吃不饱的年代，不少家长依然找上学校去，要争取孩子的读书权利。到初夏，临近高小毕业，却几乎只有半数学生勉强参加了毕业考试。另一半学生，被迫放弃了学业、放弃了毕业。
神泉完小一位年轻的张中贵老师，实在饥饿，偷偷抓了饲养院一把马料，不幸被老乡看见了。老乡同情尊重教书先生，不会检举揭发，但那老师脸上挂不住，羞愤难忍，上吊自尽了。
教我们历史地理的，是一位李唐定老师。他是路家村名门大户李氏后人，清华大学毕业生。我爹建国初盖房，所买的一栋楼院就是他家当年祖产。李老师从中学下放到小学来，衣冠楚楚的，裤缝笔直、大背头总是梳理得纤毫不乱。教书自是极好，不看黑板写的板书非常漂亮。提写的毛笔字仿影，那是足以和锁爷有一比的书法。由于出身大地主，结果给辞退回村了。戴上地主分子的帽子，百般侮辱折磨。开会迟来一刻，说是对抗共产党，要批斗；早来一刻，说是偷听党的机密，还要批斗。没有干农活的任何训练，专门逼迫他淘茅粪，搞得满身屎尿。
奶奶没有见过这位先生，听说了他的遭遇，老人家不禁掉泪了。唉！有天无日月，人们活在了甚的世道？看那先生的字，墨黑墨黑，那可是个好先生呀！
鲁：不过，我们县还好。自上世纪60年代起，从城市下放来几批右派和家庭成分不好的大学生，无一例外被各级学校收留起来当了老师。高级中学老校长李仲升先生随董其武起义，官至上校，后来安置到地方来做了校长。他知道来了许多大学生，跟县里死磨烂缠把这些人收罗起来，来一个要一个，来两个要一双，结果无一人被下放到基层单位。1977年恢复高考之后，这种效应马上显现出来，我们河曲全县高考录取人数，连续十多年比晋西北其他诸县录取人数加起来的总和还多。
——当然，这只是某种偶然幸运。
张：张贤亮等当过“右派”的作家，他们的作品写到当初被打成右派反革命的经历，用尽曲笔描述的多是生活中的偶然。主人公都有幸运的遭际，都能遇到年轻貌美的女子来疼爱。这是作家面临的困境，你不这样写，你的作品当时就难以发表。其结果造成文学的虚假，掩盖了生活曾经的血腥真实。
你上面所举的例证，却是具备了另外的可贵意义。那是民间社会尊师重教的宝贵传统面对非常变局的本能因应。说到根子上，这还是我们的仁道传统在乡野构成的防御纵深。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匡正天下、维护道统，力所能及、勇于担当。用当前的流行话语来表述，这才是真正的正能量。
到“文化大革命”，学校停课，学生们最先被煽动起来，斗校长、打老师。十年动乱，那是整整十年的倒行逆施、祸害作乱啊！中国教育，全然走向了反面。
鲁：一个人成长，五岁左右的教育显得特别重要。现代幼儿教育理念，也说五岁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年龄。包括饮食习惯、思维习惯、行为习惯，五岁左右塑形，此后大致不差。所谓“三岁看小，七岁看老”，是有道理的。乡村成长环境对一个人思维习惯的形成之重要不言而喻。
我们这一代人读书受教育的时候，老师们多数是参加过“十年动乱”的红卫兵。语文课里则是这个万岁万万岁，那个万寿无疆；一道算术题，也非要加上“贫农王大爷借地主驴打滚债”“工人李师傅一天自觉加班三十分钟，半个月可多工作几天”之类。了无趣味，苍白说教，一年级的课本念到半道已经尽数背会，赶到学期结束，课本早就不知道飞到哪里去了。从一年级到五年级，我几乎没有完成过任何一年的暑假作业和寒假作业。现在想起来，如此散漫的学习态度倒真是无形中救了自己一命。前段有一天，一个改行做法官的老师写自己的生平，让我帮忙修改，他的叙述文字，“文革”语言充斥其间，什么“一人红，一点红，红帮红，红一片”等等。见识了这个，我突然有点后怕。
张：你开始上小学是在“文革”当中，情况愈加突出罢了。现在不少专家学者举出民国小学读本做例子，而我们的家长们却是在事情发生的当场，就做出了几乎是本能的因应。这一点，可以说是极其了不起。
孩子们上学念书，包括读书明理，是所有家长对学校和教师的期许。但人们绝没有放松随时随地地督察，孩子认字了、识数了，当然高兴；那么孩子们是否懂理了、是否更加仁恭礼伐了？
学校竟然是那个样子，心目中的先生也竟然是那个样子，奶奶的老规矩不变。该请先生吃饭，还是要请。甚至我已经跑高小，大哥宝山不再念书放了羊，我家没有学生在小学念书了，奶奶还请过先生吃饭。老太太说，师生如父子，辛辛苦苦教了你们几年，怎么也该谢致谢致！——官话致谢，百姓口语却是这样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