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科学家为什么能最终获得为世界承认的成就？因为他可以自由地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和研究。说实在的，如果我成为他奚落、嘲笑的对象，我也会受不了。但是，你可以不喜欢他，却没有不让他自由存在的理由。
试想如果束星北能在同一片土地上与理查德·阿克塞比肩而为，岂能没有同样的辉煌？可惜，中年以后的束星北不能拥有这样一片土地。而在他所生活的土地上，至今也没有产生一个诺贝尔科学奖。一个实行法治、以保障个人权利为基点的社会，能充分发挥个人的才能，结果是成就了社会的发展；打着整体的旗号，扼杀了个性，最后被窒息的必将是社会本身。
所以，束星北是一条大河，30年代在浙江大学是他澎湃的源头。但他没有了理查德脚下的土地，就只能一路而下，日趋萎缩干涸了。
2005年
“伟大”的时代为什么没有伟大的作家？
——读郭小川的《检讨书》
几十年来，中国每个公职人员都有一份档案，经历越长，纸袋越厚，多是记载人们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的表态和检讨。它让你的表态监督着你；让你的检讨像磨盘一般压着你；让你在精神上罪人一般地活着。“文革”结束后，在平反冤假错案时，大量干部档案里的黑材料被销毁，这对于人们的身心实在是极大的解放。
但是，当人们对历史的荒谬有了一种共识后，我倒觉得，那些属于过去的档案材料，是非常有保存价值的。它会让以后一代代人知道我们的历史是怎么走过来的。以往的史书，经过“当代人”的撰写与阐释，已经滤去了很多属于历史的真实和细节，就像现在新一代学者谈论“文化革命”，判断那时的人和事，总让人觉得与过来人的切肤感受隔着一层。那么最能还原历史真相的是什么？就是那些原始的档案材料。我们对前苏联的很多人和事件的重新认识，不都是来自于他们的解密档案吗？
最近，读了《检讨书——诗人郭小川在政治运动中的另类文字》一书，坚定了我的这种看法。尽管郭小川的女儿因发表这些几乎损毁了父亲全部尊严的文字，心情非常沉重，我还是觉得每一个读过此书的人都会受益匪浅。
这本书是著名诗人郭小川从1959年开始到“文革”中的大约十篇“检查交代”书（郭对自己的检查和别人对他的批判都有底稿和记录）。它让我清楚了有关文艺界运动中的很多历史细节。比如郭小川曾受命给“丁、陈反党”集团写定案结论，因他从群众反映的事实出发，所写的结论不符合当时权力中心的意图；又因他想调出作协，便招致严厉的批判和斗争，罪证之一就是同情“丁、陈反党集团”，从此开始了没完没了的检查，直到“文革”之中。从他的历次检讨中，我对“丁、陈反党集团”案从发动、甄别、到丁玲等人再次被打成“右派反党集团”过程中的疑点搞清楚了，因为郭小川的检讨依据自己的日记记载下了这一过程。
但最使我震惊的，还是我在这些检查中，看到了一个诗人因为想搞创作并努力进行艺术探索，所受到的百般的精神折磨。这种折磨不仅是对他的诗作的无理批判，更重要的是，他作为一个负有行政领导职务的干部，因念念不忘创作，而被指责为“丧失立场”“政治退步，个人主义膨胀”“和党闹独立性”。
郭小川在延安时代就开始写诗。1955年他以激情澎湃的组诗《致青年公民》成为风云一时的政治抒情诗人。由于他的诗作，更由于他在批判胡风、批判丁玲等政治运动中鲜明的政治立场和态度，1956年他从中宣部文艺处副处长任上被调到作家协会任秘书长。直到1962年他不堪忍受作家协会的精神酷刑，调到《人民日报》任记者。
《检讨书》中记载了文艺界党内对他组织的批判：
郭小川同志在作协四年期间，共写了一万余行诗，出了五本诗集和一本杂文集，但仍然叫嚷创作与工作矛盾，叫嚷不能合法地创作。他“轻政治，重业务”“花了很大精力去写东西”“开自留地”，究竟把主要精力放在哪里去了？小川的一本书主义，是受了胡风思想的感染，要成名成家，写呀写呀，就发展成了个人野心。而他所提出的“创作与工作的矛盾”实际就是“个人与党的矛盾”。
郭小川写于1957年的长诗《一个和八个》，曾拿给《人民文学》和《收获》，因嫌尖锐没能发表。他又给周扬，希望听听这个主管文艺领导的意见，一两个月后周扬说，没有看。郭小川决定先放放，若干年后再说。不想，被内部印出，展开批判。我曾经就郭小川的《望星空》和《一个和八个》等作品在1959年受批判的事情，向当年的党组成员、文艺报主编张光年先生请教。张先生说：“反右斗争时，我们党组的几个人觉得郭小川作为秘书长很不积极，一心想创作，就想批评批评他。《一个和八个》当时觉得是反党情绪的发泄。但《一个和八个》没有公开发表，就在内部批判了。郭小川在1957 年反右和1959年反右倾时也写过一些好作品，为了帮助他，我们专门选择了他的《望星空》来批评，并且是由我化名写的公开批评文章（大意）。”张先生意思是，这样一来，既批评了他的个人主义、消极的情绪、思想右倾，又不至于因《一个和八个》的严重性质整倒他。而据我所知《望星空》得以发表，也是因为要组织批判它。
郭小川说：“我这个人历来是怕党内斗争的，人家攻击我，我都可以忍让，我历史上从来没有跟谁闹过不团结，也从来没有在我提议下发动什么原则斗争……”有丁玲的前车之鉴，他很害怕，就一次次地检查，但总不能过关。
下面我们来看郭小川的检讨，看他在行政干部与诗人的角色转换中如何痛苦地折磨与扭曲着自己。
郭小川说，他到作协工作不久，感到有些自卑，因为有人说：“作家协会的工作，让非作家来领导，简直是笑话。”郭小川觉得有些人看不起他。于是他想“最好是离开作协”；“不离开的话，为了搞好工作，也得搞创作。”“四年来，我搞创作不算不用功，不算不辛苦，为了搞创作和做创作上的准备，几乎用一半以上的星期天和每个没有工作的晚上。……到了我写出并发表了《深深的山谷》和《白雪的赞歌》以后，我在创作上的信心大为增长，我觉得我找到一条独特的创作道路，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我认为，只要按照这条道路再探索下去，我可能有很大的成就，换句话说，有成为大作家的希望了。”这有什么不对呢？但郭小川“认识到”：“现在看来，这是多么可笑的低级趣味！搞创作，难道只是为了使这些人心服这个渺小的目的吗？那时却是这么想的。……根本原因是成名成家的思想……”
这是郭小川的第一次检查。以后他数次检查仍然要提到他的个人主义的创作。一次次上纲，直到“文化革命”他的检查是这样写的：
丁玲她是一本书主义，我也是一本书主义；她是把个人置于党和群众之上，我也是；她是极端个人主义者，我实际也如此。她的《我在霞村的时候》的主角和我的《一个和八个》的主角简直差不多，都是不满足于党的审干和怀疑，作者的同情都寄托在他们身上。她的《莎菲女士日记》和我的《白雪的赞歌》也基本上相同，所描写的都是那种与集体事业不相容的人物。而作者的同情又都寄托在她们身上。最重要的还是目的一致，她要当大而又大的作家，我也如此。在这一点上，我怕她垮掉，也怕艾青、泰兆阳、康濯之流垮掉，因为他们的垮台，就预示着我的可能垮台；他们的存在和发展，就预示着我的存在和发展。
郭小川的检查到这时已经是强弩之末，他只有向早已经下马落荒的作家靠拢。正如他所说：“虽然我不一定看得起他们，但我同他们的命运是相同的。”因为他们生存在一个相同的文艺体制中。
他的说法继续上纲：
一个被党和群众怀疑、被群众看成敌人的人，是非常痛苦的，但我却不去考虑自己犯了罪，或者自己有什么问题还没有交代清楚，更不去想这是阶级斗争所需要，也不去想像我这样的人的严重危害性，是为资本主义复辟制造舆论的罪人，是贩卖资产阶级的精神鸦片的贩子，是反革命修正主义的吹鼓手……我的毒草《一个和八个》就建立在这种思想基础之上，我原意就是要写一个遭受到在我看来世界上痛苦最深的人，也就是受党审查的人。要写他在这种情况下表现坚强，也就是抵触审查和对党不满的人。这就是我的灵魂大暴露。
让一个不是作家的人领导文艺不行，而念念不忘自己是作家、孜孜不倦地进行创作、不愿意把大部分精力都搞了那种整人的“事业”，也不行。这不能不让人反思，当时的体制，是一个能够孕育大作家大文学家的体制吗？有人提出，这个前所未有的伟大时代，为什么没有出现前所未有的大作家？通过郭小川这些违心的检查交代，我们可以真切地体会到，当时的文学自下而上在什么样的气候和土壤之中。
这些属于档案一类的检查，就像一面镜子折射着那个让普通人扭曲，也让作家扭曲的时代。它们会有损于个人的声誉吗？不！正是它们能让我们看到在一定历史格局中，人的心灵和人格真实的一面。
2002年
日记与传记
——读傅国涌的《叶公超传》
最近，与何方老先生做口述史，他屡屡谈起一些回忆录的不可信。即使那些权威出版社出的回忆录，也常有禁不住档案检验的地方。往往同一件事，两三个人回忆，就有两三种说法。谢泳说，回忆录不如日记、书信可靠，诚哉斯言。最近读傅国涌新出版的《叶公超传》（河南人民出版社），对此更有深切的体味。
现代文学史中，新月派有两个人，对于我来说一直是个谜：一是罗隆基，一是叶公超。罗隆基是搞政治学的，怎么成了新月成员呢？叶公超是一位诗人、一位外文教授，怎么就从政当了国民政府的外交部长了呢？以前，有关他们的资料在大陆是很难查阅的；政治环境也让研究者们极少涉及。这些年谢泳等人的研究让我了解了罗隆基“新月”以来的思想主张；章诒和的描述，更让我了解了罗隆基一以贯之的政治追求。拿到傅国涌的《叶公超传》，一口气读完，也解开了我心中对叶公超的很多迷惑。
叶公超生前一不写日记，二不收集照片。这就给今天对他的研究工作带来不小的难度。这些年虽然有叶公超的妹妹叶崇德主编的《回忆叶公超》、陈子善主编的《叶公超批评文集》和一些零星文章，但大陆出版他的作品及介绍文字还是十分有限，对于传记作者来说，可参考的资料是远远不够的。傅国涌可说是另辟蹊径，他的《叶公超传》是借助大量他人的日记、书信及回忆文章完成的。
日记，往往是作者当天记，至迟是几天内的补记，最为真实可靠。当然，也不排除出版时有后人的删节，这也是当今中国出版界的一种特色。书信是最直接的陈述表白，没有必要去为什么人讳，否则可以不写，不交流。回忆文章可以在同一件事的叙述比较中判断出真伪程度。
“叶公超自己不写日记，却在胡适、吴宓、朱自清、浦江清、王世杰、柳无忌、周作人等日记中留下了他生命的踪迹。”他又有十四年的教授生涯，自然桃李芬芳。从很多人的文章、日记、书信中筛选着叶公超的生活印迹，将其连缀成他的人生轮廓，传达着那个时代的政治文化信息，勾勒着他所走过的路，真是可以感受到阅读的新鲜与可信。
这本书先是根据众多人的回忆构成了叶公超的生平大要。他的家世，他的求学，他的教授生涯，他的“新月”篇章，他的弃文从政等等。他做人的矛盾性：不想与闻政治，却在国难当头从了政；不喜欢鲁迅的为人，却深赞鲁迅的杂文；深负使命劝说周作人南下，对周的附逆之举，却没有对老朋友的率直与言说无忌。矛盾的世事，可窥视他矛盾的人生一斑。
我更喜欢书的“下篇”：叶公超与很多文化人的交往。“叶公超与徐志摩”“叶公超与闻一多”“叶公超与朱自清”“叶公超与吴宓”“叶公超与周作人”“叶公超与胡适”“叶公超与傅斯年、梅贻琦、蒋梦麟、王世杰”，从中可以多侧面地了解叶公超的做人、做事与为文。尤其喜欢“叶公超与吴宓”一节。大家都知道，胡适与吴宓的日记是保存下来最多的。而吴宓因为曾与叶公超同在清华教书，比邻而居；吴又一度在叶家搭伙吃饭，天天相见，形同家人，自然日记中留下叶公超的生活之迹最密集。这种密集，有友人间诉说婚恋的心曲，同事间商讨教学上的麻烦事，朋友间互请吃饭，叶与吴同各路朋友拜望与交谈等等。
比如，依据吴宓日记的描述：
“因学生吴纳孙屡次无理取闹，吴宓精神苦恼，3月26日早晨，他写信给外文系主任叶公超和教务长，请求他们劝告这个学生下学期退选吴宓的《欧洲文学史》，否则他不能上课。”“3月29日早晨叶公超来，和吴宓一起到中文系主任室，谈吴纳孙的事，决定暂置不究。下午他陪叶公超进城，叶请他在平津美的食堂吃晚餐，有面有肉。”
“7月15日11点，吴宓见了叶公超，‘殊为郁愤’。因为他准备迁居昆华师范楼上和叶公超、金岳霖住在一起。而叶非得要自己搬走后，才允许他搬进。吴宓在日记中发牢骚，说叶公超‘近年益习于贪鄙好利’，叶曾托他代为搜求三十个汽油箱（已找到十个），以供家用，而愿以一副上好的铺板给他作为酬谢。论价值，远不能相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