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玉解除了对宋国的包围，追逐晋军。晋军“退避三舍”，以君避臣，激怒了三军士气。楚军追逐晋军，追出了三军的骄气。在这种情况下，先轸又用计，一举击败了楚子玉，取得了城濮大捷，为文公践土会盟，创建晋霸权立下了汗马功劳。
公元前627年，晋襄公元年，秦穆公不义，乘晋大丧偷袭郑国，先轸又为襄公出谋划策，在崤山设伏，全歼秦军，俘秦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三帅，彻底粉碎了秦穆公谋霸中原的美楚，又为捍卫晋霸权立下了不朽功勋。
（5）狐氏兄弟，文公股肱
狐氏兄弟与文公重耳，论家法，狐氏兄弟是重耳的舅公，重耳是他俩的外甥；论国法，狐氏兄弟是文公的臣下，文公是他俩的国君。狐毛是上军将，狐偃是上军佐，兄弟二人皆为晋国国卿。狐偃，字子犯，亦称舅犯，也作咎犯。他们兄弟俩人，随重耳在外流亡19年，是文公有名的8大臣之二。兄长狐毛憨厚忠诚，是一员战将；兄弟狐偃谋略超人，是一位智将。他们俩在重耳逃亡和文公称霸中，皆立有赫赫战功。
公元前632年，晋楚城濮之战，晋文公与宋成公、齐大夫国归父、崔夭、秦穆公的儿子小憗驻在城濮。楚国军队在险要的丘陵地带结营下寨。晋文公担心战争的胜负，又听到士卒念诵说：“休耕田里的草绿油油，丢开旧的而对新的加以犂锄。”文公心中怀疑，犹豫不决。狐偃说：“出战吧！战而得胜，一定得到诸侯；如果不胜，我国表里山河，谁能奈我何？”晋文公说：“楚强我弱，楚众我寡，这仗怎么打？”狐偃回答说：“我听说礼仪繁杂的君主，对于礼仅的盛大从不感到满足；作战频繁的君主，对于诡诈之术从不感到厌烦。您只对楚作战实行诈术就行了。”文公把狐偃的话告诉了赵衰，赵衰说：“把池塘弄干了来捕魚，怎能不获得魚？可是第二年就没有魚了；把沼泽地烧光了来打猎，怎能不获得野兽？可是第二年就没有野兽了。诈骗的方法，虽说现在可以苟且得利，以后就不能再得利了，这不是长久之计。”文公采纳了狐偃的意见，命令三军依计作战。狐偃说：“且慢！主公昔日在楚君面前，曾有一言：‘他日治兵中原，请避君三舍。’今遂与楚战，是无信也。主公既不失信于原人，怎能失信于楚君乎？必避之。”诸将皆反对说：“以君避臣，辱晋甚也，不可，不可！”狐偃说：“子玉虽可狠，然楚君之惠，不可忘也。吾避楚，非避子玉。”众将又问：“我退，楚追咋办？”狐偃说：“若我退，楚亦退，必不能复围宋矣。如我退而楚进，则以臣逼君，其曲在彼。避而不得，人有怒心，彼骄我怒，不胜何为？”文公说：“狐偃之言极是。”于是，遂传令三军退避三舍。退避三舍，不单是个礼仪问题，而是一个骄兵之计。实则，晋军退一舍，楚军进一舍；晋军退两舍，楚军紧逼两舍；晋军一连退了三舍，楚军一连进了三舍；楚军这一进，是臣逼君，于礼不合。因此，晋军退出了怒气、士气，楚军进出了骄气、惰气。这样的两军交战，怎能不楚败晋胜呢？
（6）赵衰睿智，仁让荐贤
赵衰（？——前622）即赵成子。春秋时晋国卿。字子余。亦称成季、子余。随从公子重耳（即晋文公）流亡在外19年，后重耳回国即位，多得从者之力，他和狐偃尤称首功，是晋文公的“高参”，是执国治政的“智多星”。赵衰睿智，狐偃机智，他们俩，一个谋深虑远，一个随机应变。他们俩，为文公谋划国是、策划军政，却有“逢凶化吉”和“遇难呈祥”的能耐。难怪晋文公赞誉他们二人说：“雍季（即赵衰）之言百世之利也；咎犯（即狐偃）之言，一时之务也（见《吕氏春秋·义赏》）。”何谓“百世之利”，又何谓“一时之务”？据儒者的观点，礼义是“百世之利”，而功利是“一时之务”。他们俩，一个英明有远见，一个随机能应变，为重耳谋国、为文公称霸立下了首功。孔夫子评价晋文公“义赏”时说：“临难用诈，足以却敌（意指城濮之战）；反而尊贤，足以报德（意德为上）。文公虽不终，始足以霸矣（见《吕氏春秋·义赏》）。”一面是对晋文公的肯定，一面又是对赵衰和狐偃功绩的定位。楚成王评价重耳和众从亡说：“晋公子贤，其从者皆国器”。赵衰虽是国器，却仁让荐贤，文公三次赐爵，他三次让贤荐贤，推荐先轸、栾枝等人，最后才任了新上军之将和中军之佐，败秦师于彭衙（春秋秦邑，即陕西白水县东北之衙县故城）。
赵衰为后世所称道和久传不衰的是，他谦虚礼让、多次让贤的故事。晋文公任用贤才，大臣们互相举荐贤才，这正是他国强霸兴的真实写照。让贤，举贤，任贤，用贤，是国家安定的标志，也是国家昌盛的保证。晋文公之所以能继齐桓之后做了春秋诸侯的霸主，与他豁达大度，任贤使能，是休戚相关的。《国语·晋语第二十一》对“文公任贤与赵衰举贤”作了详细记述。公元前632年，晋文公“疲庐蒐兵”，虑将少兵微，赵衰进谏说：“古者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我曲沃武公，始以一军受命，献公始作二军，以灭霍、魏、虞、虢诸国，拓地千里。晋在今日，不是小国，更不是次国，宜作三军。”文公问：“作三军，必须立元帅，谁堪其大任？”赵衰回答说：“堪任元帅者，有勇不如有智，有智不如有学。主公若求智勇之将，不患无人。若求有智、有勇、有谋、有学者，臣谏一人。”文公问：“所谏者何人？”赵衰说：“惟郤谷四者兼备。郤谷知命之年，好学不倦，熟知礼乐而敦诗书。夫礼、乐、诗、书，先王之法，德义之府也。民生以德义为本，兵事以民为本。惟有德义者，方能恤民。能恤民者，方能用兵。”文公纳谏说：“善。”乃命郤谷为元帅，谷辞不受。文公说：“寡人知卿，卿不可辞！”强之再三，乃就职。遂后，文公拜赵衰为卿，赵衰谦让说：“栾枝为人正直，办事谨慎，先轸富有智谋，胥臣知识丰富，他们皆可以辅佐元帅，我赶不上他们。”文公于是就拜栾枝为下军元帅，先轸为下军的副元帅。攻取五鹿（杜注：五鹿，卫地。今卫县西北有地名五鹿），是先轸的谋略。郤谷死后，于是让先轸代替了郤谷的元帅之职。胥臣做了下军的副元帅。文公又一次拜赵衰做卿，赵衰又礼让说：“许多好建议好智计都是狐偃提出的。他用德政治理人民，成效显著，不可不用他。”文公让狐偃做卿，他推辞说：“我哥的才智比我强，年令又长，哥没当上卿，我不敢听命任职。”文公于是让狐毛做上军元帅，狐偃做副元帅。后来，狐毛逝世，让赵衰代替他，赵衰再次谦让说：“在城濮战役中，先且居辅佐元帅，干的很好，有军功得到奖赏，不可不重用。再说我的同事箕郑、胥婴、先都，他们还没有任职，我怎好任职呢？”于是，文公让先且居（即先都）担任上军元帅。这时，文公感慨的说：“赵衰多次辞让，他所推让的，都是国家得力的武臣。不用这些人，就等于废了德政。”文公由于赵衰多次谦让，遂后在清原大阅兵，编制了五军，让赵衰任新上军元帅，箕郑任副元帅；胥婴任新下军元帅，先都任副元帅。狐偃死了，先且居请求补上上军副元帅。文公对他说：“赵衰多次谦让，不忘礼义。谦让，是为推荐贤才。仗义，是推广了德行。做到了这两点，有什么可忧虑的。请让赵衰随从你做副元帅吧！”就这样，赵衰又做了上军副元帅。
（7）文公问教，胥臣论教
晋文公晚年，十分重视自已学习和儿孙教育。就他个人而言，他重视“学以致用”；就儿孙教育来讲，他重视对世子的培育。他认为：“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人要活到老，学到老，学以致用。”可学以致用一直困扰着他，他把学习和应用不能很好地结合起来。一天，他向大夫臼季（即胥臣）求教，说：“我读了书，学到了知识，为什么不会应用呢？”臼季回答说：“学比不学强，学多比学少强。等您学多了，知识丰富了，到了您该用的时候，您就自然会用上了。”遂后，他又向臼季求教：“学了记不住怎么办？”臼季对他说：“学了以后，要时时去温习它，温习的多了，不仅能记住它，而且还会用它。”
《国语·晋语二十四》上，有一篇《胥臣论教诲之力》的文章。这篇文章，记述的是文公为太子姬驩求师，与大夫胥臣的对话。这是一篇关于教育问题的史料。从时间上讲，他虽过去了两千六、七百年，但文章中强调的因材施教、因人施教的教育方法，至今还是有其现实意义和教育意义的。为此，我们把这篇文章摘录于下：文公问于胥臣曰：“我欲使阳处父傅瓘（文公儿子）也，其能善之乎？”对曰：“是在瓘也。蘧蒢（身有残疾）不可使俯，戚施（驼背）不可使仰，僬侥（寓矮子）不可使举，侏儒（特矮小）不可使援，矇瞍（瞎子）不可使视，嚣瘖（哑巴）不可使言，聋聩（先天耳聋）不可使听，童昏（昏聩）不可使谋。质将善而贤良赞之（本质好又有好老师教导），则济可竢（同俟）。若有违质（邪恶），教将不入，其何善之为！臣闻昔者大任（文王母亲）娠文王不变，少溲（小便）于豖牢（猪圈），而得文王不加疾焉（一点儿没感到痛苦）。文王在母不忧，在傅弗勤，处而弗烦，事王（指文王父亲）不怒，孝友二虢（虢仲、虢叔），而惠慈二蔡（指文王的两个儿子），刑于（榜样）大姒（指文王妻子），比于（亲近）诸弟。诗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家和国）。于是乎用四方之贤良。及其即位也，询于八虞（八位掌管山泽的官），而咨于二虢，度于闳夭而谋于南宮（闳夭、南宮是两位贤臣），诹于蔡、原（蔡公、原公）而访于辛、尹（即辛甲、尹伊），重之以周、邵、毕、荣（周之四公），亿宁（安）百神，而柔和（安抚）万民。故诗云：‘惠于宗公，神罔（无时）时恫（恨）。’若是，则文王非专教诲之力也。”公曰：“然则教无益乎？”对曰：“胡为文，益其质（教育可使美好的本质加上文采更加美好）。故人生而学，非学不入。”公曰：“奈夫八疾何（指上面说的八疾人）？”对曰：“官师之所材也……夫教者，因体能质而利之者也。若川然有原，以卬浦而后大（就像大河有源头，迎它到入海处而后让它任意奔流）。”
从文公与臼季问教、论教的对话中，我们可以悟出这样几个问题：一、关键是学生的本质怎样？二、学生好的本质加上好的老师教诲，就可以成为有用之才；三、要因材施教，因人施教，其教育内容、教学方法，不能千篇一律；四、强调了学生自我勤奋、自我修养的重要性。
（8）祖孙父子，三代将相
祖孙父子，说的是祖父赵盾、儿子赵朔、孙子赵武；三代将相，说的是，祖父赵盾是执政卿、是相国，儿子赵朔是上军将、上军元帅，孙子赵武是相国、是执政卿。他们祖孙三代，有一个共同特点，这就是忠君爱国，但在忠君上却表现的各异：祖父是智忠，在遭受昏君奸佞相勾结，迫害自已时采取了“逃国”；儿子赵朔是愚忠，在“下宮之役”遭受杀戮时，他拒不逃走，采取了“以死”报君；孙子赵武，就是大名鼎鼎的赵氏孤儿，他在晋侯为其赵氏平反后，便忠心耿耿的忠君报国，可谓是“大忠”。下面分别说说他们祖孙父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