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日本鬼子在协和堡临近县城方向修建了一座炮楼，摩托车上插着太阳旗成天出出进进，欺负老百姓，烧杀掠抢，无恶不作。一天汾阳县区委决定配合全国抗日形势，把日本鬼子的这座炮楼打掉。说装备、论战术我们民兵不是日本鬼子的对手，但有一点，他们是侵略者。咱们就凭一股恨气和土枪土炮，在没有主力配合的情况下，一夜之间，把炮楼连同几十个鬼子一下子给端了，这成了当时人们解气的热门话题。
协和堡这个村子位于汾阳县城西十来里处，坐落在边山的一个小山头上。它虽然是个只有二百来口人的小村子，却是战争时期的兵家必争之地。小山头南北两侧是深沟，山的西边是一个大的陡坡，只有东边村堡的正门通向县城方向。当时民兵、游击队选择这个地方作为根据地，就是因为它既是通往吕梁山根据地的军事要冲，也是易守难攻的天然屏障，从地理位置上与日军炮楼形成对垒。双方不止一次在协和堡交战，日本鬼子没有能占上便宜。他们清楚这个地方的重要性，也早已有攻取的企图，结果不但没有达到目的，反而自己的老窝被土枪土炮的民兵队伍抄掉。于是，鬼子调动周围的大批日军疯狂反扑，进行报复。汾阳县抗日政府事先接到情报后不敢大意，积极准备战斗。同时联络平介、孝义以及文水地方武装，配合牵制敌人。那次战斗打得非常激烈，经过长达一天的交战，日军虽然武器精良，攻势凶猛，但由于我方民兵地形熟悉、协同作战，加之交战接触面小及增援接应民兵的有力牵制，使敌人腹背受敌，终以失败告终。
协和堡之战是一次典型的民兵主力战，当时的《太行日报》专门作了报道。不过为了守住这块根据地，当地好多民兵的鲜血撒在了这块土地上。
侯山林单车送首长
抗日战争以至解放战争时期，我们这一带作为游击区，民兵任务很多。当时平介县建立了两条秘密红色交通线：一条是从晋西北文水边山到晋东南的平遥边山，即康家堡—孝义—苏家堡—仁庄—东良庄—徐家镇—道备—游驾—新庄—金庄—常村—飞沿—东泉—彭坡头到沁源县涧崖底村，进入太岳根据地。另一条是从晋西北汾阳边山到晋东南的介休边山，即王虎庄—敖坡—池家庄—董寺—大会头—九枝社—安固—罗城—西王智—礼世村—北辛武—龙凤—瓦瓮到沁源县北沟村，进入太岳根据地。
为了使通过敌占区的这两条秘密交通线能够畅通无阻，平介县委在距交通沿线不远的地方建立了住宿点和转送站。其条件是，该村必须是抗日的或者是被共产党控制的“两面”村政权，吃饭有人搞，住房有人找，走路有向导。抗日期间，从延安到前方和从前方到延安，通过平介县的有不少共产党八路军的重要领导，象刘少奇、薄一波、蔡畅、罗瑞卿、何长工、陈赓、安之文等多人。
有一次，我们接到任务说要护送一位首长，从介休边山李屯一带接人，一直送到汾阳文水交界的牛虎庄山口，要求单人护送。我接到命令后，把任务交给了可靠民兵侯山林前往完成。侯山林用自行车接上首长，化妆成当地老百姓的模样，行程数十里，顺利地把首长送达目的地。回来后，山林高兴地告诉我们：“首长真好，临别还给了我五块钱，说好同志辛苦了，路上买点好吃的吧。”这件事过去多少年，我们一直也不知道当年护送的是谁。因为当时护送是有纪律的，不允许打问姓名职务。直到前几年侯外庐的女儿回村里，才知道，那次我们护送的可能就是时任山西省抗日救国牺牲同盟会主席的薄一波首长。每当提起这件事，我们都会觉得很自豪。
成克、安平生在铁北三区
平介铁北民主县政府是一九四五年九月成立的。它的前身是一九四一年成立的平介抗日民主政府。一九四二年春天，以县长薛佑之为首的抗日民主政府主要干部先后都被日本人逮捕杀害。后来撤销抗日民主政府，建立了平介县办事处（县级），办事处主任是成克。当时他已经是平介县委书记。直到抗日战争胜利，才成立平介铁北民主县政府，平介铁北县委书记是成克，民主县政府起初的县长是胡汉平，后来的县长是安平生。
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二年期间，平介县的上级领导还没有完全理顺，行政上和组织上，各有各的上级。县党组织属晋绥区管，县政府归太岳区管。因此行动不够统一，导致许多失利。平介县抗日民主政府一九四一年三月成立，不足一年的时间就遭到敌人破坏。第二年的一月，先是县长薛佑之被日军逮捕，接着财政科长李俊臣、教育科长刘堃甫、民政科长康石等十来个政府初创人员无一幸免。那年九月，日军平遥宪兵队将薛佑之他们十多人押到县城南门外冀祖英菜园地后，拖到菜地的一眼井台上，一个个被活活砍死。临刑前，他们毫不畏惧，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抗日必胜”的口号。冷静地想，平介抗日民主政府的惨痛教训，说明了无论在战略上还是战术上都存在问题。当年五月，成立平介县办事处，实行一元化领导，办事处主任由平介县委书记成克兼任。成克在平介一区回回堡村整风会上总结平介地区工作的时候说，过去我们的问题是敢于斗争有余，而善于斗争不足，把根据地对敌斗争的做法，照搬到敌占区。他要求与会干部在今后的工作中，要依靠群众，隐蔽斗争，做好长期抗战的准备。平介县下辖六个区，包括原平遥县辖地铁路以北的一、二、三区，介休、汾阳、孝义各有一个区。我们铁北三区是当时领导公认的安全区，有“小延安”之称。由于采取新的斗争策略，成克和安平生他们这些领导与我们接触机会较多，特别是成克与王明是连襟关系，我和他们逐渐地熟悉起来。当时还有一位县领导叫武林叶，他是王明的入党介绍人，早先以天主教牧师身份作隐蔽，后来又以小商贩身份出现。人们看到的摇着货郎鼓叫卖芝麻糖的那个买卖人，实际上却是平介县的县委副书记。一旦形势吃紧，平介县领导需要隐蔽时就会来我们这里。每当召开什么秘密会议也会来我们这儿，在坟地里一起睡觉、地窨子里一起藏身是经常的事情。为了我这个地下村长工作方便，安平生县长还给我开了一张特殊的介绍信。带领群众避难时，所到各村都得到村长财粮的照应。三家村三九则牺牲后，在三家村召开追悼会，成克书记和安平生县长亲自抬棺材送葬，以表示对革命烈士的尊敬，对他们英勇牺牲精神的充分肯定。有一次，成克书记安平生县长的坐骑丢失了，两人工作活动受到影响。后来在汾孝战役尾声时，我们地方民兵配合西北野战部队截击敌人，逮住了敌人两匹很漂亮的马，专门给成克书记和安平生县长送去。无论精神头儿还是马鞍装备都比他们原来的要好得多。
解放以后，安平生曾经任云南省委书记，成克曾经任我们国家农垦部部长、教育部中教司司长。这些领导解放以后在我被极“左”路线批斗、蒙冤受屈的时候，帮了我很大的忙。为我洗清不白之冤提供了帮助。上世纪八十年代，县里邀请成克他们回来时，正遇我不当“三军司令”，去了太原和几个朋友开砖窑，失去了和他们见面的机会，很是可惜。不管怎样，战争时候结下的那种友情是牢不可破的。
成 克
安平生
三家村刘氏两兄弟
三家村出了不少革命老同志。三九则（大名刘福盛）和他弟弟刘福光弟兄俩就是其中的代表，我和他们交往多比较了解。
三九则是在一九四六年被阎军打死的。那年六月下旬，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山西的土皇帝、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调集大量兵力，占领了平遥除山区以外的地区。阎军在汾河东岸的曹村修炮楼、设据点，准备随时越过汾河，进犯共产党领导控制的平介县，而与曹村隔河相望的丰依村就是阎军西犯的桥头堡。
平介县一、二、三区在县委书记成克、县长安平生的领导下，针对这里一马平川的地理特点，与阎军开展“青纱帐”的斗争，派民兵到丰依村西邻的魏乐、王郭等村，设警戒岗哨，观察掌握阎军的动向。
一天，我和三家村的三九则等三人在魏乐村东口执行警戒任务。早上，我们在村口姓田的一户人家吃了早饭，吃的是田家女人疤五女（姓郭）给我们做的烙饼。吃过饭后，我们三人相跟上到村东口的三官庙放哨。庙里有一口厚实的柏木棺材，三九则开玩笑说：“咱三人如果谁先死，就装上这口棺材。”我们刚休息了一会儿，就从一里远的丰依村传来了奏乐敲打声，我们三人便提着枪，到庙背后观察丰依村的动静，刚瞅了一阵，“哒哒哒”一梭子子弹就从丰依村方向打了过来，站在最高处的三九则当场被撂倒，我和另一个赶紧卧倒，滚到三九则跟前一看，只见他头胸鲜血直流，已经不行了。
据后来丰依村三九则的妹夫喜成则（大名马长玉）说，那敲打声是他的伙伴洋则（姓孟）在娶媳妇。因为洋则住在村的西头，所以魏乐村也听得清楚。那天他正在洋则家帮忙，突然就闯来一股阎军，他们首先派岗哨登上洋则家西南面的孟学玉家窑顶，然后大队人马准备白吃洋则的喜酒。一会儿岗哨就跑来报告说魏乐村东口发现有拿枪的人活动。这伙阎军也顾不上喝喜酒了，拿上机枪上了孟学玉家的窑顶。不一会儿就传来了一阵机枪声。后来听说打死了共产党的民兵三家村的三九则。喜成则跑到魏乐村看到了死去的三九则。巧的是后来喜成则娶了三九则的小妹刘福英，成了三九则的妹夫。
三九则牺牲后，我们一方面向区县领导报告，一方面派人到三家村通知家属。县委书记成克、县长安平生指示三家村所在的三区区委书记王明、区长樊震与家属一起办理三九则的后事。三九则家住在三家村北头，一处两进院的正房，有五个兄弟，五个姐妹。三九则是兄弟中的老大，当时已成家，有一个两岁左右的儿子叫秋根。他的二弟刘福光当时是我们的副村长，刚二十出头，他一路哭着到了魏乐村。见到躺在血泊中的哥哥更是大哭一场。后来他和我们一起洗净了三九则的身子，换上衣服，装进了庙里的那口柏木棺材，抬回了三家村。
出殡那天，县委书记成克、县长安平生等县区领导都来参加了追悼会。安慰了三九则的父母妻子亲属。成克、安平生还亲自抬棺送葬。人们看到三九则为革命牺牲，留下只有两岁的儿子，都流下了眼泪。
三九则，我的好战友、好兄弟，虽然牺牲六十多年了，有说有笑的乐观性格，总让人难以忘怀。
三九则的二弟刘福光是民国十三年（一九二四年）阴历三月二十六日出生的，比我小四岁。我是西王智村，他是三家村。两个村只有一里远，共同的志向使我们很早就走到一起。刘福光在民国三十三年（一九四四年）就当了平介县领导下的三家村抗日副村长。由于他家住在村的北头边上，院子又比较大。白天是日本人、勾子军，晚上又是从西北山上下来的八路军，都往他家跑。
刘福光哥哥三九则牺牲后，组织上就安排刘福光到吕梁山的头道川从事革命地下工作。第二年回到家乡，继续从事地下活动。那时候，阎锡山的保警队和乡武装经常出来抢粮抓人。我们这些人就在区委书记王明的带领下，分散在各村，一方面保护好自己，另一方面随时注意勾子军的动向，及时传递消息，利用庄稼的掩护，该打就打，该撤就撤。有一次，刘福光在家里不能呆了，晚上路过西王智，告了一下我情况，就跑到了大羌村，藏在他二姐家西院的地窖里，他二姐给他送饭吃。还有一次，他正在王郭村他爱人家，办完事刚想在村公所休息，突然被包围，幸亏他腿跨利落，翻墙越顶跑了。那时候我们也经常见面。
一九四八年，随着徐向前的部队在曹村歼灭了阎锡山的亲训师，在北营打了一场漂亮的歼灭战，阎锡山的平遥县长尹遵党也于七月十二日逃回太原。第二天，平遥获得了解放。这年十月，平介县撤销，我们铁北的这些区又回归了平遥县。刘福光调了不少地方。后来去了保定、衡水。离休后，享受副师级待遇。听说曾荣获中央军委胜利功勋荣誉证书。
刘福光离休后，定居在榆次。有时回家乡看看亲人、老战友，所以我们又有机会见面了。有一次，刘福光对我说：“走吧，你儿子不是家在榆次吗？你也到榆次住吧。这样我们就能天天见面了。”我说：“不去，还是农村好，环境安静、空气清新，又自由。”他还夸我身体保养得好，人生难买老来瘦，脑子也好。我说：“嗨，我是会活，知足常乐，又喜欢做营生，劳动可以使人长寿。”
近年来，我和刘福光哥俩不常见面了，刘福光孩子多，拖累大，身体又胖，也八十多岁了。我祝愿他身体健康，如意快乐，安度晚年。
刘福光
“亲训师”被歼“五·一三”
说起“亲训师”当年老人们都知道，是阎锡山二战区的精锐部队。它的组成特点，一是抗日战争结束后，一些日本军官武士不愿意回去，自愿加入阎锡山军队，给他训练将士，岩田就是有名的日本军官；二是装备精良，重机枪、迫击炮，要甚有甚，并且挑选了一批年轻精干的士兵。铁路沿线是阎军的军事重地，所以阎锡山为了维持在山西的统治，指定陈震东为师长，组建了这支王牌军，也是阎锡山心爱的一支军队。而咱们的部队也正是解放全中国气势正旺的时候，徐向前的部队从临汾向北开进，太岳部队和吕梁罗贵波部队，分别从东南西三个方向向晋中一带包剿，正好和国民党以“亲训师”为主力的精锐“闪击军团”遭遇到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