黍庵笔记
王祥夫
关于高士
中国现在可以说没有什么“高士”。记得有一次坐公共汽车，听坐在旁边的两个老人在说话，其中的一位像是遇到了什么事，对另一位很是气急地说：“你说，你说，你说什么才是好人？”另一位老半天才“啃啃啃啃”说：“不害人的人在现在就已经是好人了！”这简直就是禅语，亦让人伤感，是无尽的伤感，是让人彻骨的感时伤怀。从这句话说开去，如果非要在当下找出几个高士，那么是不是可以说不下流龌龊者便几近高士？而古人却不这么认为。古时有没有类似于《高士谱》这样的书我不知道，但若把《世说新语》中关于品评人物的言论辑纳在一处我以为可以是小半部《高士谱》。以“高”字相人，可以分之为“高士”、“高人”、“高手”，当下之世，不乏高人，更不乏高手，几百亿几百亿的大钞可以不动声色地装进自己腰包再汇往国外银行者不能说他不是“高手”，但也只是“手”而已，与“掱手”可以放在同一个系列，是技术性质的范畴，是一种活计。“高人”也是技术性的，常听某友说“那可是个高人”，不用问，是技术比较好，或是绘画，或是写字，或是做买卖，比别人都似乎来得好。只要勤奋肯下工夫，达到这个水准其实并不难，以此言而论人，各行各业都可以培养出一大批高人，日本的世界手淫大赛冠军佐藤政信便是高手，其大赛为举世瞩目，佐藤先生从一开始到结束几达七个钟头之久！当然还有世界性质的放屁吹蜡烛比赛，均可时见“高人”出世。而唯有“高士”却非有精神不可。比如阮籍看人可以用“青眼”或“白眼”来区别，也只是一会儿一会儿地翻眼皮，接近某种表演技巧，光凭这一点，阮籍还不能成其为高士。阮籍的苦闷往往不被后人理解，后人关心的总是他的古怪行径。他的半夜起来独自弹琴是比较好看的苦闷，是高士的样子，但半夜的弹琴也一定会影响到邻居的睡眠，但弹琴既不是擂鼓也不是撞钟，比时下半夜三更的突然响起鞭炮要好得多。再说“高士”。并非始之于“竹林七贤”，古来的高士一大特点就是他们的作风和气派是与当权派没有一点点合作精神，比如宁肯上山采薇以继性命的伯夷与叔齐，宋人李唐的《采薇图》画得真是好，坐在树下的叔齐的形容之惨淡，让人从内心直起敬意，你若不明白什么是惨淡之色，你看一下李唐的《采薇图》就会明白，高傲、自尊，而那张脸还让你感觉到“气紧”，这真是难以描画。宁肯在山林采薇而食也不在市井招摇。这就是高士的品格，是高洁的灵与肉的整体出来说话。
从古到今，高士十分稀少，倪云林似乎可以算一个，也只是似乎，是似与不似之间，他太有钱，可以高，若一旦没了钱也许会矮下去也说不定，但他笔下的林亭山水却是高士的气象，是绝尘。只有山水在，再没有其他，别说没有一个人，连鸟都没有一只，空阔的不能再空阔。倪是画比人高，倪的与众不同处是他有洁癖，男人有洁癖是十分让人讨厌的。被苏东坡崇拜过的林和靖先生没有多少资产，又生着病，身体的不好也许不允许他娶妻，床笫之事绝不比锄地轻松，所以他不娶妻是因为身体不行那简直是一定如此，他便种了梅花当老婆，又养了仙鹤到处领着散步。但林先生的高在于他的行为，是与众大大地不同，但与众不同的人大有人在，比如有许多的老百姓都不娶老婆，都养个鸟当儿子，但是不能称之为高士的，林的高，还在于他的诗写得好，字亦好，字之好是有“别才”，一通手札，寥寥数行字恐怕要写上老半天，这又证明他的身体欠佳，但他的字之好是有口皆碑。再往下，山西的傅山先生虽然字好，妇科也看得好，但他不能称之为高士，他太关心政治。高士是不太放眼政治的，一会儿出国，一会儿上电视台，一会儿大捐其款，一会儿上封面，这也只能称之为“热闹之士”。在中国，各种品种的人士都可以数出不少，而唯有“高士”却从古到今凤毛麟角。在中国，近百年的画坛数来数去也只有半个高士，那便是林风眠先生。
林风眠先生一直想埋骨故土，却一直办不到，所以这半个高士至今还魂兮魄兮地在国外到处游荡着。他唯一的亲人——混血儿的外孙也已老大，正在四处奔走呼号，面对记者一双大眼泪水涟涟，为他的外公埋骨故土而努力。
菖蒲
知堂老人似乎很少写新体诗，但风气所致，他早年竟也写过，并且有句子与众大异，比如《饮酒》，在这里不妨略引一两句：“你有酒吗？你有松香一般的黏酒，有橄榄油似的软酒，我渴的几乎恶心，渴的将要瞌睡了，我总是口渴，喝的只是那无味的凉水，你有酒吗？”独看这首诗，周先生像是十分的喜欢酒，他的文章《谈酒》告诉读者他平时也是喝酒的，一如他的兄长，量不大却喜饮，温良的绍兴酒和刀子般的二锅头想必是都来得了。《饮酒》这首诗说不上好，但“松香般的粘酒”却出乎我对酒的想象，也可以开阔时下酒徒们的想象。这里谈到了松香，说来好笑，当年我在一个杀猪的屠户那里，就想看他怎样给那颗猪头褪毛，先是看到了那一整锅熔化了的松香，端坐在大铁炉子上，那黏稠的松香在锅里做黏稠的缓动，或“噗”的一声，或再“噗”的一声，把一颗完整的猪头慢慢放进去再捞上来，等猪头上的松香凉到坚固，一敲两敲，猪头上的猪毛就随着碎落的松香都下来了。而我想酒再黏稠也黏稠不到松香那样，即使是古都西安吴克敬兄请我喝过的那种稠酒，究竟是怎么回事？但这是诗，不是教科书或某种土特产的介绍，所以不必细究。而读着知堂老人这首诗的时候，奇怪的是我却忽然想到了菖蒲，这简直是很奇怪，看着这样的诗却想到菖蒲。但不知为什么，脑子里的菖蒲总是那种剪成宝剑的大菖蒲。过端午的时候，乡下人会一担一担把它们碧青的挑进城里，和菖蒲叶同时进城的还有苇叶。当然还会有味道极清的艾草。大菖蒲叶被剪过，便是剑了，挂在门首是专门用来对付五毒的。这样的绿色宝剑也只能在门首上挂一两天，天下的五毒毕竟不会被杀光，但到了端午那一天据说却是找不到其中的任何一种或哪怕是其中的某一种某一只，据说都统统躲起来去保命了，民间的说法是“五毒躲雄黄”。上一次在北京朋友的茶桌边见到这种大菖蒲，真是出人意料之外的大，起初不以为它是菖蒲，倒以为它是大叶子蕙兰。文人雅士，或者既不文也不雅之士，或者是工农和士商，也照样可以喜欢菖蒲，但人们喜欢的菖蒲照例都是那种钱钱的，总是长不大的小菖蒲，即使长大了也团团的仿佛只有清代的“花钱”那样大，可以种在酒盅大小的陶盆子里，既不占地方又可以多种，唯这样的菖蒲才有资格上案头去与琴砚古书或手卷同列。而大菖蒲却很少见人把它种在家里，也许亦不失之为一种长期避五毒的好方法，而鄙人北京的朋友的那间屋亦大可名之为“大菖蒲堂”。说到菖蒲，必要提到的一人是虎门的谁堂，其所植菖蒲之多之好是朋友们之间乐于说道的事情。许多人想去虎门，一是想去看他的菖蒲，二是唐僧西天取经样的想去求教他的养菖蒲经。今年四五月之交的时候，谁堂曾寄一钱菖蒲过来，因为家里没有人被放在门口药铺里达十天左右，即至打开包裹，不免让旁边的人吃惊起来，那菖蒲钱钱一团，仍然碧青。谁堂现在虎门，日日治印于菖蒲之侧，看他照片，平头布衣真是大气。
也许谁堂肯著一书以专谈菖蒲，书名倒不妨就叫《菖蒲经》。
砚田
鄙乡把砚叫作“砚瓦”，发音听来却是“阎王”。此音定是很古。及至后来陆续在鄙乡古董肆收到几方辽代的澄泥砚，形制俱做“风”字，见棱见角，击之有金石声。砚背是竖两排各四字的作坊字号“西京东关小刘砚瓦”。鄙乡之东关临河，此河当年水大流深浮得起大船，做澄泥砚怎么离得开河？他乡只叫“砚”，鄙乡却叫“砚瓦”是由来已久，至今听来，殊觉亲切。
小时去学校上课，有一节课便是仿写。先从红字描起，然后再慢慢进阶到用麻纸，那时的麻纸真是结实耐用，正面写完再写反面，老师在上边用红笔再勾圈，两面写完，那麻纸还有用，过年刷房打仰尘离不开此纸。至今想来，犹如一梦。
小时写字，使一铜墨盒，很小，正方，盖子很紧，里边放些丝绵，家里大人总是让把墨在家里先研好，再倒在铜墨盒里，有丝绵在里边，即使路上不小心打翻，也不至于泼洒。没有铜墨盒的同学便只两手端了上边有一个尖尖小嘴的石砚，走路俱是小心翼翼。那时用墨，便是小锭的“金不换”，那时好像也没有墨汁。写字必要研墨。“金不换”至今听来亦不觉其俗，倒觉其好，有劝导之意在里边。若是大锭的墨，便必要用薄纸卷紧打蜡封死，用的时候研一阵便把纸慢慢剥下去一点，墨便不开裂。现在我用的墨是上世纪70年代上海厂的老墨，一盒六锭都用纸蜡封固，用一锭开一锭。如剥糖果，其香湛然，积习如此，再难改变。
从小用砚，是家中的一方老端，洗净做猪肝紫，上边刻有瓜和瓜蔓。每上写仿课，总是先用这个砚把墨研好，这砚却没有那尖尖的嘴，研好的墨汁往铜墨盒里倒总是会弄得淋漓满手。家大人会说：“快快快，出去洗，出去洗。”出去去什么地方洗？去葡萄架下的水池里洗，一洗两洗，池水俱黑。
小时用墨，总是“金不换”，这非但只是鲁迅老先生在那里用，是人人都在用，不值得就此做什么文章。用笔，总是“笔扫千军”，其实是很一般的笔，还要有一个铜笔帽。有时候毛笔的笔头掉了，家里大人会用一点点熔化后的松香把它再“焊”在笔杆儿上边。这“焊”字用的可真是好，听起来让人觉着亲切——“用松香把毛笔笔头焊一下”。那时候，笔头总是掉，家里总是有那么一大块松香。
现在用砚，积习难改的是还总是用那个小圆砚，如洗净，此砚亦做猪肝色，却很发墨，上有一圆盖，圆盖上刻一枝瘦梅。多少年用来，好像是，若想换一方砚来用就有些对不起它的意思在里边。曾听李国涛先生说，他小时候家里的砚可以砌一堵小墙。他的父亲画山水学四王，他把画拿给我看，笔墨真是清爽得很，民国年间的气息毕竟要比现在的好。
朋友之间送砚送笔送纸，真是风雅的紧。而许多的砚其实现在都很寂寞。杨春华女士上次来家闲坐，说她没事玩壶，一把一把轮流当值在手里摩来摩去，终至包浆日厚，我的习惯却是隔一段时间就把砚拿出来摸摸看看。在心里竟生出一些惭愧之意，若轮着用它，家里的砚一时还怕用不过来。我很怕洗砚，说到这一点，我是邋遢之辈，虽说现在把砚放在水龙头下“哗哗哗哗”地洗很容易。家有百砚，要用的也只那一两方。
金冬心的文集里最好看的文字我以为是那些牛肝马肺俱有品题的“砚铭”，起码是我喜欢。砚之上品，我以为应该是非方即圆，方圆之下，长方亦可。我不喜欢随形砚，也从不用。用印也这样，亦是非方即圆。
记吴湖帆
把全世界的画家都算在内，画过《原子弹发射图》的画家想必不会有几个，也许只有一位，那就是我喜爱的画家吴湖帆先生。吴湖帆先生不但画原子弹发射，还画过一幅《又红又专图》，画面着实太简单，一支弯弯的墨竹，上边压了一块儿猛看上去像是一本书的红砖头，现在看，有些幽默在里边，我想当年吴先生是认真的，绝不敢幽默，那是个不容许随便幽默的时代，那是个艺术家和作家动辄“噤若寒蝉”不太敢发声的时代。但我永远不会因为这两幅画而不再喜欢吴湖帆先生，我觉得他可爱，从某种角度讲，他的艺术胆略已经远远超越了毕加索先生和达利先生。毕加索的著名幽默在于苏联红色政权请他给他们的红色领袖斯大林画一幅肖像，虽然当时毕加索已经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但他的艺术底盘儿毕竟还是艺术家，他对着斯大林的照片不知怎么千思百想，也不知道他构思了有多久？总之，斯大林先生的肖像送到莫斯科的时候引起了好一阵骚动，肖像上的斯大林先生的额头上多了一撮儿小青年或艺术家额头上才会有的飞扬的发卷儿，这额外多出的发卷儿是毕加索先生给加上去的，他或许认为，斯大林先生太过严肃了，这是真正的幽默，由于这是国际性的大幽默，这幅伟人像最终还是没能挂出来。毕加索挺幽默，但他再幽默也没有画过原子弹爆炸。达利的目标是天堂，他一次次通过画笔让他的夫人飞起来，飞向主长期居住的地方，我们在达利画过的著名教堂里，仰起头来只能看到他夫人那两只已经飞离陆地的大脚，即使这样，但达利也没有画过原子弹。
历史捉弄人如此，当年的正经事，现在重新讲起便是笑话，不讲也罢。
还是讲荷花，近百年来，以熟纸画荷花，最好的应该就是吴先生。我以为他要压倒其他画荷花的画家。白石老人除了工虫，一般不以熟纸作画，我看过白石老人许多幅熟纸的扇面，笔墨在，气韵却大减，意思好，却不怎么耐细看。而白石老人画在生纸上的大幅荷花却线条错落气象万千，平铺在桌上让你一时看不懂，像是乱，挂起来再看，却是乱得好，是乱中取胜——好得要吓你一跳，仿都仿不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