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族是贵州的主要少数民族之一，贵州也是苗族文化的核心地。中国苗族第一寨“西江千户苗寨”，中国最美苗寨乌东、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郎德上寨等具有苗族文化标志意义的地方都汇聚于黔东南的雷山县。
蚩尤战败之后，部分族人融入了炎、黄集团，从而成为部分华夏族，也就是当今汉族的先民。
作为蚩尤后人的苗族，有一部分留在了河北，一部分辗转迁徙来到了贵州。因而，部分河北人和贵州的苗族有着共同的祖先和共同的记忆，这是足以穿透时空的力量，是两省的血脉之亲。
二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有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这就是与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并称为“晚清四大名臣”的张之洞。
张之洞是晚清时期洋务派代表人物，他不仅是民族重工业的奠基人，还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为西学在中国的传播创造了良好的舆论环境，为新时代环境下国人的思维、视野拓展打开了一个窗口。
张之洞祖籍河北南皮，出生于贵阳，7岁时随父到兴义府城就读，12岁时回河北原籍应试，考取秀才；15岁时赴顺天府乡试中举人第一名；26岁考取进士第三名，成为“探花”，授翰林院编修。
张之洞是贵州和河北共同培育的结果，他的思想和精神也是两省的共同宝贵财富。其弟子张继熙谈及张之洞时曾说“公常谓中国不贫于财，而贫于人才，故以兴学为求才治国之首务。”花大力气吸引人才、用大心思留住人才，显大气魄任用人才。发挥张之洞所留下的敢为天下先、勇于担当的精神，扎扎实实做好人才工作。人才兴则省兴、则国兴、则民族兴。
这也许是张之洞留给今天两省的重要启示之一。
三
抗日战争期间，发生在河北易县的“狼牙山五壮士”英勇事迹至今为人传颂，五壮士用鲜血和生命为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爱国主义和民族气节做出了最好的注解。
长征期间，红军在贵州做出了同样可歌可泣的壮举。
中央红军长征出发之前，为了减轻中央根据地的压力并为即将到来的主力转移探索道路，1934年7月23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电令红六军团从湘赣根据地退出，向湖南中部进发，设法与黔东地区的红三军会合。
进入贵州以后，红六军团和各路敌军进行了多次激烈的战斗。10月7日，红六军团在石阡县甘溪陷入了湘、桂、黔三省敌军约24个团的包围之中。
经过浴血奋战，红军打退了对方的数次进攻，以较大的牺牲为主力部队争取出了机动时间。后来军团在撤出战斗进行转移时，50、52团先后与主力失去了联系。
独立行动的52团在石阡困牛山再次陷入了包围，红军激战了三个昼夜，多次打退对方进攻，最后弹尽粮绝，后路又被截断。在这次战斗中，除红18师师长龙云率领200余人突出重围、团长田海清阵亡外，其余100多名红军战士宁死不做俘虏，在困牛山虎井沟毅然纵身集体跳崖。
52团的100多名红军战士和狼牙山五壮士都是为了实现救国救民的理想而英勇就义的，他们在贵州和河北大地上留下了永远难以磨灭的、催人奋进的不朽精神。
四
贵州的遵义和河北的西柏坡都是中国五大革命圣地之一，贵州和河北均为中国的革命事业做出了不朽的贡献，树立起了彪炳于中国革命史册的不朽丰碑。
长征期间，从1934年12月上旬到1935年4月底，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在贵州活动4个多月，占长征总时间的三分之一。在此期间，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实现了生死攸关的转折，开始从幼年走向成熟。在贵州发生的以遵义会议为集中体现的系列事件，为顺利完成长征、开创抗日战争的全新局面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48年5月，中共中央、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进驻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村，从此这里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和人民解放军进行战略大决战、创建新中国的指挥中心。
在西柏坡，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指挥人民解放军成功地进行了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基本上消灭了国民党的主要军事力量，为解放全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45年3月5日至13日，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胜利召开。会议确定了促进革命迅速取得全国胜利的各项方针并确定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胜利后的一系列基本政策。毛泽东在会上指出，全党的工作重心要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并告诫全党在全国胜利以后要务必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这就是着名的“两个务必”。
一路走来，中华民族的追求和梦想都是前后相承、一以贯之的。
多彩醉美，晋善晋美
一
贵州是中国南方煤炭资源最为丰富的省份，素有“西南煤海”之称，山西则以煤炭资源闻名于世，煤炭储量占全国的三分之一。
山西的醋扬名海内外，贵州则有“三天不吃酸，走路打蹿蹿”的民谣，贵州人喜酸食，贵州生产的醋品质也很好。
山西有个着名的以赵树理为代表的文学流派——“山药蛋派”，贵州则盛产优质土豆。此外，核桃、猕猴桃、辣椒等都是两省共同的名优特产。
贵州地处云贵高原，山西位于黄土高原，且位于纳雍的贵州最高峰韭菜坪海拔2900米，山西的最高峰五台山北台顶（叶斗峰）海拔3058米，相差不多。
所以说，贵州和山西虽然隔着千山万水，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盛唐着名边塞诗人、被誉为“七绝圣手”的山西太原人王昌龄就曾被贬为龙标尉（龙标治所在今黎平、锦屏一带），于是世有王龙标之称。
当年王昌龄被贬时，大诗人李白为他写下了“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的诗句。王昌龄自己也在这里创作了《送崔参军往龙溪》等多篇诗作。
王昌龄的到来促使当地形成了重教好学的风气，留下了“诗荒开遍夜郎西”的佳话。如今在当地还保留着“状元墓”“状元祠”“状元亭”“龙标书院”等与王昌龄有关的古迹，仍有在清明节去祭扫“王昌龄墓”的习俗。
而且，今隆里古城的王姓也是从山西迁过来的，不知是否与王昌龄有关。
同样是在唐代，另外一位山西人来到了贵州并在这里开创了贵州发展的新篇。
唐末时期，播州（今贵州遵义）为南诏攻陷，876年，山西太原人杨端应唐僖宗之募，带兵入播平定南诏，收复播州，被封为“播州候”。
从此播州成为杨氏家族的世袭领地，从杨端到杨应龙，从唐末到明末，共传29代，前后达725年。
前后29代的播州杨氏土司绝大部分能够“尽臣节、隆孝道、守箕裘、保疆土”，这也是播州杨氏作为土司统治能历经唐宋元明四代的主要原因之一。
杨氏播州全盛时期，地域南北横跨2000余里，包括了今遵义市全境和黔南、黔东南、贵阳、铜仁的部分地区以及今重庆南川、綦江的一些地方。
杨氏统治播州前后725年，经历了中国少数民族地区制度由羁縻之制到土司制度再到改土归流的整个过程。在中央集权力有不逮或者衰微的特定历史阶段，羁縻之制和土司制度在维护国家领土完整、促进地方发展等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以播州杨氏为例，杨氏土司政权能与中央朝廷保持一致，并采取各种积极措施，促进了播州经济、教育、文化的发展，遵义地区之所以在明清时期能够成为文化高地，与此不无关系，这是永远不能否认的功绩。
二
山西的五台山和贵州的梵净山同为中国佛教五大名山。
五台山是文殊菩萨道场，不仅是中国五大佛教名山之首，还与尼泊尔蓝毗尼花园、印度鹿野苑、菩提伽耶、拘尸那迦并称为世界五大佛教圣地。
五台山方圆约320公里，因五峰如五根擎天巨柱拔地而起、巍然矗立，峰顶平坦如台，故名五台山。又因山上气候多寒，盛夏仍不见炎暑而别称清凉山。
东汉时期，佛教传入五台山，唐代时五台山成为佛教圣地，自此以后长盛不衰，直至今日。
文殊菩萨在佛教中被称为七佛之师、菩萨之母，代表智慧，司掌般若，神通辩才无碍，为释迦佛的法王子。弥勒菩萨则象征着幸福未来，是未来佛。
凡修智慧者必祈求美好未来，凡祈求美好未来者必应先得智慧。贵州、山西两省的佛教圣地在内涵上结合得如此巧妙，对人们的启示意义不言而喻，也为两省携手开发旅游提供了空间。
三
说起贵州和山西，很多人都不免想到两省的名酒。在酒文化源远流长、名酒迭出的中国，两省所产的美酒都堪称珍品。
据传，远古时贵州赤水河的土着居民濮人，已有善于酿酒之名，早在《史记》中就有了关于贵州酿酒的确切记载：
公元前135年，唐蒙奉汉武帝刘彻之命出使南越，在宴席上，唐蒙尝到了名为“枸酱”的巴蜀特产。为取悦汉武帝，唐蒙绕道鳛部，即现在的仁怀一带，取枸酱酒献给武帝。武帝饮后，觉得甘美异常，赞其“甘美”，故有“唐蒙饮枸酱而使西域”之说。
《遵义府志》记载：“枸酱，酒之始也。”
唐宋时期，酿酒之风遍及仁怀民间，这里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酒乡，茅台村酿制的“咂酒”等已成为宫廷贡酒。“风曲法酒”则盛行于市，宋人张能臣着《酒名记》时因此酒质量佳美而载之酒史。
到了清代，茅台村酒业变得更加兴旺，有咂酒、水酒、火酒、老酒、高粱窖酒等多个品种，“烧房不下二十家，所费山粮不下二万石”，也就是在这一时期，开始有了“茅台酒”之称并驰名远近。
关于今天的茅台酒，还有一个与山西有关的说法。
编纂于1939年的《贵州经济》有这样的记载：“茅台酒之沿革及制造，在满清咸丰以前，有山西盐商某，来茅台地方，仿照汾酒制法，用小麦为曲药。以高粱为原料，酿造一种烧酒；后经陕西盐商宋某、毛某先后改良制法，以茅台为名，特称茅台酒。其最初创办，究系何年、何人？虽无可考，然于杨柳湾侧有化字炉，建于前清嘉庆八年(1803)，其捐款姓名中有一‘大和烧坊’字样，故知其在嘉庆年间已有酿酒之烧坊无疑……”
茅台酿酒历史悠久，今天的茅台酒是靠着历代酒师的经验累积和茅台镇当地特殊的气候、水质和微生物环境等才有其独特的品质，当然，在传承过程中也有可能融入过汾酒的酿制工艺。果真如此的话，恰恰说明两省人民的交往和友谊由来已久，与两地酿酒技法的高下无关。
同样，山西的酿酒也是源远流长。南北朝时期，山西的汾酒就作为宫廷御酒受到北齐武成帝的极力推崇，因此被载入史册。晚唐着名诗人杜牧“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的诗句，则更是让山西的酿酒走进了代代中国人的心里。
1915年，来自贵州的“茅台酒”和来自山西的“汾酒”，双双在美国旧金山举办的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获得金奖，为中国的酒文化增光添彩。
四
在山西的发展史上，贵州人做出了不小的贡献。
1881年，在贵州出生并长大的张之洞调任山西巡抚，当时山西贫瘠的现状让张之洞下定了治理的决心。在主政山西两年多的时间里，张之洞大胆作为，采取了一系列革除宿弊、兴省利民的新政。他所采取的系列举措包括：清查全省土地，将被地主官僚囤占的土地归还农民；裁撤关卡差徭，方便商业往来；禁种鸦片，鼓励种植桑棉，兴修水利；裁减公费，为百姓减负；清理全省财政，率先兴办洋务，等等。
经过两年时间的努力，腐败落后、积贫积弱的山西有了全新的面貌，而经过山西的历练，张之洞也从当年的清流人物成长为实干派的地方大员。
到了清代末年，又一位贵州人杨树被朝廷派往山西任职。
杨树是安顺人，在山西为官10年左右，先后担任过蒲州知府、太原知府、代行山西按察使、山西提学使等职。期间，杨树关心民瘼、发展生产；振兴文化教育、勤于内外政务。
为官清廉、为人坦荡的杨树，在三晋大地上留下了清名。
五
贵州和山西之间还有很多密切的联系。
“问我祖先来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祖先故里叫什么，大槐树下老鸹窝”。明初，朝廷屡屡把山西民众迁移至各省。这一阶段从山西洪洞等地迁出的移民主要分布在河南、河北、山东、北京、安徽、江苏、湖北等地，少部分迁往陕西、甘肃、宁夏地区。从山西迁往上述各地的移民，后又转迁到云南、四川、贵州、新疆及东北诸省。所以，今天的贵州也有很多山西人的后裔。
山西解州是关羽故里，贵州则有以关公之子关索命名的关岭县，同时，关岭是全国唯一一个以三国人物命名的县。
王若飞烈士在重庆谈判期间因为飞机失事牺牲在山西境内的黑茶山，如今在兴县黑茶山脚下的东会乡庄上村建有王若飞纪念馆。
王若飞在离开重庆时，曾向周恩来说：“一切为人民打算。”这也是他一生不断践行的格言。
中华龙的腾飞
一
贵州和内蒙古都地处高原，贵州全境都属于云贵高原，内蒙古则除了大兴安岭和大青山地区外，大部分地域都在内蒙古高原上，两省区的平均海拔均在1000米左右。
两省区都是少数民族聚居地，贵州有苗族、布依族、侗族、土家族、仡佬族等17个世居少数民族，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为贵州赢得了“文化千岛”
的美誉。内蒙古从历史上起就是中国北方少数民族生息繁衍的摇篮，除了蒙古族以外，朝鲜族、鄂温克族、达斡尔族、鄂伦春族等多个少数民族都生活在这里。两地少数民族都以能歌善舞着称，两地独特而富有民族风情的敬酒仪式令来到这里的每一位客人印象深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