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章 立意篇：博大精深启后人(2)

《愚公移山》主题很突出，这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全国人民，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推翻封建势力，建立新民主主义的中国。这与七大通过的党的路线的内容基本一致。更值得指出的是，这个主题的提炼和概括，是毛泽东运用形象思维的结果。他极其巧妙地借助我国古代寓言，说明党所面临的重大历史任务，使古代文化遗产的精华与文章的主题思想结合得天衣无缝。

在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建立信心，争取革命胜利时，毛泽东别具匠心，讲了愚公移山的故事：中国古代有一位老人，住在华北，名叫北山愚公。他家门南面有两座大山挡住出路，一座叫太行山，一座叫王屋山。愚公下决心率领儿子们要用锄头挖去这两座大山。有个叫智叟的老头子看了讥笑道：这样干未免太愚蠢了，你们父子数人要挖掉这样两座大山完全不可能。愚公回答说：我死了以后有儿子，儿子死了，又有孙子，子子孙孙是没有穷尽的。这两座山虽然很高，却不会再增高了，挖一点就少一点，为什么挖不平呢？愚公批驳了智叟的错误思想，毫不动摇，每天挖山不止。这件事感动了上帝，他就派了两个神仙下凡，把两座山背走了。

毛泽东把愚公移山的故事讲得绘声绘色，趣味横生。

难道毛泽东就是为了给代表们讲故事吗？绝不是。这是他精心设计的文章内容。他要借这则质朴的寓言表达深刻的思想，引出一个重大的文章主题，这或许可以叫做“借题发挥”吧。讲完寓言故事，他意味深长地指出：现在也有两座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一座叫做帝国主义，一座叫做封建主义。中国共产党早就下了决心，要挖掉这两座山。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不断地工作，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全国人民大众一齐起来和我们一道挖这两座山，有什么挖不平的呢？

这正是毛泽东讲寓言故事的用意所在：他要鼓舞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斗志，同心同德，以愚公挖山不止的精神，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把中国引向光明的前途。

毛泽东决不用干巴巴几条筋式的政治说教方式表达主题，而是大动了一番心智。他凭借渊博的学识、睿智的思想和超凡的领袖气质，把向全党和全国人民发出的政治动员令，与“愚公移山”的寓言本质和谐完美地统一起来，这就增强了文章的生动性和感染力。他从通俗质朴的材料中，概括和提炼重大主题；用鲜活典雅的语言表达主题。这从表面看来比较愚笨，似无技巧可言，实则寓巧于拙，富有智慧。试想，从该文发表后，有多少中国人从这篇政治文献中受到启迪和教益啊！难道还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吗？

四、从彼此联系中推出主题

用联系的方法看问题，是一种哲学境界。作为哲学家的毛泽东，一向善于从事物彼此联系中寻求解决问题的突破口，确立革命指导方针。

毛泽东的许多文章都有着极其复杂的国内外形势背景。他往往在考察了复杂多样的各种因素后，特别是在分析各种因素的彼此联系中，推出文章主题。这也是毛泽东许多文章立意显旨的特色。

《论持久战》是毛泽东军事理论的代表作，全文5万多字，用了9天时间在延安窑洞之中一气呵成。文章科学地回答了全党和全国人民普遍关心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传达了这样一个鲜明的主题：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属于中国。

这个主题根据何在呢？根据来自毛泽东对中日双方各方面情况的深入分析，来自他独有的智慧和非凡的判断力。正如毛泽东所言：中日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20世纪30年代的一个决死的战争。全部问题的根据就在这里。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为了从根本上认识中日双方的这场战争，建立抗战必胜的信心，毛泽东运用联系的方法将中日双方的基本状况以及构成这一状况的诸多因素，进行了详细的考察和分析，认清了中日双方各自的优势和劣势。最终，他从宏观战略的角度，提出了中国和日本存在着相互矛盾的四个基本特点。

第一，敌强我弱：日本是一个帝国主义强国，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很强，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在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方面很弱。

第二，敌退步我进步：日本发动的是侵略战争，具有退步和野蛮的特点；中国进行的是反侵略战争，具有进步性和正义性。

第三，敌小我大：日本是个小国，其人力、军力、财力、物力缺乏，经不起长期战争；中国是一个大国，地大、物博、人多、兵多，能够支持长期战争。

第四，敌寡助我多助：日本发动侵略战争，在国际上失道寡助；中国进行反侵略战争，正义性和进步性必定得到广泛的国际援助。

在这四个基本特点中，第一点中国处于劣势，日本处于优势。这就决定了战争的残酷性，中国不可能迅速取胜。后三个特点中，中国处于有利态势，日本处于不利态势。这就决定了中国不仅不会灭亡，而且能够在国际援助下最终战胜日本帝国主义。

经过对中日双方各方面因素之间相互联系的整体思考和精辟分析，毛泽东推出了《论持久战》的主题：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属于中国。与这个主题相适应，毛泽东科学地预见到抗日战争将具体地表现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时期；第二阶段，是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时期；第三阶段，是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时期。这个主题及其科学预见，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实践中，得到了完全充分的证明。

毛泽东以他缜密的逻辑思维和对战争规律的深刻理解，高瞻远瞩，未雨绸缪，超前认识了抗日战争的持久性特点，预见了抗日战争的最终结局，这不仅彻底驳斥了汪精卫代表的亲日派鼓吹的“亡国论”和一部分人散布的“速胜论”，而且给坚持8年浴血抗战、不愿做“亡国奴”的中国人民吃了一颗定心丸。原本叫嚣一举灭亡中国的日本帝国主义，最终葬身在中国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五、从表里分析中提炼主题

从由表及里的分析中提炼文章主题，善于透过现象看本质，是毛泽东的过人之处。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是毛泽东为中国农民运动唱响的一首赞美之歌。它有一个鲜明的主题：农民运动好得很！

大革命时期，在怎样看待农民运动的问题上，在共产党内外存在着激烈复杂的矛盾与斗争。以陈独秀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者，屈服于国民党的反共潮流，对组织起来的广大农民在乡里打土豪、分田地、斗地主的行为，不但不敢大张旗鼓地支持，反而站在农民运动的后面指手画脚，批评农民运动“糟得很”、“过分了”；国民党右派对农民运动恨之入骨，污蔑农民运动为“痞子运动”。与农民具有天然联系的毛泽东，经过32天的深入考察，对势如暴风骤雨的湖南农民运动称赞有加。

他站在农民运动的潮头，坚决支持并领导农民运动，称赞农民运动“好得很”，不是“糟得很”。毛泽东与陈独秀对农民运动的认识截然相反，关键在于毛泽东重视的是农民运动的主流而不是支流，是农民运动的本质而不是现象。毛泽东认为：农民运动是广大农民起来完成他们的历史使命，是乡村的民主势力起来打翻乡村的封建势力。打翻这个封建势力，是国民革命的真正目标。孙中山先生致力于国民革命40年，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农民在几个月内做到了。这是40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这是好得很。完全没有什么“糟”，完全不是什么“糟得很”，更不是什么“痞子运动”。

1947年初，国民党反动派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被粉碎后，蒋介石不甘失败，又调兵遣将，准备发动对解放区的重点进攻。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当然成了蒋介石重点进攻的首选目标。这时，从敌我力量对比的总态势来看，敌强我弱。善良的人们无不为党中央、为毛泽东、为延安捏着一把汗。

在极其严峻的形势下，毛泽东凭借深谋远虑和大智大勇，为中共中央起草了题为《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的党内指示。

中国革命的高潮即将到来，这是这篇文章的主题。

毛泽东之所以作出这样的论断，关键在于他对当时的中国革命形势有着冷静的分析和深刻的认识。他抓住了问题的本质。这就是中国人民同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之间的矛盾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殖民地政策，国民党反动派对中国人民的法西斯独裁统治，必然要引起中国人民的强烈反抗。革命高潮不可避免地要到来。那么，即将到来的革命新高潮的标志是什么呢？

毛泽东见微知着。他认为：

一是军事形势正在向有利于人民的方向发展。人民解放军的胜利战果不断扩大。从1946年7月到1947年1月，经过7个月的作战，已歼灭蒋介石正规军56个旅，平均每月歼敌8个旅，致使蒋军士气日益下降，战斗力不断减弱。相比之下，人民解放军已在几个战场夺取了主动。如果今后几个月再歼敌50个旅，那么，军事形势必将发生重大变化。

二是蒋管区人民运动不断发展。这表现为1946年11月30日上海市民骚动和12月北平学生运动，标志着蒋管区人民斗争的新高潮；美蒋反动政策迫使各阶层人民团结自救，人民要求独立、和平、为民主而斗争的反蒋爱国统一战线不断扩大；蒋介石非法召开的分裂的国民大会及其通过的伪宪法，在人民中间没有威信。

有了这样深刻的认识和透彻的分析，毛泽东信心满怀，预见到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人民大革命的高潮即将到来。

毛泽东具有非凡的预见能力，他所作出的判断与分析无疑具有超前性，而且是在中国革命的敌人十分强大，蒋管区的法西斯统治极其残酷，革命斗争形势异常复杂的情况下作出的判断，一时间很多人难以理解，甚至引起了党的高级干部的疑虑。有人专门电询毛泽东，《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一文中的“高潮”到底该怎样理解？其实，作为革命领袖和思想家的毛泽东，他的许多文章着述，何尝不是科学预见的结果？他总是凭借敏锐的洞察力，善于透过现象看本质，准确把握事物发展变化的趋势，对时局及时作出清醒的估量，最终引导中国革命不断走向成功。

六、从调查体验中得出主题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从亲身调查体验中得出文章主题，文章一定深刻和富有感染力。毛泽东的《反对本本主义》，就是这样一篇文章。

毛泽东在长期的领导实践中，办法多，点子妙，一用就灵，效果特好。这引起人们由衷的敬佩，以至在一定程度上神化了毛泽东。其实，毛泽东是人不是神。在变幻莫测的斗争形势下，他也有忧愁苦恼、寝食难安的时候，只不过他能化解。“凡是忧愁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去调查研究，一经调查研究，办法就出来了，问题就解决了。”毛泽东如是说。

毛泽东是共产党内调查研究的大力倡导者和积极实践者。他强调领导者要亲自出马搞调查：凡担负指导工作的人，从乡政府主席到中央政府主席，从大队长到司令，从支部书记到总书记，一定都要亲自从事社会经济的实际调查，不能单靠书面报告，因为二者是两回事。

他自青年时代起以至在长期的领导岗位上，走遍大江南北，深入农村厂矿，扑下身子搞调查，亲自总结实践经验，取得了像《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兴国调查》《寻乌调查》等一大批宝贵的调研成果。调查中，他把调查对象当作可敬的先生，自己甘做小学生，虚心向人民群众学习，向实践寻求真理，了解了大量第一手情况，加深了对中国国情的认识。通过调查研究，他对中国革命的许多重大问题有了发言权，制定了一系列符合实际的方针政策。从一定意义上说，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是毛泽东智慧的源泉，并且成就了毛泽东的千秋伟业和一生的辉煌。

毛泽东不仅重视调查研究，而且更加重视调查研究成果。1930年5月，他在寻乌调查过程中撰写了《调查工作》一文，从哲学高度对如何开展调查研究作了理论上的概括，阐明了调查研究的技术和方法。后来，由于战争环境恶劣，这篇《调查工作》在反“围剿”斗争中丢失。毛泽东为此十分惋惜。1957年2月，当这篇文献失而复得时，毛泽东兴奋不已地说：“失散多年的孩子，终于找回来了。”1964年出版《毛泽东着作选读》时，毛泽东将《调查工作》改名为《反对本本主义》，看得出他对待教条主义的态度。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是《反对本本主义》的主题，也是毛泽东根据亲身体验得出的科学论断。毛泽东旗帜鲜明地阐发了这个主题：你对于某个问题没有调查，就停止你对于某个问题的发言权。这不太野蛮了吗？一点也不野蛮。你对那个问题的现实情况和历史情况既然没有调查，不知底里，对于那个问题的发言一定是瞎说一顿。瞎说一顿之不能解决问题是大家明了的，那么，停止你的发言权有什么不公道呢？许多的同志都成天地闭着眼睛在那里瞎说，这是共产党员的耻辱，岂有共产党员而可以闭着眼睛瞎说一顿的吗？

此文是针对红军中存在的严重教条主义而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