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还表示：“两国之间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问题不可能都马上解决，其中有些传说还可能是误会，需要一定时间进行调查，以后可以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加以解决。”
周恩来诚恳的处事态度、合情合理的分析深深地打动了吴努，他表示：“阁下这次来访，起了很大的作用，消除了缅甸人民对中国抱有的恐惧的相当大部分。”
当年年底，吴努来华访问时，再次向毛泽东主席表示：“很坦率地讲，我们对大国是恐惧的。但是周恩来总理访问缅甸以后，大大消除了缅甸人民这种恐惧。”
当然，要彻底打消缅方的恐惧与戒备，顺利解决边界纠纷，必须将行动落到实处。
为此，周恩来在充分地掌握中缅边境资料的情况下，决定进一步以大局为重，本着“互谅互让”的精神，以中方的首先让步促使缅方让步。
于是，周恩来提出了两步走的方案：
第一步提出一个缓和气氛、使缅方看到中方诚意的方案，中国先作出让步，即中方首先从有争议的1941年线以西地区撤回所驻军队，但缅方军队不得进入；缅方则从连英国也承认主权属于中国的片马一带撤出驻军，而中方军队也不进入。由于中国的让步，使缅方的恐惧、顾虑大减，缅方较爽快地接受了这一对等建议，从而既导致了边界上和解的局面的出现，又为下一步全面解决边界纠纷铺平了道路。
第二步，在第一步顺利实现后，提出了一个双方各有得失的调整中缅边界的连锁方案。
周恩来设想的第二步方案充满了以让步促让步的和解精神，既可以向缅方表明中方解决边境问题的诚意，又可以为全面解决边境问题创造条件。缅方经过反复斟酌，认为是切合实际、公平合理的，没有不接受的道理，当然表示愿意接受。
解决中缅边界问题的主要症结就这样在周恩来的斡旋下解开了。
正是在周恩来的感召下，通过摆事实讲道理，耐心协调双方的思路，以让步促让步，赢得了对方的信任和敬重，才使中缅边界问题顺利解决，两国对有争议的三段边界达成了双方都满意的一揽子解决办法。1960年10月1日，中缅两国总理正式签订了《中缅边界条约》。这是中国同邻国成功解决边界问题的第一例。正如周恩来所指出的，长达2000公里的中缅边界问题得到全面彻底的解决，是中缅友好关系进一步发展的里程碑，从此中缅两国关系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
而且，中缅之间解决边界问题的经验也为解决中国与其他周边国家之间的边界问题提供了借鉴，如中尼、中巴、中蒙之间的边界问题都是参照中缅边界问题的解决模式得到有效的解决，既消除了分歧，又维护了我国的国家利益，受到世人的称赞。
求同存异
“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求同存异与区别对待相结合，亚非会议化险为夷。
外交谈判变幻莫测，能否使谈判取得成果，更好地维护国家利益、民族利益，沟通艺术在其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当今世界上，各个国家、各个民族有着不同的利益、不同的宗教、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社会制度，再加上一国对别国的了解由于各种原因不可能全面、深刻，何况还有国家从中挑拨离间和煽风点火！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外交谈判能否成功不仅在于在谈判中如何表明自主的原则立场，而且更重要的在于谈判中如何迅速而巧妙地找到双方存在的“共同点”，以形成共同的语言、共同的思想，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协调双方立场，或妥协，或让步，或保留，促使谈判成功。周恩来曾将这种方法以精辟的语言概括为“求同存异”、“区别对待”。
召开亚非会议最初是印度尼西亚总理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1954年四五月间在锡兰首都科伦坡举行的缅甸、锡兰、印度、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五国总理会议上提出来的。12月，五国总理发表联合公报，宣布五国总理一致同意发起召开亚非会议，并定于1955年4月的最后一周在印度尼西亚举行，除5个发起国外再向25个亚非国家发出邀请。除中非联邦外，其他24个国家都接受了邀请，中国也接受了邀请。
但是，中国在会上将要面临的情况是十分复杂的。参加会议的29个国家中，有22个国家没有同新中国建交，甚至不曾有过来往，有些倒是同国民党集团还保持着外交关系；同美国有援助关系的有22个，彼此的社会制度、处境、政治观点都有着很大的差别。它们对新中国了解不多，存在着许多疑虑或误解，有的很受美国政府的影响而抱着敌视的态度，从而使中国代表团面临着极大的挑战。
如何应付这种挑战将不但关系到会议能否取得成功，而且关系到新中国的国际形象，关系到新中国外交的发展，特别是在帝国主义千方百计地孤立、封锁、包围新中国的时候，更是意义重大。
这时，周恩来刚动过阑尾炎手术。但他认为这次会议非常重要，一定要亲自参加。
到广州后，周恩来原定11日和工作人员一起乘包租的印度客机“克什米尔公主号”出发，因中间应约要去仰光同缅甸、印度、埃及等国政府首脑会晤而改变了计划。“克什米尔公主号”如期由香港起飞。但在香港启德机场加油时，被国民党特务在机翼内安放了定时炸弹，结果该机在起飞5小时后爆炸，中国和越南政府代表团工作人员和中外记者11人全部遇难。周恩来没有乘坐这架飞机，没有遭到毒手。
暗杀动摇不了周恩来争取和平的信念，他以大无畏的精神，仍然赴会。
会前，周恩来向尼赫鲁、吴努、纳赛尔、范文同、纳伊姆汗提出：“在亚非会议上不提共产主义问题，以免引起不必要的争论，致使会议无结果。”这得到了他们的赞同。
1955年4月18日，亚非会议在印度尼西亚的避暑胜地风光明媚的山城万隆市开幕。
这是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有色人种的洲际会议，也是第一次由亚非国家独立召开的没有西方殖民国家参加的会议。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对这次会议十分害怕，极端仇视，一开始就施展种种阴谋，企图阻挠和破坏；蒋介石还派出了暗杀团，打算在万隆暗杀周恩来。但在爱国主义的感召下，暗杀团成员中有人向中国代表团报告了，中国代表团及时采取了预防措施。帝国主义见破坏会议召开的阴谋没有得逞，转而又利用亚非国家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不同，以及长期殖民统治造成的相互之间的某些隔阂挑拨离间，企图使会议陷于无休止的争论而归于失败；特别是挑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其他亚非国家的关系。美国也认为它有充分把握破坏这个会议。
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应邀向亚非会议致开幕词，担任大会主席的印度尼西亚总理强调说：“会议的责任是彼此取得谅解，从谅解中将产生彼此间的更大的尊重，从尊重中将产生集体的行动。”
整个上午，会议气氛热烈、融洽。
然而在下午的代表团团长发言时，会议出现了波澜，特别是伊拉克代表团团长贾马利的发言，使会议变得紧张起来。他用了很长的篇幅来攻击共产主义，他说：“共产主义是一种颠覆性的宗教，是在阶级和民族之间培育仇恨。地球上没有哪个国家不被他们的活动和颠覆活动所触动。旧的殖民主义已日益衰亡，而共产主义就是一种新殖民主义，我们应该反对的是共产主义这种新殖民主义，而不是旧殖民主义。”
他还提出：“非共产党世界每个国家的领导人都要认真对待共产主义危险的严重性。我们必须采取防御措施，一直到共产主义在思想上解除武装为止。”
在大会的第二天上午的发言中，绝大多数代表都提到了对和平的愿望，对殖民主义的憎恨。但也有人同贾马利唱类似的调子，菲律宾常驻联合国的外交官罗慕洛在发言中鼓吹：“亚非人民当前的任务不是去向殖民主义斗争以取得独立，而是要同美国联合起来反对共产主义！”
罗慕洛的发言使18日下午出现的紧张气氛火上浇油，人们焦灼的心情如同赤道正午的烈日。因为这种发言很明显的是把矛头指向了中国，一些希望大会成功的人们正为中国代表团的反应暗暗地捏着一把汗：反应过激，可能使会议无法进行，不欢而散；不做任何表示，又与中国政府参加会议存在着矛盾。而一些对新中国抱有成见、偏见的人们，特别是准备来破坏会议的人们却是幸灾乐祸，希望中国代表反应激烈，使会议难以进行，把破坏会议的罪名嫁祸于中国政府代表团头上。
会议在紧张的气氛中进行着。下午有的代表的发言使本来紧张的会议气氛更趋紧张。
泰国旺亲王在发言中直接点了中国的名，他说：“我不反对五项原则，但对最后一项‘和平共处’心存怀疑和忧虑，因为我认为，中国所建立的傣族自治区使泰国不得不面对渗入和颠覆活动的威胁。”
土耳其代表佐鲁在发言中只字不提“和平共处”，却说：“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东南亚条约组织这样的军事集团存在的目的是为了和平。”
这种从对共产主义的攻击、对中国的含沙射影，发展到指名道姓地对中国的直接攻击，使会议的各国代表把目光一齐射向中国代表团的身上。
人们发现此时中国首席代表周恩来一边听着发言，一边正急速地在他的发言稿上写着什么，又时而与身边的陈毅交谈着什么。而军人出身的陈毅虽然在别国代表发言时端坐不动，但坐在他身旁的人或离他不远的人明显地可以看到他的眉头在听旺亲王、佐鲁的发言中一直紧锁着，没有舒展过，甚至可以听到他的深沉的呼吸声，可以看到他的两眼在冒火，脸都憋红了，只是他看到周恩来没动声色，也强捺火性没有发作。
面对对中国的直接挑战中国代表会如何反应？周恩来在写些什么？他与陈毅是在商量如何反击吗？人们怀着复杂的心情在等待着。
这时，几乎一切报名发言的人都讲完了，会议主席宣布：“我现在请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发言。”
话音刚落，整个会场的水银灯一齐打亮，照相机一齐动了起来，瞄准了健步走上讲台的周恩来。会场上的人都睁大眼睛、伸着脖子准备听周恩来的发言。此刻，不单是记者、与会代表，就连来宾席上的一些外交官们也都掏出了笔记本，注视着周恩来，随时准备记下从周恩来口中吐出的每一个字，甚至脸上表情的细小变化，因为会议的前途就由此刻周恩来的发言来左右了。
周恩来首先声明：“我的主要发言现在印发给大家了。在听到了许多代表团团长的发言之后，我愿补充说几句话。”
原来，周恩来听了大会的发言后，觉得光靠原先准备好的发言稿是无法说服大会的大多数人的，他决定把原来准备好的发言稿改作书面发言散发，自己则利用午间的短暂休会时间起草补充发言稿，以回答对中国的造谣中伤。这样既争取了时间，也争得了更多的让大家了解新中国的机会。这是与会代表事先没有想到的。
周恩来说到这里停顿了一下，扫视了会场中各种表情的面孔，继而提高了声调说：“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
周恩来的“补充发言”的第一句话字字千钧，话音刚落，整个会场的气氛陡然一变。
周恩来又说：“我们共产党人从不讳言我们相信共产主义和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是好的。但是，在这个会议上用不着来宣传个人的思想意识和各国的政治制度，虽然这种不同在我们中间是显然存在的。”
“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周恩来扫视了一下会场，“亚非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在近代以来都曾经受过并且现在仍在受着殖民主义所造成的灾难和痛苦，这是我们大家都承认的。从解除殖民主义痛苦和灾难中找共同基础，我们就很容易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而不是互相疑虑和恐惧、互相排斥和对立。”
周恩来的一席话迅速地拉近了许多代表的心。
接着，周恩来告诉与会代表：“中国的态度是诚恳的，中国的行动是宽宏大量、顾全大局的。为了不使会议陷入无休止的争论，冲淡会议的主题，中国代表团没有把台湾问题、中国在联合国受到不公正待遇问题拿到会议上去争论，虽然这样做会得到许多国家的支持。”
针对有的国家的代表在发言中提出了对中国的攻击、疑虑和误解，周恩来心平气和有理有据地予以详细、恰当的解释。
他说：“至于所谓的‘颠覆活动’，中国有句老话，叫做‘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们从不想‘颠覆’任何国家。中国有1000万华侨在世界各地，他们‘颠覆’过哪个国家吗？”
针对有的人在会上、会下对中国的攻击，周恩来诚恳地说道：“大家如果不信，可亲自派人到中国去看，我们是容许不知真相的人怀疑的。中国有句俗话说：‘百闻不如一见。’我们欢迎所有到会的各国代表到中国去参观，你们什么时候去都可以。”
接下来周恩来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他说：“我们的会议应该求同存异，同时，会议应该将这些共同愿望和要求肯定下来。这是我们中间的主要问题。我们并不要求个人放弃自己的见解，因为这是实际存在的反映；但是不应该使它成为妨碍我们在主要问题上达成共同协议的障碍，我们还应该在共同的基础上来互相了解和尊重彼此的不同见解。”
周恩来的这种顾全大局的克制，谋求团结的诚意，求同存异的耐心，再加上“区别对待”的策略，即对帝国主义对我国的封锁、孤立、污蔑予以毫不留情的痛击；而对受帝国主义的挑拨离间影响而攻击中国的国家，对新中国不了解而产生疑虑、误解的国家则本着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给予适当的批驳与揭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