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的肯定、信任打动了贺龙。贺龙谦虚地说：“钦佩不敢当，我是怀着救国救民的愿望起来闹革命的。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追随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主张，进行革命斗争。可孙中山先生逝世后，蒋介石竟背叛革命，勾结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镇压革命人民。看来，汪精卫也靠不住了，我又感到追求的目标仍然是那样渺茫遥远……”
周恩来一边听，一边点头，他深为贺龙的耿直所打动。待贺龙讲完后，他详尽地阐述了共产党的主张，并表示：“将军对共产党一片赤诚之心，是难能可贵的。我衷心感谢你对党的信任和帮助。一个人，只要能为着一个崇高理想而奋斗，他就会成为一个为工人阶级、为劳苦大众、为全人类自由幸福而做出杰出贡献的人……”
听了周恩来一番话，贺龙只觉得一股暖流在心中流淌，更加认清了前进的方向，坚定了自己的信念。
贺龙与周恩来的这次见面，深深地印在贺龙的心中，并奠定了他们之间以后几十年患难与共的深厚友谊。后来，贺龙在对部下讲述自己的思想转变时说：“周恩来同志与我的谈话，对提高我的思想觉悟，使我接受共产党领导，参加南昌起义，走上共产主义道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与贺龙的直接交谈，也加深了周恩来对贺龙的认识。周恩来相信贺龙的革命态度，坚信他是一个堪当大任的人才，意欲将正在遭受严重迫害的鄂城、大冶等地的工人武装纠察队300多人秘密编入二十军教导团，便征询贺龙的意见。
贺龙高兴地说：“我带了多少年的兵，从来没有哪个上级给我补充过人员，连军饷都要层层克扣，要么干脆不给。现在，共产党给我补充，工农同志愿意编到二十军来，我能不欢迎吗？”
7月17日，贺龙在第二十军连以上军官大会上发表了慷慨激昂的讲话：“我要跟着共产党走革命的路，坚决走到底！你们愿意跟我搞的，我欢迎；不愿意的，可以对我说，我送你盘缠。可是有一条讲清楚，不许拉走部队带走枪，有敢拉走军队带走枪者，不要怪我贺龙六亲不认。”
后来，贺龙肩负党的重托和人民的希望，与周恩来、刘伯承、叶挺等人一道成功地领导了南昌起义。
直呼其名
“曾扩情，久违了！”最简单但又重要的获得好感的方法，就是记住别人的名字，直呼其名，使人倍感亲切和被重视。
在任何语言中，对任何一个人而言，最动听、最重要的字眼就是自己的名字。
当你走在陌生人群中突然听到有人呼唤你的名字，尤其是这个人还是有身份、有地位，甚至是你敬仰、崇拜的人，你是什么感受？当然是兴奋、感动！
一个人被其他人如何称呼，往往决定了彼此的印象。因为在人的潜意识里，都希望他人能对自己抱着很关心的态度，也就是透过别人对自己的注意触及自己的潜在心理。对于一个很关心我们的人，在不知不觉中我们也会对他产生好感。
周恩来一生见过的人成千上万，但他在再见面时，都能叫出他们的姓名，从未张冠李戴，发生失误。
周恩来在黄埔军校当政治部主任时，有一名少校科员叫曾扩情，后来投靠蒋介石，成为军统要员。解放战争中他被俘了，被关押在战犯管理所接受教育改造。特赦后，他和其他改造好的同僚来到北京见周恩来。事隔30多年，曾扩情头发都白了，但周恩来一眼便认出他来。一声“曾扩情，久违了！”使他一下子感动得泪流满面，很多年以后提起此事时还是激动不已。
周恩来在重庆时有一次去看望话剧演员秦怡，她不在，只见奶妈抱着一个骨瘦如柴的小女孩，说是秦怡的女儿。新中国成立后，事隔十几年了，周恩来第一次见到秦怡时，问起她的女儿现在怎么样了，还说出她的名字，让秦怡非常感动。
1964年，日本乒乓球队赴北京参加比赛，周恩来接见了他们；1973年，日本老运动员代表团访问中国时，周恩来又亲切接见了他们。
周恩来握住星野的手，不待别人介绍便说：“星野，你十几年没来中国了吧？”是啊，从1961年到1973年，已经12年了，可是周恩来还能喊出他的名字！这使星野又惊又喜，激动得半天说不出话来。
周恩来又握住松崎的手说：“你是第五次来中国吧？”松崎一下子答不出来，算了一下，果然是五次。
周恩来和中日两国运动员在一起谈笑风生，像聊家常一样和蔼可亲……把日本运动员感动得赞不绝口地说：“我们从来没见过那样好的总理。”
就连一面之交的普通工人、农民、服务员，周恩来在事隔多年后仍然能叫出他们的名字。这样的例子在人们以往的回忆文章里已有很多。
戴尔·卡耐基说：“一种最简单但又重要的获取好感的方法，就是牢记别人的姓名。”所以，如果你遇到一个难以沟通的人，不妨利用称呼的方式拉近你们的距离，而且口吻必须极自然，不要让对方感觉你是在装腔作势。两人的距离若因此而接近，则事情便很容易解决。
周恩来的魅力就在于凡是和他打过交道的人他只要见你一面，知道你的姓名和专业，哪怕相隔多年又相见了，他还会像老朋友一样同你握手，叫出你的名字，问你别后的情况……
有了这样的开头，还有什么样的人不能沟通呢？
巧妙寒暄
“小伙子，好年轻。我们该是半个亲戚。”寒暄是人际关系的润滑剂，它能使彼此之间亲近起来，为沟通做好铺垫。
寒暄是人际关系的润滑剂，是向对方表示关怀的一种行为，也是与人沟通的基础。寒暄的内容与方法得当与否，将直接影响到你是受到欢迎还是被拒绝。
千万不可忽视寒暄，一个好的寒暄就是沟通工作的敲门砖。
没有见过面的人，要事先做好功课，掌握他的基本信息。从思想素质方面，要了解他属于哪个层次的；从文化素质方面，要知道他受教育的程度；从性格气质方面，要了解他的脾气性格是属于哪种类型的；从社会关系方面，要了解他的家庭人员构成情况；从生平经历方面，要了解对他影响较大的事件；从经济方面，了解他的生活状况甚至家庭经济来源、个人收入状况。只有对对方有足够的了解，寒暄才会自然贴切，才能让彼此第一次接触的紧张能放松下来，让彼此的防卫性下降，卸下武装，慢慢建立起信任。
周恩来之所以善于沟通，也和他懂得寒暄有关。
周恩来的寒暄总是发自肺腑，纯真朴实，自然贴切，恰到好处，所以特别能够打动人，而要做到这一切，前期的准备工作十分重要。
有当代美国纵横家之称的基辛格1971年为谋求突破中美关系的坚冰，第一次秘密访问中国。周恩来到他下榻的宾馆看望他及其随行人员。
当周恩来出现在美国代表团面前时，美国人都不免有些紧张。周恩来会意地笑了，伸手与基辛格握手，并友好地说：“这是中美两国高级官员9年来第一次握手。”
基辛格也说：“遗憾的是这还是一次不能马上公开的握手，要不全世界都要震惊。”紧接着，基辛格将自己的随员一一介绍给周恩来。
“约翰·霍尔德里奇。”基辛格指着一个大高个。
周恩来握着霍尔德里奇的手说：“我知道，你会讲北京话，还会讲广东话。
广东话连我都讲不好。你在香港学的吧？”
基辛格接着介绍斯迈泽：“理查德·斯迈泽。”
周恩来握着斯迈泽的手说：“我读过你在《外交季刊》上发表的关于日本的论文，希望你也写一篇关于中国的。”
第三位随员没等基辛格开口，就自报姓名：“温斯顿·洛德。”
周恩来握住洛德的手摇晃着：“小伙子，好年轻。我们该是半个亲戚。我知道你的妻子是中国人，在写小说，我愿意读到她的书，欢迎她回来访问。”
周恩来也跟特工人员雷迪和麦克劳德开玩笑：“你们可要小心哟，我们的茅台酒会醉人的。你们喝醉了，是不是回去要受处分的啊？”
周恩来对每一个人是如此的了如指掌，又是如此的幽默健谈，令他们大为吃惊。基辛格一行紧张、拘束的感觉很快就消失了，转而敬佩周恩来这一传奇人物，这也使他们同周恩来之间的“坚冰”迅速融化。
见过面的人再一次相见，也要做好功课，除了掌握他的新信息外，还要记得上次见面的情况。
1963年6月，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崔庸健访问中国，周恩来特别为他祝寿，这使崔庸健大为惊讶，也十分感动，因为他连自己的生日都忘记了。原来，崔庸健在黄埔当过教官，已经快40年了，周恩来还把这位老战友的生日记在心上！
许多同周恩来谈过话的外国人，事隔多年再次见到周恩来，周恩来还能够接着上次的话题继续倾谈，好像是昨天发生的事情似的。
周恩来在寒暄时总是态度认真，面带微笑，表情慈爱友善；满腔热忱，热情洋溢；声音洪亮，语气坚定，简洁有力。
尼克松在《领导者》一书中这样描写周恩来：“他平易近人，却于无声处表现坚强；他举止温文尔雅，体态挺直而自如，显得既深沉又吸引人。”
英国“红色主教”艾奈逊说：“周先生的面孔见过一次永生难忘。这机警而又慈祥的面孔，显得年轻，甚至带几分稚气。满头黑发，一双黑眼睛在浓黑的眉毛下发射光芒。这当然是中国人的面孔，但他那特别深陷的眼睛在一般中国人中不常见，这是十分和蔼可亲的面孔，他的眼睛正视着你的眼睛。很难找到比这更不咄咄逼人，或者更加和蔼可亲的面孔了。”
美国驻北京联络处第一任主任布鲁斯深有体会地说：“很少有访问者不对他的不可否认的魅力和渊博的知识留下深刻印象，即使只同他进行短暂交谈的人也是如此。”
周恩来的寒暄为他成功地与对方沟通奠定了基础，也使许多人愿意同他交往，并且成为朋友。
对症下药
“不是做官，是做事。”周恩来抓住了黄炎培的性格特点，对症下药，说服黄炎培出山“做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