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文化大革命”烈焰正炽时，周作人在北京辞世。他比哥哥鲁迅多活了30年。
张资平
被毛泽东斥为另一个文艺汉奸的张资平，也在现代文学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长篇小说就是出自他的手。
张资平是20世纪30年代初我国红极一时的作家之一，是“创造社”中最多产的一位作家，他的作品有众多的读者，在文坛上影响深远。着名作家张爱玲自己就曾明确说过，她曾迷恋于张资平的小说并深受其影响。在当时上海滩，贵妇人在闲聊时以手捧张资平的恋爱小说和张爱玲反映市民生活的散文为时髦。
1893年5月24日，张资平出生在广东梅县，1910年考入广东高等巡警学校，1912年到日本留学，1919年考入东京帝国大学读地质科，1921年和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等成立以反帝反封建为主要宗旨的文学团体创造社，1922年出版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长篇小说《冲积期化石》。1922年回国后，在武昌任师范大学岩石矿物学教授，1926年担任武昌“第四中山大学”地质学系主任。
1928年到上海任暨南大学文学教授，兼教大夏大学的“小说学”，开办乐群书店。
1928年10月16日至30日，他参加以陈文祥为代表的学术团体访问日本，回国后写了篇日记体小说《群犬》，形容日本侦探之多。随着他的《梅岭之春》、《晒禾滩畔的月夜》、《约伯之泪》、《苔莉》、《最后的幸福》、《明珠与黑炭》、《爱力圈外》、《青春》、《糜烂》、《爱之涡流》、《上帝的女儿们》、《群星乱飞》、《跳跃着的人们》、《时代与爱的岐路》、《爱的交流》、《恋爱错综》等恋爱小说一版再版，便专门从事小说创作了，并用稿费在上海真茹建了一幢“望岁小农居”的精致别墅。
张资平所写的都是恋爱小说，他的二十几部中长篇小说，都是描写恋爱的作品。由此，张资平成为公认的“恋爱小说家”。鲁迅曾辛辣地嘲讽张资平小说学的全部精华，是一个“△”。张资平的小说创作中反对日本侵略者的题材，长篇有《天孙之女》，短篇有《红海棠》。1930年出版的长篇《天孙之女》，既揭露日本帝国主义鄙视、屠杀中国人民的罪行，又控诉了日本帝国主义糟蹋、蹂躏日本女性的罪行。小说以日本军人铃木牛三郎的女儿花子被遗弃骗卖、沦为妓女的故事，戳穿了日本人自吹是“天孙之族”的神话。该书1930年7月出版后，9月再版，1931年2月三版，8月四版，1932年6月五版，总共印行11000册，被翻译到日本去。
由此，张资平也惹来了麻烦。1931年4月10日出版的第一期卷一的《现代文学评论》中“现代中国文坛逸话”一栏里，刊登了《张资平怕走北四川路》的一则消息：“张资平自写了《天孙之女》后，被日人译成和文，在和文的上海日报上按日发表，而引起了日本人剧烈的反感。现在，张先生竟因此而不敢走上那北四川路了。《天孙之女》是一本极端暴露日本帝国主义者的罪恶的小说，他里面叙述日人的蛮横，可谓淋漓尽致。日人本来都褊狭异常，而有高度的爱国热，于是便认为莫大的耻辱。于是将其译成日文，并刊登张先生的照片，使他的国人都对张先生有不好的认识。据张先生自己说：‘他最痛心的是在自己的国土内，居然任日人如此蛮横的不讲道理。这真是我们的耻辱。我之所以不去走北四川路，并非真正怕日本人，但他们酗酒滋闹的水兵，一向视中国人如鱼肉，倘使一旦狭路相逢，给你一个伤害，或竟把你一刀结果，那又有什么办法呢！’这段话，使我们感喟到着作家没有保障，怕将来连说话的自由也要受外国人的干涉了。”
张资平于1933年初夏写作的短篇小说《红海棠》，描写了1932年12月8日，上海闸北被日机轰炸的悲惨情形，揭露了日本侵略者野蛮的罪行。小说主人公即被称为“红海棠”的吉弟，在上海先后给穆蔚英、海沼猪三郎、小桥当仆人，并且还当了三四个日本商人的情妇。“一二·八”的战火使吉弟的孩子下落不明，吉弟的父母也被炸死。在一片瓦砾中，吉弟跟着丈夫终二过着乞丐般的生活。
1937年抗战爆发后，张资平参加了日本驻上海领事馆为后台的“兴亚建国会”，这是一个以文化为幌子的特务组织。从此他走上了一条人生不归路。
1940年3月29日，南京汪精卫伪政府成立，张资平任农矿部技正，这实际上是个闲职。同年7月，汉奸文化组织中日文化协会在南京成立，张资平当选为第一届理事会候补理事，任出版组主任，主编1941年1月创刊的《中日文化》月刊。这是一份宣传“中日亲善共荣”的综合性汉奸杂志。一年后，他又辞去出版组主任之职，担任中央研究院博物委员会委员，保存整理岩矿标本。
最早指责张资平被敌人收买之事，是新加坡的《星洲日报·晨星》1940年4月19日刊登了郁达夫的文章《“文人”》。文中指出：从这一张同仁合写成的信中看来，我们可以知道，张资平在上海被敌人收买的事情，确是事实了。本来，我们是最不愿意听到认识的旧日友人，有这一种丧尽天良的行为的。譬如周作人的附逆，我们在初期，也每以为是不确，是敌人故意放造的谣言。但日久见人心，实在是中国人千古洗不掉的羞耻事，以春秋的笔法来下评语，他们该比被收买的土匪和政客，都应罪加一等。
1947年5月，张资平因“汉奸罪”被国民党司法机关逮捕，后经交保获释。
1948年3月20日，张资平连去两封信给胡适，并附上他的辩明书，要求胡适为他辩白，请求胡适将他的《我之辩明》转送给陈立夫。
胡适并没有为他申辩，所以1948年4月国民党上海法院判处张资平有期徒刑一年零三个月。张资平不服，提出上诉。1949年1月，国民党上海最高法院特种刑事庭裁决：撤销原判，发还上海高等法院重新审理。
张资平最后虽未被国民党上海高等法院判为“汉奸罪”，但在上海无业可从，只好靠翻译一些东西来维持生活。
1949年10月后，张资平因“汉奸文人”的臭名声，难于寻觅一份工作。
1953年，他找到当时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潘汉年曾是创造社成员，于是由潘汉年介绍到上海市振民补习学校（现上海市成都二中前身）教书。1955年6月，潘汉年因“反革命事件”，被上海市公安局逮捕。在审查张资平的“汉奸文人”罪行后，1958年9月，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张资平有期徒刑20年。1959年12月2日，张资平病死在劳改农场。
胡兰成
胡兰成，1906年出生于中国浙江省嵊县乡下，家贫，少时接受过传统私塾教育。1927年曾在燕京大学旁听课程，1937年3月受汪精卫之邀请，任上海《中华日报》总主笔。上海沦陷后，胡兰成又被调到香港任《南华日报》主笔，1939年12月正式前往南京任汪伪政权宣传部次长、伪行政院法制局长、《大楚报》主笔，成了可耻的文化汉奸。1943年与张爱玲结识相恋，1944与张爱玲结婚，一纸婚书上写着：“胡兰成张爱玲签订终身，结为夫妇，愿使岁月静好，现世安稳。”然而，1947年两人就离婚了。抗战胜利后，胡兰成居然靠东躲西藏，逃过了审判，后亡命日本。
胡兰成作为文化汉奸有多么无耻，可从其所着的《今生今世》中看得很清楚：
在汪伪政府官场失意后，他直接投向日本人，为日本兵作战场报告，与日本大将促膝谈心，最为丧心病狂的是，在日皇宣布投降后，他居然劝阻日军投降，并妄想拥兵割据另开新局。
更有甚者，胡着《山河岁月》中，“抗战岁月”那章一上来就说：抗战是非常伟大的，它把战前十年间种种奢侈的小气的造作都扫荡了，于是中华民国便非常清真。所以日本侵华导致的惨烈抗战，其实对“奢侈小气造作”的中国是好的。
他以流亡学生举例：中国人是喜欢在日月山川里行走的，战时沿途特别好风景，许多没有到过的地方都去到了。除了工厂内迁与走单帮，学校亦迁到内地，年轻学生连同婉媚的少女渡溪越岭，长亭短亭的走，好像梁山伯祝英台唱的：“过了一关又一关，前面来到紫金山。紫金山上般般有，缺少鲜花共牡丹。”但她们的人就是那鲜花与牡丹。她们都是各有好家乡的，却能够不贪恋。
对逃难的夫妻他这样描写：“还有携眷逃难的，及去重庆投效抗战的，忧患这样大，心思这样坚，他们反会没有悲愤，没有营谋挂念，天涯道路，只更爱惜起眼前的人来。”
在胡兰成看来，这些中国男女老少都该感谢日本侵略，否则年轻人哪有机会郊游恋爱，夫妻感情也不会分外深重了，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在这三个文化汉奸中，生活作风最差的当属胡兰成。《今生今世》是胡兰成的自传体作品，里面写了与胡兰成有关系的8个女人，除了后来染病的全慧文及被张爱玲取而代之的应英娣（歌女小白杨），其他的6位，书中所占篇幅竟大致相同，平均用力到如此，胡兰成还是应了他不做选择的话。这8个女子中，有民间女子5位，分别是发妻玉凤、女教师全慧文、护士小周、斯家小娘范秀美、日本女子一枝。剩下的3位，一是红歌女，一是临水照花的才女张爱玲，还有一位，最后则与胡兰成在日本生死相守，终老于岁月。这个女子比起张爱玲的不寻常来，竟丝毫也不逊色，她便是原来上海滩黑帮老大吴四宝的压寨夫人、上海滩的大姐大佘爱珍。
民国中将女司令的悲惨结局
兵戈不息的民国时期，获得中将军衔的女性只有三位，她们是宋美龄、奇俊峰、巴云英。奇俊峰是被蒋介石亲自任命的乌拉特前旗防守司令部中将司令，在抗日战争中立下了卓着功勋。然而，她的结局很惨，读来令人扼腕。
危难中出面收拾乱局
奇俊峰1915年出生于内蒙古阿拉善旗一个蒙古贵族家庭。奇俊峰的蒙古名为“色福勒玛”，她5岁起随寡居的姑母一起生活，姑母以姑父的汉姓为她取名为奇俊峰。奇俊峰的父亲德毅忱，曾被袁世凯授予辅国公爵位，但他反对封建王公制度，参加了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于1927年4月发动武装起义，成立了新政权——阿拉善旗政务委员会，后因孤立无援而失败。德毅忱最终殉难于流放途中，但他给女儿留下了追求正义的信念。
1934年，19岁的奇俊峰已经出落成一个美丽大方的姑娘。就在这一年，她由姑母作主，嫁给乌拉特西公旗札萨克（即旗长）石拉布多尔吉（时人称之为“石王”）为福晋。当时，西公旗各派贵族势力矛盾错综复杂，为争夺全旗统治权而钩心斗角纷争不止，大局不稳，风雨飘摇。
时任东协理的额宝斋曾代理旗长，后被迫退位，他不甘心交出实权，遂投靠锡林郭勒盟盟长德穆楚克栋鲁普（时人称之为“德王”）。继任旗长不久的石王投向绥远省政府主席傅作义，得到了傅作义的支持。
石王与额宝斋在各自后台的怂恿支持下多次打仗，互有胜负，彼此损失都很大。1936年9月，石王在长期征战中积劳成疾，不治而辞世。
石王病死时，妻子奇俊峰已怀有身孕。额宝斋见有机可乘，逼奇俊峰交出旗府官印，奇俊峰断然拒绝。额宝斋企图夺印未遂，就到处散布谣言，说什么奇俊峰怀的孩子不是石王的，无权继承旗长之位，云云，以此蛊惑人心，逼奇俊峰就范。面对对方这些下三滥的手段，奇俊峰报以轻蔑的一笑。
为了收拾西公旗的乱局，奇俊峰亲往归绥（今呼和浩特）拜见傅作义，寻求支持。傅作义对奇俊峰的勇气和见地十分赞赏，并以绥远省政府决议案的形式作出了旧旗官印由奇俊峰保管，全旗护路、水草、抓羊等捐税收入由奇俊峰经管，护路军队由奇俊峰统领，奇俊峰所怀身孕若系男子正式承袭王位等项决定。
1937年5月，奇俊峰顺利产下一子，取名阿拉坦敖其尔，汉名为奇法武。10月，奇俊峰正式就任旗长之位，成为了西公旗的新掌舵人。
第一个从日伪占领区投向抗日阵营的蒙旗王公
和汉人中出汉奸一样，蒙古人里也有蒙奸。抗日战争开始后，额宝斋一伙附和德王公开投入日军怀抱，成为可耻的蒙奸。
其时，奇俊峰迅速召集本旗军政官员，明确宣布如下施政纲领：（一）坚决接受绥远省政府的领导；（二）团结一致，提防亲日派挑拨离间；（三）减轻百姓负担，不允许向牧民乱行摊派；（四）军队要严守纪律，严禁抢夺民财和侮辱妇女。
四条施政纲领一经公布，立即受到全旗百姓和各界爱国人士的一致拥护和支持。
1937年10月，归绥、包头相继沦陷。额宝斋一伙看到有机可趁，就公然追随德王积极筹建“蒙古联盟自治政府”，并很快返回西公旗建立亲日的伪政权。
为摆脱德王蒙奸政权的控制，奇俊峰与驻守五原县的国民党军骑七师师长门炳岳取得联系，表示愿率部赴五原参加抗日，门炳岳师长当即回复欢迎她加入抗日队伍。
1938年初，奇俊峰一行经过一整夜的急行军，安全抵达五原县城。门炳岳闻讯立即前来相晤，热情慰勉，同时发电向国民党中央报告了详情。蒋介石在复电中对奇俊峰慰勉有加，行政院、军政部也来电慰问。《中央日报》以醒目的标题作了报道，称奇俊峰是“第一个从日伪占领区投向抗日阵营的蒙旗王公”。一时间，巾帼英雄奇俊峰在全国名声大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