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看了报告后，气不打一处来，对宣侠父恨之入骨，恨不得立即赶走宣侠父。但老谋深算的蒋介石考虑到，处理不好此事会影响政治立场和形象，于是他以老乡和校长的双重身份，召见了宣侠父。谈话很快陷入了僵局。蒋介石命令宣侠父写悔过书，否则将开除出校。宣侠父不仅不写，三天后还愤然离开了军校。临走时，给同学留言：“大璞未完总是玉，精钢宁折不为钩。”当时许多人都未意识到，宣侠父所维护的，正是孙中山当作命脉的东西。这是黄埔岛上共产党与国民党第一次交手，却彻底地输了。
后来宣侠父入吉鸿昌部，1927年7月，蒋介石排挤共产党，宣侠父等共产党员被西北军礼送出境。无事可做的宣侠父，步入文坛，支持和参加“左翼作家联盟”的活动，撰写并出版了《西北远征记》和《入伍前后》两本书，一时间洛阳纸贵，在文坛声誉鹊起，后又任八路军高级参议。1938年7月31日，宣侠父在西安被蒋介石授意的国民党军统特务徐一觉秘密绑架和杀害，牺牲时年仅39岁。
蒋介石最倚重的两大“文胆”
蒋介石的笔底功夫显然远逊毛泽东，但他有他的办法，那就是请人“捉刀”，所以他的署名文章和讲话稿大都出于他人之手。为他“捉刀”的主要是两个人：陈布雷与秦孝仪。
陈布雷生于1890年，浙江慈溪人，是蒋介石在大陆时期的主要“文胆”；秦孝仪是湖南省衡东人，生于1921年，早在1949年，即陈布雷辞世后的次年，他就以28岁的年龄，成为蒋介石身边最年轻的“文胆”。1961年4月，秦孝仪在台湾出任国民党中央副秘书长。直到蒋介石过世为止，蒋介石发表的政策文稿，几乎全部出自秦孝仪之手。
陈布雷与秦孝仪年龄相差31岁，属于两代人，分别承担了蒋介石大陆时期与台湾时期的“第一文胆”之重责，两人都有“国民党的第一支笔”之誉。
陈布雷才华出众，20多岁就在报界享有盛誉。1911年，陈布雷进入上海《天铎报》，他才华出众，勤勉敬业，很快成为上海报界的着名记者。其间，他撰写了大量拥护辛亥革命的时评，反对封建帝制，宣扬共和精神，影响很大。孙中山先生代表临时政府用英文起草的《对外宣言》，就是由年轻的陈布雷翻译成中文最先在《天铎报》上发表的。几年后，陈布雷转到《商报》做编辑主任，不遗余力地揭露北洋军阀的腐败统治。
20世纪20年代初，陈布雷身在上海，他对国内局势的种种评述，与当时在广东的国民党可说是不谋而合，南北遥相呼应，形成了一股朝气蓬勃的革命舆论。孙中山赞扬《商报》“可称为是忠实的党报”，说它的宣传比国民党办的报纸还更有成绩。陈布雷所写的有些时事评论，与当时中国共产党的主张也基本相符，有的文章就被中共中央主办的《向导》周刊转载。中共领导人萧楚女曾致函《商报》，赞扬主笔的革命精神。着名报人邹韬奋也写文章推崇他，说“陈布雷先生不但有正义感，而且还有革命性。当时人民痛恨军阀，倾心北伐，他的文章往往以锐利的笔锋，公正的态度，尽人民喉舌的职责。”
国共两党通力合作挥师北伐后，蒋介石很需要身边有支笔杆子可供自己驱使，享有声望的陈布雷是理想人选。北伐军刚到南昌，蒋介石就派邵力子去上海邀请陈布雷去南昌晤谈。为延揽人才，蒋介石表现出谦逊姿态。陈布雷为蒋介石的“礼贤下士”受到感动，不久即为他起草了激情四射、文采飞扬的《告黄埔同学书》。从此，陈布雷就成了国民党的“领袖文胆”和“总裁智囊”，先后任国民党中央候补监察委员、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次长、蒋介石侍从室第二处主任、国防最高委员会副秘书长等职，长期为蒋代拟文字，素有“国民党第一支笔”之称，系有影响力的国策顾问。
抗战时期，是陈布雷“文胆”生涯的高峰。1937年7月初，蒋介石邀集国内知识界名流二百多人召开“谈话会”，并在会上慷慨陈词，他说：“我们的东四省失陷，已有六年之久……现在冲突地点已到了北平门口的卢沟桥。如卢沟桥可以受人压迫强占，我们五百年古都的北平，就要变成沈阳第二，今日的冀察亦将成昔日的东四省，北平若变成沈阳，南京又何尝不可能变成北平……如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那时候只有拼民族的性命，求最后的胜利。”
这篇谈话以“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一句最为着名，它如同“抗战宣言”一样，为中国四万万同胞广泛传诵，激励了全国军民同仇敌忾、团结抗战的最大决心。这篇演讲稿，就是陈布雷起草的。抗战时期，陈布雷还有许多篇文章得到普遍赞誉，在国内外产生过很大的影响。
作为旧时代的知识分子，陈布雷正直清廉、秉公无私，其品行道德为人所称道。在重庆时周恩来曾托人向他传话：“对布雷先生的道德文章，我们共产党人钦佩；但希望他的笔不要只为一个人服务，而要为全中国四万万同胞服务。”作为国民党主管宣传的要员，陈布雷对一些进步人士是很敬佩的，譬如郭沫若。他曾促成郭沫若顺利回国。
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郭沫若发表了有名的讨蒋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蒋介石发出通缉令，迫使郭沫若流亡日本。1937年“七七”事变后，郭沫若想回国抗日。为此，郁达夫找到了陈布雷，陈布雷答应为郭沫若说情。但蒋介石对郭沫若那篇文章仍耿耿于怀，于是陈布雷捧出郭沫若在日本出版的《两周金文辞大系》、《殷契粹编》等一叠书说：“委座，据说，郭沫若这些年没有再搞政治，他主要是埋头研究殷墟甲骨文和殷周的铜器铭文……学术成果在国际上很有影响。现在，他想回国参加抗战，所想请示委座……”。这样，经陈布雷的说情，郭沫若才得以顺利回国。
作为蒋介石的“御用”笔杆子，陈布雷曾参与起草过一些反共方面的文章，作出过一些违心事，替蒋编织过谎言，最典型的是为蒋撰写《西安半月记》。关于西安事变，陈布雷知道张学良、杨虎城原为抗日而兵谏，并无“弑君”、“篡权”之意，也听说了一些蒋在惊慌中跳窗逃至山后的狼狈情节。但蒋介石向他面授此书的纲目时，却把张、杨说成是犯上作乱的叛逆，美化自己在危难中镇定自若，对下属晓以大义，使之幡然悔悟，才得以转危为安……陈布雷无法违拗蒋的旨意，只得唯命是从，但内心里却十分痛苦。事后，他在日记中写道：“余今日之言论思想，不能自作主张。躯壳和灵魂，已渐为他人一体。人生皆有本能，孰能甘于此哉！”他并多次表示：“不能用我的笔达我所言”，“为人捉刀是苦恼的”。
陈布雷是个很矛盾的人物，着有《陈布雷回忆录》。他热爱报业、想当记者，却身不由己做了高官；他为人谨慎，也非常熟悉为臣之道，对蒋介石或同僚总是恭敬有加，从无盛气凌人的傲气。他廉洁自律，不拉帮结派，不贪污腐败，颇有“贤相”之风，被蒋介石称为“完人”。
他位居党国中枢，大权在握，却鄙薄政治，不让儿女从政，他的子女中就没有一个国民党员（他的女儿陈琏是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8年11月13日，陈布雷自杀身亡，终年59岁。他在留下的遗书和致蒋介石的信中称：“今春以来，目睹耳闻，饱受刺激”，致使“衰老疲惫，思想柘涩钝滞”，他表示自尽之举实出于心理狂忧之万不得已。
11月18日上午9时至11时，国民党南京政府为陈布雷举行公祭典礼。出席典礼的计有：总统蒋介石、副总统李宗仁以及于右任、王宠惠、邵力子、何应钦等。蒋介石在祭文中，对这位一生以笔墨佐助自己“遂奠邦基”的文胆与国策顾问，作了盖棺论定之语：“畏垒（陈布雷号畏垒）椽笔，逾百万师”。“综其生平，履道之坚，谋国之忠，持身之敬，临财之廉，足为人伦坊表”。
秦孝仪出身书香门第，自幼继承家学。秦孝仪精通儒学、经史，博览群书。
上海法商学院法律系毕业后，他曾赴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深造，荣获人文科学博士学位。20余岁即受蒋介石重用，出任国民党中央党部议事秘书。28岁时，就成为蒋介石身边最年轻的文胆，深受蒋介石与宋美龄信任。
由于文采过人，反应快，又能以毛笔速记，所以秦孝仪一直为蒋介石倚重。
对传统经典相当仰慕的蒋介石，也不时与秦孝仪以四书五经应对，增添自己谈话的分量，是以秦孝仪能长期在国民党中央工作，并任蒋介石侍从秘书职务屹立不摇，前后共达四分之一世纪。
1949年随国民党到台湾后，秦孝仪除以“总统府”秘书名义，续任蒋介石文胆外，先后担任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文宣组副组长、中央设计考核委员会委员等职务。1961年4月，他出任国民党中央副秘书长。直到蒋介石过世为止，蒋介石发表的政策文稿，几乎全部出自秦孝仪之手。通常蒋介石比较重要的文告、稿子，由他本人当面口述大意，秦孝仪则在一旁记下来，然后连夜赶好草稿，先给秘书长张群看过，再行对外公布。
秦孝仪作风低调，不过他在担任蒋介石文胆期间，还是留下一些轶事。例如金门岛上的“毋忘在莒”勒石，如今已是观光景点，但当时却是蒋介石在迁台之初，为了激励国民党军队反攻决心，于1952年5月赴金门视察后，决定题字，并由石匠镌刻在石壁上的，意在以战国时代齐国大夫田单，以莒城、即墨复国的历史故事自勉。秦孝仪也在蒋介石考察队伍之列。不久，金门司令官胡琏兴建英雄馆，也依此典故命名“莒光楼”。由于高十余公尺，自此成为金门的地标。因当时许多人不识“毋忘在莒”是何典故，所以秦孝仪特地于1959年撰写一篇《毋忘在莒本义》，刻成石碑，置在勒石左下方，讲述“毋忘在莒”的历史典故。
秦孝仪最为人知的传奇，在于他在蒋介石去世之际，以党国要人、蒋家家臣、蒋介石文学侍从等多重身份，承宋美龄之命，记录并撰述了蒋介石的遗嘱。
这篇以“自余束发以来，即追随总理革命……”破题的短文，在国民党一党专制时代，各级学校曾规定学生背诵，也让秦孝仪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近年大陆出版的《中华民国人物传》，将秦孝仪誉为“国民党的第一支笔”。
1975年3月29日，蒋介石的身体每况愈下，之前手术、阳明山车祸意外的重创，让这位曾经纵横中国的老人已然没有精力再与死神搏斗。虽然国民党把消息掩饰得相当紧密，但多数人都有了心理准备——蒋介石恐怕辞世在即。由于蒋介石已然无法视事，因此秦孝仪便受命为蒋介石预立遗嘱，由回光返照时的蒋介石大致口述草稿再加以修订。
秦孝仪在拟妥遗嘱后，便送请宋美龄先行过目，没想到笃信基督教的宋美龄，却指示秦孝仪要将原先遗嘱“自余束发以来，即追随总理革命，无时不以总理信徒自居”的初稿，从中插入“耶稣基督”四字，“说明他是信基督的”，使得蒋介石的这段遗嘱，变成“无时不以耶稣基督与总理信徒自居”，平添许多史家议论。当时在内幕不明的情况下，秦孝仪也背了一段时间的黑锅。同时秦孝仪模仿孙中山遗书后有“汪精卫记”的前例，在蒋介石遗嘱后加上“秦孝仪书”四字，也引来许多非议。
1975年4月5日深夜11时多，蒋介石病危，出现瞳孔放大、心跳减弱的征兆，但在宋美龄指示下，医疗小组仍不放弃抢救的希望，曾数次注入心脏刺激剂，也曾用电极直接电击刺激，但仍无力回天，于当晚11时50分左右宣告不治。当时台北市区实施宵禁，严家淦、杨亮功、田炯锦、余俊贤、倪文亚等五院院长紧急奉命赶赴士林官邸，为蒋介石遗嘱签字并瞻仰遗容。根据蒋经国事后的自述，他当时“极尽悲哀，头昏不支倒地跪哭”。因此当秦孝仪要他在《遗嘱》上签名时，“余手发抖写不成书。向长辈答礼时亦不记得来者何人……”
在蒋经国主政后，当时的总统府副秘书长张祖诒、文工会主任周应龙等，都是着名的重要文胆。有一段时期，前总政战部主任也曾为蒋经国的重要幕僚，因此秦孝仪的心力逐渐转往故宫博物院发展。当时85高龄的故宫老院长蒋复骢因中风准备退休，因此由代总统严家淦出面，找蒋经国当说客，说服秦孝仪接任。
秦孝仪原先只打算做两年，结果自1983年开始，他在故宫博物院院长的位子上一干就是18年！
2003年，宋美龄辞世，秦孝仪与前行政院长郝柏村一同飞往纽约为宋美龄致祭，在奔丧途中彻夜未眠，还提笔挥就《蒋夫人挽歌七绝句》。至于李登辉在宋美龄过世隔天，批评她用金钱买美国外交，平常已不过问政治的秦孝仪也忍不住跳出来痛斥李登辉“无耻、无聊”。他并称，台湾今天时局变成这样，李登辉要负最大的责任和做最多的反省。
政党轮替执政后，秦孝仪卸下故宫博物院院长的职务，随即寄情书画山水，更常回到故乡探望，也曾到湖南举办个人书画诗词展。事实上，早在两岸恢复正常交流后，秦孝仪积极推动北京与台北故宫的互动，为两岸良性交流贡献良多。
2007年1月5日晚间，秦孝仪在台湾病故，享年87岁。与陈布雷相比，他的命运无疑要好得多：早年就得以参赞机要备享荣耀，晚年执掌故宫期间，又得以优游浸润于艺术与国宝之间，卸任后安度晚年并得以善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