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素以刚直敢言而着称、时任大清邮传部尚书的岑春煊上奏折继续参劾：“段芝贵为皂班之子，李氏家奴，献妓取幸，众所不齿！命为封疆大吏，实属有违官箴。”并面见慈禧详细申诉。岑春煊是慈禧的宠臣，他的上奏自然引起慈禧的重视。获悉真相的慈禧大怒，旋即再颁上谕将段芝贵革职。时段芝贵已在赴任途中，接上谕如晴天霹雳，十分懊丧，只好中途折返。载振也因此事不得不具疏辞职。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段芝贵被袁世凯委为武卫右军右翼翼长，1912年任驻京总司令官，继任拱卫军总司令，1913年秋授陆军上将，任陆军第一军军长，1914年改任湖北都督，授彰武上将军和镇安上将军。
段芝贵督鄂期间，又上演出了一出拉皮条的丑剧。其时，袁世凯之子袁克定因事来武汉，一日在怡园观剧，看见名噪南北的美艳坤伶王克琴，便喜欢上了。
段芝贵得知袁克定的这点心思，便两次微服访王克琴，并花费银8000元为王购备家具日用品，欲将王大美女献于袁大公子。
此讯传出后，怡园内外热闹非凡，无日不车水马龙。《大汉报》经理胡石庵闻之，带上编辑二人往怡园观剧以窥探虚实。当晚，演《梅龙镇》，王克琴饰演凤姐，剧中有台词云：“军爷有钱，买不得凤姐不卖之物。”王克琴说此台词时，斜看楼座，原来楼座中观客即为段芝贵的一帮人。胡石庵返社后借题发挥，刊发《落花有主》时评讥讽段。
段芝贵阅《大汉报》的时评《落花有主》后恨得咬牙切齿，决心伺机报复。
时值河南省宝丰县绿林头目白朗率领起义军进攻老河口，《大汉报》据事直书，并开辟“中原狼祸论”一栏。段芝贵为泄私愤，诬诋《大汉报》私通白朗，编造“报馆通匪案”，以“泄漏军机，鼓吹乱党，扰乱治安，摇惑人心”十六字罪名，饬令封禁，并捕经理胡石庵及编辑、理事、发行、访事等十多人入狱，发交陆军审判处讯办，欲置胡石庵等人死地。但在当时社会各方压力下，段芝贵的这一阴谋并没有得逞，胡石庵等仅被判处短期徒刑。1915年段芝贵离开湖北，石庵等未待刑满即获释放。
1915年，段芝贵联合十四省将军密电袁世凯“速正大位”，为袁世凯复辟帝制推波助澜，论功行赏时被封为洪宪一等公爵。1917年张勋复辟时，段芝贵又任讨逆军东路总司令，后任北洋政府陆军总长和京畿卫戍司令。1920年直皖战争爆发后，段芝贵任定国军前敌总司令，败后居于天津租界，于1925年3月12日一病不起，黯然离世。
吴佩孚：曾为“中国最强者”
吴佩孚是北洋军阀中少有的秀才出身，颇有儒将风度，时称吴大帅。他是亮相全球最有影响力的《时代》周刊封面的首个中国人，被1924年9月8日出版的《时代》周刊称为“BiggestmaninChina（中国最强者）”。
其时，吴佩孚拥有着北洋政府授予的“孚威上将军”称号，掌握着直系最多的兵力，拥兵数十万，虎踞洛阳，是当时实力最强、控制地域最广的实力派，其势力影响着大半个中国。人们普遍看好吴佩孚的前途，上海英文杂志《密勒氏评论报》的主编、美国人约翰·鲍威尔甚至认为他“比其他任何人更有可能统一中国”。
吴佩孚是山东蓬莱人，其当时如日中天的声誉，来自于袁世凯死后直、奉、皖等派系群雄逐鹿的两场战争。1920年吴佩孚在直皖战争中击败皖系，权倾中央。1922年4月底至6月初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吴佩孚任直军总司令，再次打败了张作霖12万人的奉军。
谁知，就在吴佩孚成为美国《时代》杂志封面人物的一个星期后，9月15日，张作霖出兵15万人，分两路向山海关、赤峰、承德方向进发，曹锟任吴佩孚为讨逆军总司令，率20万人马迎战，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10月，当吴佩孚亲率10万大军正在激战之时，因不满吴佩孚排除异己的直系第三军总司令冯玉祥突然带领他在后方的3万人马从热河撤军，并与直系将领胡景翼、孙岳密谋倒戈，发动“北京政变”，囚禁曹锟，推翻直系中央政权。直系的内讧直接导致直系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惨败。11月，直军全军覆没。
吴佩孚从“时代的宠儿”一下子跌到人生的低谷，率残部两千余人败走天津，想从水路乘船南逃武汉。沿途除受到阎锡山、冯玉祥及奉军的追击外，还遭到山东督理、湖北督军等拒绝入境，后避难鄂豫交界的鸡公山。其间，遭到冯玉祥一个多月的围困，段祺瑞还乘机暗派杀手对他进行暗杀，吴佩孚头发一夜全白。
就在吴佩孚险象环生之际，1925年春，浙江、江苏、湖南三省督军孙传芳、齐燮元、赵恒惕联名致电吴佩孚，愿一如既往地跟随其后，于是吴佩孚率“决川号”和“睿蜀号”两艘军舰前往岳州赵恒惕处。10月，孙传芳发动反奉战争，应孙传芳之邀，吴佩孚赴武汉出任“十四省讨贼联军总司令”。至此，吴佩孚结束了寄身于兵舰7个半月的水上漂泊生涯。
虽然“讨贼联军”本应对付的是奉系张作霖，但吴佩孚为报冯玉祥反目之仇，与张作霖握手言和。在吴、张夹击下，冯玉祥被迫撤出北京。趁北方军阀混战，1926年7月，南方国民革命军以蒋介石为总司令誓师北伐。吴佩孚地处两湖，事实上成为了北伐军的头号目标。汀泗桥、贺胜桥、武昌血战后，吴佩孚兵败两湖。为躲避蒋介石、冯玉祥的追杀，吴佩孚打电报给曾受过其重恩的四川军阀杨森说：“我已无路可走，不论你允许与否，我都只有入川一途了。”从此，吴佩孚流亡入川，受到杨森的庇护。直到1931年春，蒋介石已巩固了自己的政权，才允许吴佩孚离开四川。吴佩孚屡次兵败，已心灰意冷，在结束了四年流寓生活后，同年秋，应张学良以子侄身份的邀请定居北平。
1935年10月，日本人掀起所谓华北自治运动。日本人及汉奸多次上门来拉吴佩孚下水，均遭到吴佩孚的严词拒绝，一直不为所动。“七七”事变后，北平危急，吴佩孚拒绝南逃，在客厅的墙壁上挂上了关羽和岳飞的画像以明志，表明誓死不与日本人合作的决心。据吴佩孚的随员、英文翻译陈文会回忆，北平陷落后，投降日本的江朝宗上门劝降吴佩孚，吴佩孚骂道：“你年纪比我大，还当日本人走狗，卖国求荣，真是白发苍苍，老而不死。”遂与江朝宗绝交。
1939年12月4日，戎马半生的吴佩孚因牙疾复发、高烧不退，请日本牙医看病后猝死。
董必武在《日本企图搬新傀儡》一书中对吴佩孚作出了中肯评价：作为军阀，吴佩孚“有两点却和其他的军阀截然不同。第一，他生平崇拜我国历史上伟大的人物关、岳，他在失败时，也不出洋，不居租界自失。第二，吴氏做官数十年，统治过几省的地盘，带领过几十万的大兵，他没有私蓄，也没置田产，有清廉名，比较他同时的那些军阀腰缠千百万，总算难能可贵”。
关于吴佩孚的清廉与正直，上海《民生》杂志曾在1939年创刊号上曾专门描述过：他虽身居要职，无奈赋性刚毅，廉洁自守，与其部属同甘共苦，所以说到他的衣服方面，当在职时除了数袭必备的军服外，西装和华服一件也没有。他的衣服全系国产衣料所制，绝无一袭非国货之物，即家中眷属亦然如是，至于西服则吴将军终生并未穿过。他权势虽然显赫，为了杜绝任人唯亲，曾下过一道手谕，蓬莱吴姓五世之内不得依傍他为官。
有趣的是，吴佩孚在其宦海生涯中曾留下三件批文，令人拍案叫绝！
一是有个政客曾在别处为官，政绩平平政声亦糟，得知吴佩孚主政直鲁豫，便托关系来求吴，想到河南谋个官职。报告呈上案头，吴佩孚大笔一挥批曰：“豫民何辜？”意思是河南老百姓有什么过错，竟要这样的人来当官，承受因他当官而带来的祸害——因为为官一任，可造福一方，也可祸害一方。吴佩孚不买推荐者的账，也不用官话套话挡驾，仅以老百姓的利益为由凛然拒绝，义正辞严。
二是某“下岗”军佐得知吴佩孚帐下有一旅长空缺，毛遂自荐来“跑官”且拟了自荐书，里面大谈理想抱负志向，然后言归正传，最后是“愿为前驱，功成解甲，退居故里，植树造林，福泽桑梓”云云。吴佩孚批示：“且先种树。”对这等志大才疏、夸夸其谈的跑官者，吴佩孚的批示很有针对性——既然你有这种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先回乡种种树再说。
第三件则更有趣了。当时德国驻华公使的千金正值妙龄，对吴佩孚无限仰慕，相思无门，这洋妞思想也真够开放，径直写信向吴佩孚求婚。吴佩孚不识德文，吩咐秘书译出呈上，那情书便成了公函。吴佩孚依例挥毫批示——“老妻尚在！”以老妻拒洋妞，吴佩孚的这等情怀有几人能比得了？
每次批示不多不少都是四个字，字字千钧，风趣有加而嘲弄有力。吴佩孚的这三个批示，不仅言简意赅，十分幽默，颇有文采，更显示出其可爱的一面，那秀才的文凭真是考出来的。
吴佩孚的书信也如批示一样幽默。他有一老同学，曾致信与他，欲在他手下谋一后勤部门的所长职务。吴佩孚回信说：所长必有所长（chang），兄之所长何在？老同学讨了个没趣，只好作罢。
首位华人大亨竟是报业巨子
大亨一词最早出现于清末的大上海，专指称霸一方的帮会头目或达官巨富。
然而，这个听起来威风凛凛的词，并不是中国的“土产”，而是舶来品。它的来历颇为有趣。
19世纪中叶，英国人约翰·亨生发明了一种在车后驾驶的双轮小马车，就以自己的名字将此马车命名为“亨生”。“亨生”几经改良，成为豪华私人马车。随着上海的开埠，“亨生”豪华私人马车于1880年后进入上海，被称为“亨斯美马车”。根据1900年的统计，当时整个上海拥有“亨斯美马车”者不足十人，而且全部是工部局董事或外商大班。华人中第一个拥有“亨斯美”的人是《申报》老板史量才，还是花费了数十万两之高价从一个德国人手中买来的，于是上海人就将拥有这种马车的人称为大亨，后来引申开来又把称雄一方者叫做大亨，并一直沿用到今天。
《申报》是中国报业史上创刊时间最早、出版时间最长、发行期数最多的报纸。它于1872年4月30日由英籍人美查等合办，在上海汉口路正式创刊，到1949年5月26日停刊，共历时77年零62天，除中途停刊外，共出版2559号。
《申报》面世，遂冲破“邸报”、“产京报”与“政治公报”的樊篱，开始重视对国内外大事的采访与记载，目光投向社会市井，成为“中国第一张现代意义的报纸”。自此之后，外国人在上海创办的《沪报》、《新闻报》等接踵而来，“于是新闻业遂卓然成海上之新事业”。《申报》在对我国近代新闻事业产生深远影响的同时，对近代文学也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
时至今日，走在上海街头，还能听到不少上海老人把“买张报纸看看”叫成“买张《申报》看看”。《申报》已经停刊半个多世纪了，哪里还有《申报》可买一打听才明白，那是叫惯了，习惯使然。是谁叫响了《申报》这块金字招牌，给人们留下如此深刻的影响？他就是一代报人史量才。
史量才，这位杰出的商人、教育家和报业巨子，是20世纪初中国最出色的自由主义者和民主人士之一。史量才继承了老《申报》的传统，20世纪30年代初在一批文化人的协助下，努力开创中国现代商业大报的先河。该报在全国29个城市设立分馆，增加各地通讯，改革副刊《自由谈》和其他内容，从文艺到医疗，适应各类读者的需要；出版系列书刊，从月刊、年鉴到地图，品种多样；兴办社会文化事业，例如流动图书馆、新闻函授学校、业余补习学校、申报服务部等。这使得申报馆成为一个以报纸为中心的文化群体。
史量才主持《申报》后，外扩报馆，内引英才，当时名噪一时的黎烈文、邵飘萍等，都曾罗致在他的门下。《申报》的“笔阵”中，共产党员有胡风、艾思奇等七八人之多，其他的知名人士还有陶行知、邹韬奋等。《申报自由谈》更是开一代杂文之先河，其刊发的鲁迅杂文是着名的“匕首和投枪”。30年代的一场激烈的文艺论争，就是从那里开始的。史量才先生主张言论自由，关心民众疾苦；《申报》鞭挞社会、针砭时弊，深深触犯了最高当局。《申报》鼓吹民主，批评政府，惹怒蒋介石。1932年，蒋介石发动对江西红军的围剿，《申报》连发三篇社论，三论《剿匪与造匪》。蒋介石恼羞成怒，曾严令“禁止《申报》邮递”。
作为心忧天下的爱国报业大亨，史量才曾经说过一句很着名的话：“国有国格，报有报格，人有人格。三格不存，人将非人，报将非报，国将不国！”他用生命扞卫了自己的国格、报格、人格。由于思想倾向进步，国民党当局威逼利诱无效，使得史量才招来了杀身之祸。终于，在1934年11月13日，史量才从杭州西湖“秋水山庄”归沪途中，在浙江海宁翁家埠，被戴笠手下的特务枪杀，终年54岁。一代报业大王就这样魂归尘土，可悲复可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