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会面仍旧是短暂的。可以说，这是一个机会，而谭老板不“投”这个“机”。
假如说，此刻的“老板”做出一副深刻检讨的面孔，向江青认个错，他们的关系还不会破裂，江青也不会用“叛徒”的罪名把他往死里整。
假如说，谭老板用这个机会，向江青表示一下忠心，江青也正需要老同志的支持。说不定谭老板的职位还会往上升。
假如，只是假如。如果有了这些假如，谭老板就不是现在的谭老板了！
正是因为如此，谭老板才说，“要是跟了江青，我的官比谁都大！”
流放广西，信念不改。给毛泽东写信，得以回到北京谭震林被送上军用飞机的时候，还不知道此行的目的地。坐飞机嘛，肯定是去很远的地方。
他的心情并不怎么紧张，在北京是无法工作了，到外地去也好。
经过了1968年夏秋的大折腾，他对各种各样的“批判”、“斗争”都已经漠然了。尽管有人说他是大叛徒，说他是“三反分子”，但他心中没病就不怕鬼叫门，他们爱怎么批就怎么批吧！他坚信党是理解他的，毛泽东也会理解他的。
飞机在桂林上空盘旋时，他才知道这里是山水甲天下的桂林。到这里来干什么呢？
他哪里知道，这里的一所疗养院是软禁自己的地方。
关于他去桂林，说法不尽一致。比较多的是因为林彪的所谓“一号命令”。
这一号命令，按照见诸文字的说法是：1969年10月18日，林彪趁毛主席不在北京，擅自发布了所谓“林副主席指示第一号令”，调动全军进入战备状态。这个命令和许多老一辈革命家的“疏散”是什么关系，我们不得而知。据说是“一号命令”下达后的３天，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陶铸、谭震林、罗瑞卿、徐海东等同志分别被遣离北京，到外地去接受名目不同的“改造”。
也有同志考证说：老同志的疏散和“一号命令”没有直接关系。当时中央有一个“紧急疏散”的指示。可惜，我们没能看到这个指示，所以至今不能肯定谭老板被送到广西和“一号命令”究竟有多大的关系。
在桂林的这段日子，是谭老板一生中绝无仅有的特别生活。他被禁在一个很大很空荡的院子里，没有人来找他谈话，也没有人来找他聊天，一天除了吃饭睡觉，看看书报，无其他事可做。有时站在院子里，望着月牙山出神，一望就是几个小时。
不久，他的妻子葛惠敏和最小的女儿、儿子也来到了这里。死一般沉寂的院子里才多了一些生气。
家人得以团圆，应该说是好事。但谭老板的心情并不轻松。葛惠敏见到他，竟不认识他是谁——她患了严重的精神分裂症，口里不时地发出一些奇怪的声音，念念有词地希望天上的“神灵”下凡，希望地上出现奇迹。如果你问她：“你是谁？”她回答：“谁也不是！”如果你再问，她会说：“我是南海观音……”
谭老板知道，这也是“文化大革命”的罪孽。葛惠敏受不了那些莫须有的罪名，受不了“红色恐怖”的惊吓。她呼喊，她抗争，又无济于事，她是被逼成精神分裂症的。想想这也和自己有关，她当初要是嫁了别人，也许会少受些这样的苦难。
他以百倍的耐心和真情来对待已经精神分裂的妻子。那时，身边的儿女常常听到一些在别人听来根本不知所云的对话：
“还记得繁昌那段日子吗？”
“天上的星星是亮的，月亮不亮了。”
“繁昌战歌，你唱得好极了。你还会唱吗？”
“北京医院，我不去，不去。”
谭老板独自唱起《繁昌之战》：
皖南门户，
长江边上
平静的繁昌，
成了烽火连天的战场……
唱着唱着，葛惠敏会突然叫道：“我会唱，我会唱！”
谭老板继续唱：
无耻的日本强盗，
海陆空军一齐进攻……
唱着唱着，葛惠敏跟着大声唱了起来：
峨头山的搏斗，
塘口坎的血战，
我们用雪亮的刺刀，
爆裂的手榴弹，
把敌人打下山冈……
两位老人越唱越高兴，谭老板挥动着手臂，打着拍子，仿佛不是他们俩合唱，而是在指挥着新四军的千军万马在唱……
经过一段时间的调养，葛惠敏的病略有好转。谭老板就抽空和身边的一对小儿女讲起党史来。孩子小，都是生在新社会，对党的历史可以说是知之甚少，只看到“文化大革命”的瞎折腾，应该叫他们知道革命是怎么胜利的，革命成果来之不易。
每天吃过早饭，谭老板就搬一把椅子，把两个孩子叫过来：“今天咱们说哪一段儿？”
“讲南昌起义以后，到朱毛井冈山会师！”女儿出题目了。
“老板”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把中国共产党创建以来的历史，编成一段又一段有趣的故事，随口道来，逗得两个孩子时而哈哈大笑，时而心情紧张。
“你们要记住哇，要不等我们这一代人死掉了，这历史就成了谁愿怎么说就怎么说了。”
谭老板说此番话时，可谓语重心长。
两个孩子也听得认真，他们不光听，还记录了下来。至今，他们回忆起那段日子，都说：“我们那点党史知识，都是那时候学的。”
在桂林的那段日子，谭震林没有工作的压力，没有世事的纷扰。政治上的被压迫感也随着时光的流逝而变淡了。置身于山水甲天下的桂林，如果不是被关在院子里，他真有些归真返璞了。
他学做饭——当学徒的时候，曾经做过些日子的饭。参加革命以后，随着职务的递升，他很少有机会下厨房了。民以食为天，在中央当副总理，抓农业口的工作，不也是为中国人的吃饭问题吗？现在具体到自己的吃饭问题了，他才进一步发现，烹饪也是一门很有意思的学问。同是那点油盐酱醋，同是那些瓜菜肉蛋，做出来的味道却是千差万别。他喜食辣味，做的辣子肉丁水平也逐步提高，有时还会赢得全家人的喝彩。
他养鸡——先是让孩子买来几只小鸡，给它们泡米、饮水。咕咕咕一叫，小鸡就跟在“老板”的后边跑。俨然一个鸡司令。从春到秋，小鸡长大了，公鸡打鸣了，他就叫孩子起床：“快起来，公鸡都来催你们了，懒虫！”
母鸡生蛋了，他捡来对葛惠敏说：“看看，这么大的蛋，会不会是双黄的？”最有趣的是他领养驻地附近老乡的鸡。那年闹鸡瘟，不少老乡的鸡一群群死去。他叫孩子们把熟识人的鸡抱进院子里来，说：“我这里干净，不会闹鸡瘟。”
结果，院子里的鸡增加了好几倍。有一天晚上，夜深人静，突然鸡笼传来嘶哑的叫声，孩子们还没弄清是怎么回事，谭老板已经拎着根棍子冲出屋门，边走边说：“黄鼠狼来抓鸡了！”随着一阵乒乓的拍打声和喊声，黄鼠狼被打跑了。谭老板拎着棍子回到寝室，自言自语：“要是鸡被叼走了，还没法跟老乡交代哩！”
他种菜——“谷雨前后，种瓜点豆”。谭老板望着淅淅沥沥的春雨，对儿子谭小旭说：“等雨停了，到街上去买点菜籽儿，我教你们种菜。”儿子把菜籽买回来，谭老板和他们一块翻地，施肥。等地里冒出嫩绿嫩绿的芽子，他们高兴得手舞足蹈。女儿说：“爸，人家老乡有些菜是栽秧子的，咱们也去买点吧。”
老人答应了，孩子们买回了各种各样的嫩秧，也栽下，还支起几个大架子做凉棚，怕把菜秧晒蔫了……到了盛夏，黄瓜架上吊满顶着黄花的黄瓜，西红柿挂起了一盏盏“红灯笼”，茄子有紫有青，辣椒有红有绿。满园姹紫嫣红，招来蜂飞蝶舞。谭老板叼着烟，像个园艺师。他发现一株株绿秧长出了阔大的叶子，说不上是什么菜，问孩子们，他们也不懂。“这是什么菜呢？”“老板”只能找当地的看守来问。看守看了看，说：“那是烟叶！”谭老板笑了起来，他喊来孩子，说：“你们五谷不分，我也快五谷不分了，你们把烟苗子买来种，多亏没有炒来吃一吃。‘爆炒烟叶’，是一道新鲜菜。”说完，大家都笑了起来。
……
谭老板离开政治旋涡的这段日子，中国政坛的动荡一刻也没有停止过。
1970年的夏秋之交，庐山又爆发了一场斗争。一向很受重用、身居高位的“天才理论家”陈伯达翻了车，毛泽东写了《我的一点意见》，用他那十分尖锐的语言，说陈伯达“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并且声明：“我跟陈伯达这位天才理论家之间，共事３０多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就从来没有配合过，更不去说很好的配合。”
谭老板是听从北京来的大儿子说这些消息的。听完，他只说：“是嘛？”
“北京都正式传达了，各单位要搞‘批陈整风’呢！”
“又是庐山，又是庐山。”
谭老板说着，抱来那台老式的留声机，放上一张黑色密纹唱片。很快屋里响起了《借东风》的京胡伴奏声。
1971年的9月13日，对中国的政治家来说是个重要的日子。这个日子标志着一批混迹政坛的骗子被判死刑。这个日子，也标志着被他们一伙整到外地、整到狱中的人有了希望的曙光。
消息很快传到桂林，在谭老板身边的两个孩子都被叫去听了传达。回来后，他们绘声绘色地讲林彪怎样仓皇出逃，林彪的儿子林立果怎样搞“五七一工程”
纪要，讲中央怎样采取果断措施，把林彪几员大将作了必要的处理……
谭老板听得极为认真，不时问一句：“是这样吗？”“文件原话怎么说的？”——这个消息对他震动很大。他想起在“大闹怀仁堂”时，陈毅同志曾经说过的：历史上谁反对毛主席？吹毛主席的才是反对他的，历史将会证明！
时间是公允的，历史也是公正的。
当晚，他非要和孩子们打扑克。“来拱猪也行，5、10、Ｋ也行，谁输了谁反戴帽子。”
“好，非让爸爸多戴两顶不可！”
于是，一场鏖战，直至夜静更深。家人都慨叹老头哪来这么大的精神。
……
形势一天天好转。1971年11月，毛泽东在接见参加成都地区座谈会的同志时，说：“你们再不要讲他（指叶剑英）‘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关、戚。那个‘王、关、戚’、‘五一六’ 要打倒一切，包括总理、老帅。老帅们就有气嘛！发点牢骚。他们是在党的会议上公开的。大闹怀仁堂嘛！缺点是有的，他们吵一下也是可以的。同我来讲就好了。那时我也搞不清楚……”
毛泽东的讲话，不胫而走。这等于公开给“二月逆流”平反，作为“二月逆流黑干将”的谭震林的日子，自然也就大有好转。
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主任韦国清来到关押谭震林的地方。他走进谭震林的住宅，同他握手，称他为“老板”、“首长”，并且对随行的人说，要照顾好“首长”。
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信号！当然，在特定的背景下，韦国清不可能把他所知道的话都和谭震林说，况且韦国清对中央的事情也未必全清楚。
关在这个院子的另一部分自治区的老干部也可以和他来往了。礼节性的拜会、叙旧，自然也少不了小声议论一些林彪、陈伯达等人的事情，谈点政治上的问题。
由于“文化大革命”，谭震林家的6个孩子各奔东西，有到北大荒的，有到鄂北山区的，也有后来辗转到北京的，他们受到的种种歧视和折磨不在这里赘述。这里有必要插上一段他的大女儿谭泾远的事情，因为这和他回北京有着直接的联系。
1972年冬天的一个晚上，谭泾远的一个朋友来找她，很有点神秘地对她说：“你赶快到胡耀邦叔叔那里去一趟。”
谭泾远摸不着头脑，问：“去胡耀邦叔叔家干什么？”
“他找你有事。”
谭泾远去了。胡耀邦夫妇热情接待了她。胡耀邦开门见山，说：“我找你来，是为你爸爸的事情。”
“我爸爸不是被他们发配到广西了吗？他们……”
“是啊。最近情况有所好转。有些讲话你可能也知道了。毛主席说‘二月逆流’是反林彪、陈伯达的。许多老同志陆续都要回来工作，你爸也该回来了。”
谭泾远又何尝不希望父亲早日回到北京来，重新工作呢！
“可是，现在有人造你爸的谣。”胡耀邦很认真地告诉她，“说他讲了，在什么范围批了我，给我在什么范围消除影响，否则就不回北京来……”
谭泾远已经感到问题的严重性了。
胡耀邦说：“你要设法到你爸那里去，告诉他，就说是我说的，尽快给主席写封信，作点检讨也无所谓了，提出回京的要求。”
谭泾远感到了一个革命前辈对父亲的关心，也看到了老同志之间的真挚情谊。
谭泾远回到家，决定以旅行结婚的名义，请假去桂林。
大女儿和男朋友的到来，令谭震林夫妇非常高兴，他们忙着给女儿操持起婚礼来。谭震林说：“你们就在12月26日结婚，纪念毛主席的生日。这个日子好！”
谭泾远赶忙把胡耀邦叔叔的意见转告了父亲，并且催父亲尽快写信。
谭老板说：“好了，你忙你的事情吧，我会处理的。”
就在12月26日这一天，谭老板给毛泽东主席写了两封信。
一封信是这样写的：
主席：
今年是我离京庆祝主席生日的第四年，每到这个时候，总是要回忆一下过去，想来想去还是一句话，有了主席才有我的今天。可惜的是跟主席数十年亲耳听过主席的教导也不知多少次，可是在自己的言行中，能够体现主席思想的事是很少很少的。可以说，我是革命的受益者，对革命只起到了一般参加者的作用，平时是如此，到了关键时刻也是如此，甚至在个别关键问题上和主席思想背道而驰，1958年大跃进中的“左”和1967年“文化大革命”中的“右”就是最典型的事例。今日回想起来更能鞭策自己，这种经常的自我鞭策，即使进步有限，也不致继续倒退。
我感谢主席、感谢中央对我的宽大处理。
敬祝：
主席万寿无疆！
谭震林
1972年12月26日于桂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