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邻摊卖的是羊杂碎汤，摊主是从延长县那边过来的，吆喝得格外动听：“葱花花，油煎煎，辣子调上红艳艳，谁吃谁言传。”我们觉得摊主吆喝得有趣，便学着他的腔调韵味大声续了一句：“谁吃谁掏钱！”摊主扭过头来笑道：“对嘛，不掏钱不得行，羊杂碎汤不能白喝，你们那瓜也不能白吃吧！”
在摊主的热情邀请之下，我俩来到他的杂碎汤摊前。循着香味伸过头去一看，那口大铁锅里漂浮着一层红红的辣椒油，随油翻滚着一块块诱人的羊杂碎。我和钟年年已经垂涎欲滴，问明一碗三毛钱，便一人要了三碗。摊主念我们知青卖瓜不容易，特地在每碗里多加了几块杂碎。我俩就着杂碎汤吃馍，各自风卷残云般把三个馍、三碗杂碎汤吞下肚。还不太饱，想再吃几碗羊杂碎，兜里却没有属于我俩的钱了。卖瓜的钱倒是有，可那是生产队的，说什么也不能动。只得咽一口唾沫作罢。那一刻觉得，真要吃个够，我俩每人非得再加三个馍、三碗杂碎汤不可。
正回味着刚才享用的美味，一位大模大样的不速之客出现了。此人是40岁上下的壮汉，头上勒个手巾圈。他刚一蹲下来，不问价就叫切瓜。我们给他切了一个十斤瓜，他三口两口不用一袋烟的工夫就吃完了。他抹抹嘴，理直气壮地对我俩说：“你们是下熟畔的吧？把账记上，可别记在我名下，记在你们队长杨福财名下，他欠我钱哩！”
我们当然不信，坚持要他掏钱，或是告知我们他姓甚名谁、家住何处。
壮汉拗不过我们，只得留下自己的姓名和住址。我们还不罢休，又说：“你该不会编个假姓名假村子哄我们吧？”壮汉被我们问得不高兴了，正色道：“好娃嘞，你们该知道，咱陕北人、宜川人从不哄人！”看他说得诚恳，我们半信半疑地放走了他。
到了散集的时候，我们的瓜竟然一个都不剩，全卖了出去。数了数钱，有30多块！这在当年，可以说是一笔巨款，因为我们辛辛苦苦干一天活，挣九分工，工值才两毛七分钱。
回到下熟畔，交了卖瓜钱，村里人都说我们俩干得不错，卖了这么多钱，还记了这么些账。趁杨福财看账本时，我们问他认不认得那壮汉，欠不欠那壮汉的钱？杨福财想了想，点点头说：“他给咱村治过牲口，虽说没治好，也该给他钱。就把他那瓜账记在生产队开支里吧。”
钟年年指着账本问：“这些瓜账什么时候收？”杨福财说：“我看你两个都记全了，等秋后割倒了庄稼，到各村收回来就对了。”我说：“隔那么久，赖账咋办？”一旁的明珠子肯定地说：“咱这地方，穷是穷，可不会有人赖账。”
忙过了秋庄稼的收割、打场，杨福财说：可以去收瓜账了。按照我和钟年年记的瓜账，欠账人分布在北起延长县雷道河，南至秋林镇，西至交里公社、云岩公社的地域。于是决定分两路收账，我和八珠子去西边的交里、云岩公社，钟年年和根海南去秋林镇北去雷道河。还瓜账既可以付现钱，也可以用粮食折抵，所以我们需要吆喝着驴去。
收账过程很顺利。每到一个村，当初吃了瓜的人都无异议，个别人付了现钱，大多数人用刚收获的粮食折抵。有的人还记得我这个卖瓜的知青，会说上一句：“这后生卖了瓜还来收账，顶个人用哩。”有的人家男主人不在，家里的婆姨也认账，我们说该折抵多少斤粮食，那婆姨会如数拿出糜子或谷子或玉米，倒在我们预备好的装粮食的布袋里。
有的人家还让我们喝碗水，招呼我们吃饭。但八珠子对我说：“水咱可以喝，饭可不能吃人家的。”他接着解释说：“你想啊，咱收瓜账，人家如数给了，咱再吃人家的饭，不是占了人家的便宜吗？那就不对了。”我觉得八珠子说得有理，在收账的日子里，我们总是吃干粮充饥。
几天以后，我们吆喝着驴，驮着几口袋糜子、谷子、玉米回到下熟畔。
再过几天，钟年年他们也从北边回来了。钟年年他们的收账之行也很顺利，收回不少粮食来。
我和钟年年交换情况后都有些感慨：宜川人也好，延长人也好，留下的人名、村子名都不是假的。看来，还真叫那壮汉说对了，陕北人哪有哄人的？
（作者曾在陕西省宜川县高柏公社下熟畔村插队，退休前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工作。）
梦幻青春
王侠
1976年4月6日，我们十八九岁，五男五女，全部来自北京，插队落户到陕西省宜川县寿峰公社桌里大队桌里小队。
大山之中寿峰川白水河蜿蜒流淌汇入黄河，河水绕山转一道弯儿，朝南的山坡上坐落一个村子，好似一条彩带上镶嵌着一串珍珠。桌里大队有五个小队（亦即五个自然村），就像彩带上的五颗珍珠。
桌里村有60多户，200多人，在川里算是大村了。桌里到宜川县走公路1976年4月摄于桌里知青小院。前排左起：杨丽娟、张爱民、王侠、张锦秋、李文华；中排左起：邱刚、书记李克勤、干部、干部、做饭婶婶及小孙子、队长李复兴；后排左起：王群、张革、记者、刘景伟、杨光伟、记者、记者、副队长薛宝山、方沈朝。
（土路）100多里，要翻老虎梁。若去公社要往下游走15里。
河下游与我们村相距11里的后峪沟村还有一个知青点，有十几个来自北京和西安的知青，大多比我们早来两年。这两个知青组自然而然像亲戚一样，来往密切。
县里的车把我们送到村边，有社员夹道欢迎。队里早就收拾好窑，烧了炕，还打了只羊鹿子招待我们。我们被引到知青点，这是一个川道上的小院，有3孔石窑给知青用，大的向阳窑是女生宿舍，侧面稍小些的是男生宿舍和厨房。
开始，队里派了个婶婶给我们做饭，待教会烧火蒸馍后，我们就自己排值日。每天留一人挑水、磨面、做饭、洗碗，其他人上工。
组长李文华，党员，大我们两岁，开始主持组务。屋前墙角种瓜点豆。
孵小鸡，买猪仔。组里决定十天一个休息日，干家务、开生活会。
日子就这样开始了。
吃的记忆
我们是春天到的，虽然队里给知青分了两分菜地，但还没来得及种，冬我们的小院（1976年4月，方沈朝画）储的萝卜已所剩无几。当地人没有种菜的习惯，既买不到，也无法“化缘”，所以过了一段吃不到蔬菜的日子。有人拿出瓶辣酱，吃顿辣椒面，那就是过节。而我从小就不吃辣，只能眼馋地看着，照旧吃馍蘸盐。后来学着老乡到山上采点野蒜，润润口舌。
插队第一年，知青是有食用油指标的，但十个月了仍没发下来。当时队里不允许种芝麻，种了也得给拔了。猪也是不能随便杀的，要收购。因为它们都属于“资本主义”的尾巴，要坚决割掉。老乡吃的都是蓖麻油，我们也入乡随俗吃蓖麻油。蓖麻油也得省着吃，十个年轻人炒一柴锅菜，油在锅底摊开只有乒乓球的直径大小。现在想来，蓖麻油吃多了会拉稀，少吃也是正确的。
这样过了几个月，肚里的油水少了一层。大姐李文华想了个主意，绕村不是有条河嘛，去抓螃蟹啊。大家兴致勃勃地跑到河畔，翻开石头，果然见到纽扣大小的螃蟹在四处乱跑。我们七手八脚地抓了二十来只，煮了一大瓮汤面，美餐一顿。
承蒙大自然眷顾，我们还成就了另一顿美餐。一天，山上的老乡惊呼着到知青点来求助，原来是两条蛇扭在一起从窑背落到灶台上。蛇在当地被奉为鬼神不许冒犯，知青则大胆妄为，一位男生上去用锄剁下蛇头拎了回来，众男生兴高采烈剥下蛇皮，拿出珍藏的酱油膏，红烧蛇段！火太旺了，竟然把柴锅也炒裂了。在家都没做过菜，蛇好像很瘦，味道一般，可是精神盛宴很美。晚饭过后，大家都去政治夜校了，院子里留下值日的我收拾残局。碗里还有块蛇肉！没有月光，也没有星光，周围黑黢黢的，不是城市中能想象的黑，只有煤油灯的一星火苗在摇曳，……恐惧在上升，鬼灵精怪的佳肴亦不能浪费，……“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仗着《毛主席语录》打气，我一口吞食了那块美食！
下乡五个月时，我被调到大队林场，离知青组有七里地。林场在半山腰，山下一条公路（土路）曲折而过。一天，传来远处拖拉机“突突突”的声音，我知道有知青来了，因为开拖拉机的大多是知青。果然，远远看到同组知青杨光伟开着手扶由远及近，到林场下面即大喊：“王侠！回村！”“玉米仓子倒啦！”看他很兴奋的样子，我问：“那有啥可高兴的？”“压死了一只鸡！”他立刻回答。
可怜仅剩的两只下蛋鸡还压死一只。我又问：“那也没啥高兴的啊？”“回去吃鸡呀！”他不假思索地回答。我无语，他们男生比我们更盼油水呢。为了品尝一只鸡，还不忘喊我回去。我在想，正是远离家乡，才把我们变成了兄弟姐妹。
因长期少油水，且干体力活，年轻的我们各个饭量很大，男生有的一顿吃一斤半黄馍（玉米面发糕），女生也要吃七八两。我到县里学习，一天供应两顿饭，每顿一个小枕头大小的白馍（白面刀切馒头），有半斤吧，还是吃不饱，可想而知，无论是老乡还是知青，粮食都是不够吃的。一般早饭吃红薯、南瓜。干活时，胃里红薯会作怪，不断反酸水，导致我后来回城后二十多年不吃红薯。午饭比较实在，一般是黄馍，小米粥，咸菜，炒土豆、茄子、萝卜什么的。晚饭以稀为主，小米粥、汤面，配以黄馍、红薯、南瓜等。全年小麦很少，一年每人只能分到一升麦子，过年时做一两顿白馍。晚上的汤面一般是白面掺豆面做的。
各家可以养鸡、猪、狗、牛、羊、驴都是集体养的。我们也拿鸡蛋请老乡的母鸡给孵化成小鸡，但不断有各种天灾人祸，能活到下蛋也很不容易。
我们也养猪，但知青不会打猪草，又很抠门，牙缝里给猪剩下的很可怜，那猪像狼一样苗条矫健，能一下蹿出一人高的猪圈，跑到地里偷吃，屡屡被队长抓回百般斥骂也不思悔改。
下乡约半年时，在黄河东岸山西吉县农场劳动锻炼的父亲来村里看我，在县里和知青办的干部吃饭，我晚到了，父亲送走客人回来看我享用残羹剩饭。
在家连肉皮都不吃的我不仅高兴地吃光了所有的剩菜，还用馒头蘸汤把盘子都吃得干干净净。第二顿饭，我吃不下了，连声遗憾地说天太热路太远，没法带回知青组给兄弟姐妹们解馋。后来听说，父亲回家后是流着眼泪对母亲讲述此事的。
蔬菜短缺的情况后来有了好转。我们推举王群带领大家种菜，我母亲寄来北京四季青公社的菜籽。王群边看书边指挥大家整地、打畦、下种、浇水、施肥、拔草、间苗、打芽……奇迹出现了，黄瓜、西红柿刚长出几片叶子，还黄黄嫩嫩的，离地才一掌高就开始挂果了。而老乡的瓜果郁郁葱葱长到一人高还不开花。是种子好啊！在老乡的提醒下，男生们赶快进山砍了些细长树枝当黄瓜架。老乡选的树枝直溜溜的，搭出架子很整齐，而知青砍的树枝七扭八歪，搭的架子很丑，但挡不住硕果累累啊！我们把六个最先贴地长出的黄瓜留种，直长到哈密瓜大小，完全变黄了，才摘下来放在窗台上晾干。
结果只留下半只，其他全被老乡分了。我们的西红柿不仅结得多，而且个儿大还不酸，旺季一天能收获一筐。我们还种了扁豆、芹菜、莴苣、茄子、青椒、韭菜……知青的菜地绝对是全村最茂盛的。老乡频频讨要菜籽，王群也被誉为“王菜农”。后来队长也来要白菜籽，队里种了一大片大白菜，但地太凉的缘故吧，北京的大白菜在这里不包心。
粮食还是不够吃，一年过到三分之二时，组长李文华开会说：“粮食不够了，我们回吧。”于是，大家分拨回家。回家的人带回了各家家长到处找肉票买肥肉熬炼的大油。
秋天，队里分给我们两棵柿子树，自己打下来，将柿子做成柿饼，是我们一年的零食。队里还分核桃，新鲜核桃仁剥掉嫩衣甜甜的，再蘸上新鲜蜂蜜，其美味至今难忘，其新鲜、有机、绿色，更在今日上下求索而不能得啊。
上工
村中大树上挂着一块铁轨，就是钟了。每天干活分三晌。早上天刚亮，队长就敲早晌钟了，干到八点多。早饭后干前晌，中午由队长看日头照在崖上的影子决定啥时收工回家吃饭。后晌要干到天擦黑。收工后还要干干自家自留地的活儿。可以说是披星戴月。
男生每天的工分是10分，女生是8.５分，这是队里壮劳力的最高分，很照顾的。
播种方法很古老，最前头一个小娃牵牛；牛后面一个外前人（男人）赶牛扶犁拉壕；一个女子娃紧随其后撒种；后面一个外前人脖子挂着装满粪土的大笸箩，用手捧着粪抛撒；最后面又一头牛拉着个荆条编的片子，人站在片子上面前后摇摆，把土抚盖平；这一连串的人和牲畜缓慢前行，播撒着一年的希望。我当然是撒种的了，这活儿也不易。撒麦种要很均匀地一把一把地撒过去。玉米种子要一脚挨着一脚量着地，一步一点头地点下去，一天下来保准头晕眼花。
锄麦时，大家一字排开，每人四垄，气势磅礴地往前推去。我只锄两垄，麦草不分，还跟不上。
比较烦人的是起圈。牛圈，脚下的粪稀糊糊的；羊圈，跳蚤一蹦一人多高，此起彼伏；送粪需肩挑担子或推架子车，对刚下乡的女生是个考验。
比较高兴的是摘花椒，满树红灿灿，香气袭人。但要小心刺扎手。
冬天，一般搞农田基建，土方活儿，要些力气。
后来，队里给我们分了工，杨光伟个高体壮开手扶拖拉机，我去了大队林场，方沈朝去了水利隧洞工程，杨丽娟去养猪场，王群当队会计，张爱民当赤脚医生……
